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后不久，李士英同志被上海国民党监狱当局押赴吴淞前线服劳役。他乘战乱之机，逃回上海市区，同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接上关系，带着潘汉年的信件，转辗南京、西安，于同年冬到达延安。抗日时期，李士英在中央社会部工作多年，并受中央派遣赴苏联学习。他坚持贯彻毛主席的路线、方针，反对错误倾向，历经磨难，忠贞不渝，对党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下面是根据访谈记叙的李士英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活动的几个片断。
坚持真理无私无畏
1937年11月，李士英到达延安后，先后在中央党校和中央情报、保卫训练班学习。1938年2月，训练班第一期结业后，李士英同志被分配到中央社会部工作，随即被派到陕北公学分校政治部，任学生总会指导员，负责接收从沦陷区和国统区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分校短短几个月工作期间，他经受了一次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党内重大原则斗争的考验。
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抗战一开始，毛主席、党中央就制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1937年底，刚从苏联回到延安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就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主张，反对党的正确路线、原则。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散布他的错误主张，陕北公学分校有的教员接受了王的错误观点，并在课堂上传播，分校某些领导也给予支持，致使这些谬论在学员中流传。
李士英同志早在延安中央党校和情报保卫训练班时，就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抗日救国的一系列指示，拥护党的全面抗战的路线、方针、政策。因此，他到陕北公学分校后，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右倾错误观点。他认为国共两党虽已合作，但在抗战路线上有着原则分歧，在国民党当局仍然坚持“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立场，并想方设法限制共产党的抗日活动的情况下，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一切服从蒋介石，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以及长期白区斗争、被捕坐牢的切身体验，使李士英同志深刻认识到王明的右倾主张绝对行不通。为此，李士英同志积极宣传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主张，并在学校墙报上写文章，批驳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李士英同志的文章在墙报上发表以后，引起了一场风波。有的教员讲课时指名批评李士英同志，并扣上机会主义的帽子。有的领导也在会上对李士英同志有所责难，要李作检讨。李士英同志不怕压，不怕批，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1938年9月至11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重申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主张。随着六中全会精神的贯彻，澄清了是非。在这场重大原则争论中，李士英同志表现了共产党人坚持真理，无私无畏的优秀品质。
不畏艰险 百折不挠
李士英同志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的胜利充满信心，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从不动摇。1941年夏，他从苏联经蒙古回国，途中遇到很多艰难险阻，历时两年半，才回到延安。这次传奇般的历程，充分显示了他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处险不惊、镇定自若的英勇气慨。1939年秋，周恩来同志赴苏联治病，中央派李士英护送，同时也去苏联学习、治病。同年冬，李士英同志抵达莫斯科，在市郊共产国际办的中国党校学习、治病。该校设军事、政治两个班。李士英在政治班学习，同班的有蔡畅、贺子珍、李握如、方志纯、杨子华等。在军事班学习的有刘亚楼、钟赤兵、谭家述、李天佑、卢东升等。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大举入侵苏联。共产国际办的中国党校停办，中国同志陆续回国。李士英、李天佑等10余人，由一名苏联上校护送，于1941年8月到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同年11月，李士英、李天佑、卢东升在党中央派去的交通员陪同下，从蒙古启程回国。他们打算经过沙漠地带，越过蒙中边界，经内蒙，到陕北。途中，因日本军队严密封锁，无法通过，只好折返乌兰巴托，滞留了一年多时间。这对于一心想早日回国参加抗日的李士英等同志来说，是万万没有料想到的。他们在蒙古，度日如年，一面靠喂兔子维持生计，一面多方了解回国途径。
