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由于叛徒出卖，中共中央北方局党组织连续遭敌人破坏，党中央为加强北方局的工作，陆续从全国各地调来一些同志，充实力量。李士英就是在这时从直南特委调到北方局，在安子文同志领导下，参加天津、北平两地的除奸工作，为保卫北方局及河北省地下党的安全作出了贡献。李士英同志到北方局报到时，北方局交通科长安子文热情地接待了他，安排他在交通科做交通保卫工作，负责我党河北、山西、陕西、辽宁、黑龙江等几条线的联络，接待前来接头的同志，传递党的秘密文件和党内重要指示。当时北方局机关设在天津。这里是反动势力集中的地方。反动党团、特务、警察以及帝国主义势力相互勾结，压榨人民、搜捕共产党人，一片白色恐怖。党的交通工作是同各级组织进行联系的主要渠道，既艰苦又危险。为了适应需要，李士英等在日租界中原公司和法租界劝业场附近，分别以开设木器行和棉行作掩护，并在法国教堂附近的大吉里设了秘密联络点。由于工作出色，受到了北方局领导的表扬。1930年冬，天津河北区地下党又有很多同志被捕，但该区党的负责人李纯却安然无恙，这就引起了北方局和天津市委对李纯的怀疑。恰好这时有位被捕的同志通过监狱看守带出来一封信，说李纯已叛变，并帮助敌人审讯他们。党组织立即派人了解，通过调查证实，李纯已经充当了天津警察局的侦缉员，正千方百计寻找天津市委以及北方局负责同志。敌人企图利用李纯搜捕我地下党负责人，进一步破坏我党组织。北方局和天津市委考虑到，李纯对党内情况了解很多，并死心塌地效忠敌人，对我地下党威胁极大。为此，北方局决定由安子文组织一个专门班子，除掉这个叛徒，以绝后患。安子文同志受命后，立即找李士英、徐兰芝（铁总党团书记，后来叛变）、童长荣（天津市委书记，“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牺牲）等研究，制定了行动计划。利用叛徒李纯想找到党的主要负责人，向敌人报功请赏的急切心情，派一位同志与李纯接头，佯称有中央代表约他谈话。这一着果然很灵，李纯非常高兴，满口答应。于是按商定的行动计划，由那位同志在一天黄昏突然找到李纯，通知中央领导已来，约他立即见面，这个叛徒一时慌了手脚，他已来不及向敌特机关汇报，又不好推托，只得跟着那位同志走了。此时，行动组的几位同志己各带武器，提前到预定地点隐蔽埋伏。叛徒李纯跟着那位同志穿过几条街巷，进了法租界的一个旅馆。化装成联络人员的一位同志已在这里租了一间房子，“恭候’’叛徒，告其中央代表正在某处等候，就带他去预定地点。一到预定地点，埋伏在那里的几位行动组的同志迅雷不及掩耳地冲上去将叛徒干掉，并迅速撤离现场。为避开敌人跟踪，撤离现场时，他们处理了武器，换了衣服，又连续进了三个澡堂洗澡。法租界巡捕闻讯后，带着警犬赶到现场，因无踪迹可寻，只得空手而回。第二天，李士英不放心，派了一位同志去那个地方打探消息，证实叛徒确实被除掉了，天津报纸也登载了这一消息。后来，安子文和一位老同志提到在天津除奸时说，在那次行动中，李士英表现非常勇敢，不但枪打得准，而且很有谋略，使得那次除奸行动很成功。北方局书记贺昌还大大奖励了士英以及参加这次行动的同志。这次除奸行动，给了敌人一次沉重打击，为北方局以及天津市委迅速恢复正常工作扫除了一大障碍。北方局领导通过惩治叛徒李纯的行动也得到了启发，感到很有必要培养一批专门人员，建立一个专门机构，保卫党的组织。1930年底决定派李士英到上海中央特科学习，士英二话没说，即刻起程，学习结束后，中央特科决定留他在上海工作。