1943年夏，了解到由乌兰巴托向西，从蒙古西南部，绕过日军控制的蒙中边界，可以进入宁夏，再返延安广但是，走这条路要穿越戈壁沙漠、无人地带和国民党统治区，迂回曲折，行程长达三、四千里，有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李士英、李天佑回国心切，决心冒险启程。8月，他俩经过周密准备，请一位蒙古向导带路，踏上归程。途中，他们打扮成蒙古商人，每人备了三头骆驼，驮上皮货、食品和水，进入茫茫大沙漠。农历七月初七那天，天气酷热，他们三人翻沙丘，越土岭，走着走着碰到一座山，再向前就找不到路了。只好拉着骆驼绕过山去，深入沙原戈壁滩。当时，骄阳似火，烤得人汗流浃背。他们口干舌燥，想喝水时，才发现骆驼背上六个铜鳖子里装的水，全在路上颠泼光了。这时，李士英、李天佑有点紧张，心想：“难道就这样渴死不成？”幸亏蒙古向导在附近找到了一口被野草掩盖的水井，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他们三人就掏出蒙古木碗，没命地喝。没想到，喝完不久，李天佑就拉肚。好在李士英带了点药，吃了以后，逐渐好了。这时，人困驼乏，极度疲劳，他们就在水井边，吃点东西后过夜。次日黎明，接着上路，继续在沙漠中艰苦地行进。尽管这段路程十分艰难，差一点渴死，他们仍非常乐观。在起伏的沙丘爬上翻下，李士英幽默地跟李天佑说：“今天算是到了你们广西的十万大山了！”
他们走呀！走呀！一连走了13天，终于走出沙漠，在沙漠边沿碰到一个汉人，这个人在路旁搭了一个小棚子，擀羊毛毡为生。这是李士英他们13天来见到的唯一一个人。他们向这个人了解了一些情况，又在戈壁滩走了几天，才到达宁夏阿拉善旗首府定远营。
李士英、李天佑在定远营找到了蒙古国在那里的联络站，在那里住了几天，卖了骆驼、皮货，换上了汉人服装，花钱买了通行证，离开了定远营，沿途闯过不少关卡。但是，到了中卫县黄河渡口又被拦住，过了几次，都未能过去。有一天在黄河边的一个集镇上，碰到了一个警察，李士英听他的口音像河南浚县人，就同他攀起老乡，说自己是河南滑县人（滑县与浚县相邻），到此地做买卖亏了本，要赶回老家去，但过不了河。由于李士英乡音很重的有利条件，这个警察信以为真，便答应帮忙。过了一会儿，他便找来一名船工，划着一只羊皮筏子，李士英、李天佑上了羊皮筏子，在风浪中颠簸了二、三个小时，终于渡过了黄河。
过黄河后，向东南走几十里路就可进入陕甘宁边区。可是，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的部队，把边区围得水泄不通，过不去。他们只好转向西南，绕道甘肃平凉，再去西安找八路军办事处。10月14日到达西安，由于去延安的路被隔断，只好在我军办事处住下来。谁知这一住又是半年。直到1944年春，我党驻重庆办事处的同志乘车经西安赴延安，有特别通行证。李士英、李天佑才同他们一起，离开西安。他们历尽艰险、长途跋涉，终于1944年3月28日回到了朝思暮想的革命圣地延安，感到无比兴奋和亲切。在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情况和回国经过后，他们的行动受到党中央的高度赞扬。
实事求是 掌握政策
抗日战争后期，李士英同志在延安参与领导西北公学的审干甄别工作。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得到同志们的好评。
1942年，毛主席亲自领导了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内容的延安整风运动。整风中开展了对干部的审查工作。由于康生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使审干工作出现严重偏差，造成大批冤、假、错案。毛主席、党中央及时制止了“抢救运动”的错误，并决定对被审查人员进行甄别。李士英同志从苏联回到延安后，中央社会部就派他到西北公学参加甄别的领导工作。
西北公学原是中央社会部培养情报、保卫干部的干部学校。整风审干开始后，承担审查干部的任务。中央各部委和延安一些机关、学校的二百多名受审查的人员，被集中到西北公学，同学校原来的学员一起编成几个班，接受审查。