1931年4月，李士英受中央特科派遣，再次来到北方局，协助开展除奸活动，与其同来的还有中央特科人员李兰甫（已故）、孙小宝（上海“一•二八”事变时牺牲）。到了天津，几个人在法国教堂附近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住下来。不久，河北省委军委的薄一波同志来同他们接头。薄向大家介绍了情况，讲到北方局已撤销，组建了河北省委，省委机关设在北平，这次的任务主要在北平。薄还提出，他带李士英去北平，其余人留下另有任务。出发前，李士英作了认真考虑，这次执行任务身带武器，经过敌人关卡，如不采取措施，一旦敌人搜查，定会惹来麻烦。通过反复分析，认为敌人往往以貌取人，越是寒酸，胆小害怕，敌人越会搜查，反之，穿戴讲究，行动大方，敌人倒不一定搜查。于是他特意穿了一件新长衫，里面扎了一条宽腰带。薄一波也着意打扮了一番。他俩自北京东便门车站下车后，落落大方地走到出站口。这里几个国民党警察正气势汹汹地盘查着出站的行人。李士英向警察恭维了几句，警察上下打量了一下，看到两人装束讲究，不但没有“例行公事”，还陪着笑脸，连声说了几句客套话，给予通行。出站后，经过一番辗转和周折，住进了设在苏州胡同的山西忻定会馆。薄一波很快将李士英介绍给省委有关同志。据省委的同志介绍，北京地区党内出了叛徒，死心踏地效忠敌人，帮助国民党搜捕我地下党同志，党的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因此，省委决定将叛徒除掉，以保证地下党的安全。鉴于省委成立不久，没有除奸方面的人才与经验，因此，请上级来协助。省委还派了几位同志配合李士英。
当时，北京由张学良的东北军统治着。为进一步掌握叛徒的活动情况，李士英同志通过在东北军工作的地下党同志，对叛徒的情况作了进一步了解，然后与前来配合的有关同志一起研究行动计划。经商定，由前来配合的同志出面，约叛徒“开会’’。为保证行动人员的安全撤离，选择颐和园西北的红山口山上和圆明园两个偏僻之处为处决叛徒的地点，并确定了行动的时间。
4月中旬的一天，李士英等先按预定计划到红山口，在小桥边一个茶座喝茶，时间不长，叛徒按时赴约。见面后，彼此介绍并寒喧几句，便坐下来一起喝茶。为麻痹叛徒，李士英同志有意与其摆龙门阵，一会谈京城的名胜古迹，一会又议论风土人情，海阔天空一阵之后，对叛徒讲，为了安全起见，开会地点设在山上。叛徒对此深信不疑，便跟随上山。走了一段，山坡上有农民锄地，不好下手，又继续往上走。走着走着，山上的树密起来了，松柏树、酸枣树密密麻麻连在一起，已几乎没有空地，只有一条窄窄的、高低不平、极不规则的羊肠小路，蜿蜒曲折地往山顶延伸，看不到尽头。这时有人提出休息一会。李士英看地形很好。会意地点了点头，于是，选择了一块稍大的空地，把带来的点心水果之类摆在中间，大家围拢一起。士英紧靠叛徒身边蹲下来。乘其不备，他们迅速行动，很快结束了叛徒罪恶的生命，安全地撤离了现场。
“五•一”前夕，李士英等同志在圆明园再次实施除奸行动。叛徒按约定时间来到这里，由于大家对他很冷淡，他感到情况不妙，却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他没做过对不起党的事。李士英等立即宣布了他的罪行。这个叛徒听了之后，立即跪地求饶，妄图保命。鉴于这个叛徒罪不容赦，仍按省委决定对其执行了死刑。
李士英等这次到北平，先后进行了两次除奸行动，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消除了危害北平地下党安全的隐患，省委对此深表满意。不久，由于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机关紧急搬迁，李士英接到中央特科的紧急通知，立即返回上海，去接受新的、更艰巨的任务。
李士英同志先后两次到北方局工作，总共不到一年时间，但他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次我们走访时，对李士英同志英勇机智、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无不表示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