李士英同志到西北公学后，作为学校甄别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之一，在甄别工作中，坚决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党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方针，客观、公正、冷静地处理问题。他再三强调，定反革命、定特务，一定要有确凿的证据，不能搞逼、供、信。工作中，他不仅认真听取汇报，仔细审阅案卷，还亲自参与调查，同被审查人员谈话。有个学员，在“抢救运动”中被逼“坦白”，承认自己是“特务”，并咬了许多人。在李士英同志指导下，经过甄别，终于澄清了事实真相，否定了这一假案。有个从内蒙到延安的党员，是我党派到日方搞情报工作的。“抢救运动”中，有人诬陷他向日寇出卖我方情报，被怀疑为汉奸。尽管审查时残酷斗争，挨骂挨打，但他坚决不承认。在李士英同志指导下，经过甄别，证实他系我党优秀情报人员，根本不存在投敌叛变问题。
从1944年春到1945年8月，李士英同志在西北公学，搞了一年多甄别工作。这次访谈时，不少当年同他一起搞甄别工作的老同志，对李士英同志严谨求实的作风，都交口称誉。罗青长同志说，士英同志是西北公学甄别委员会负实际贡任的主要领导成员，他执行毛主席的“九条方针”是坚决的。他头脑冷静、客观公正，对班里报送的审查结论，字斟句酌，十分慎重。西北公学的甄别工作是成功的。历史证明，西北公学被审查的学员绝大多数是好同志，经过甄别，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全国解放以后，绝大多数成为公安、情报战线的领导骨干。李士英为保护培养这一大批干部，在历史上功不可没。据凌云、王君同志回忆：在西北公学校部搞甄别工作那一段，对李士英同志最突出的印象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他十分关心同志们的政治生命，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是学校甄别小组三位领导人之一，待人诚恳，民主作风好，经常同我们在窑洞里研究材料，讨论问题，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他从不计较。同他一起工作，心情很舒畅。
服从组织 严守纪律
李士英同志具有坚强的党性。他总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工作上他服从组织分配，千方百计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1939年秋，中央派李士英同志护送周恩来同志赴苏联治病，并留在苏联学习。当时，李士英刚结婚不久，他连爱人王云（原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也没告诉，就立即出发。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央决定派李士英去蒙古人民共和国执行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李士英接到通知后，即于8月18日带领报务员等三人从延安出发。他不畏艰险，穿越封锁线，沿着长城一站一站地走，把路上见到的情况电报中央。同年10月到达晋察冀边区张家口，11月抵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在乌兰巴托住了二、三个月，因苏方代表态度冷淡，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李士英同志遵照中央指示，妥善处置后，于1946年春回到延安，向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作了详细汇报。毛主席听了汇报后说：“他们不相信我们中国共产党会取得胜利，最后解放全中国。这是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力量啊！”
蒙古之行刚刚结束，中央根据谭震林同志的要求，决定派李士英去华中局社会部工作。李士英愉快地服从调配，未及通知家属，立即随同谭震林离开延安，赴苏皖边区，迎接新的任务。
李士英同志自觉遵守党的纪律，严格保守党的机密。不仅在白区地下斗争时这样做，抗日时期在延安仍然保持这种优良作风。1938年春，李士英到陕北公学分校，化名李克文，公开身份是学生总会指导员。除校领导外，都不知道李士英是中央社会部派来的干部。当时，社会部对外对内都保密，女同学王云作为学生代表在学生总会任组织部部长，工作上与李关系密切。李士英一直没有告诉王云，自己是社会部的干部。李士英调回社会部不久，王云也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常有来往，李士英只说自己在延安小砭沟干休所工作。李士英同志从不向别人谈社会部的情况。和他共事多年的原国家安全部部长凌云同志回忆说：“士英同志是一个组织观念和纪律性很强的人”。“他从不炫耀自己，包括他当年在特科传奇般的经历。”
李士英同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坚强的党性，优秀的思想品质，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作者薛辉原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人事厅副厅长，黄卫平任冯锦汶同志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