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士英同志来江苏工作，从1962年春到1967年下半年，我担任他的秘书。三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跟随士英同志身边工作时的那些往事，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现将最深刻的记忆，倾之笔端。
简朴、纯厚平易近人
士英同志生活简朴，待人厚道，平易近人。这是熟识他的同志的一致评价。士英同志调来江苏时，正值党中央向全党发出号召，提倡在党内以同志称呼，不用职务称呼。士英同志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指示。由于多年习惯，省政府办公厅工作人员在同级或下级用同志称呼比较顺口，对上级领导同志尤其是对高级干部起初则感到别扭，不习惯，有事跑到他面前总是难以启口，显得尴尬。士英同志遇到这种情景后就以身作则，在书记、省长、秘书长、主任、处长和一般工作人员中都以同志相称，并一再嘱咐，不叫官职。大家在他的身教言传中以同志称呼也就慢慢地习惯了。士英同志在同志间树立了一种亲密团结的革命大家庭的好风气，至今在原办公厅工作过的同志还记忆犹新。士英同志对待同志真诚坦率，和蔼可亲。他对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员、司机、医务人员以及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从不摆架子，不发脾气，不训人，总是随和相处，有时工作发生了差错，他也是耐心教育，说理开导。1963年春节，我陪士英同志到医院看望住院的老同志，去前我给医院院长挂了个电话，告诉他李省长何时要去看望老同志，只是想向院长打个招呼，那知道当我们到达医院时，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住院的老同志，正在等着省长的到来。慰问变成了欢迎的场面。我意识到这与士英同志的本意相悖，心里很不好受。慰问结束后回到机关，我向士英同志主动检讨了自己简单化的工作作风。士英同志没有责备我，而是语重心长地教育我在今后工作中注意，我接受了这次深刻的教训。士英同志经常下基层工作。他每到一地不要宴请和陪餐，有时推辞不了也只有一两个当地的领导同志陪同，常常是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桌共餐。工作结束后，按当地标准结算住宿、伙食费，付足粮票，不接受馈赠，不白吃白拿。有一次出差淮阴，工作结束将要离开时，司机收受了招待所一条香烟，士英同志知道后批评了他，并叫他立即把香烟退回。士英同志这种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作风，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
深人基层 调查研究
士英同志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主管政府的日常工作（省长惠浴宇同志患病长期在外冶疗）。他常在我面前说：“我是长期在保卫部门工作的，对工农业生产了解很少，生产知识贫乏，要做好政府工作，必须多做调查研究，多向同志们学习，多学习党的政策，多请示汇报。”士英同志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尽管他政务繁忙，但每年总要安排一定时间到基层作调查研究，了解社会情况，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他在短短的几年内，先后对棉花生产、集市贸易、群众以粮换物、社会治安、农村乱拿乱摸现象，淮阴地区发现“新华党”等反革命组织、治理苏北段运河工程、徐淮等地遭受严重水灾等问题进行调查。1963年5月下旬，徐淮等地下了六十年不遇的350至400毫米的大暴雨，顿时泛滥成灾。士英同志立即抽调农业、水利、粮食、民政等部门的负责同志组成工作组，亲自带领，风雨兼程，奔赴灾区。在灾区蹲点二十多天的时间里，工作组先后走访了11个县、17个公社、13个大队、17个生产队，接触了60多位社员，了解灾情。士英同志亲自到农舍、田头和老农促膝谈心，问暖问寒，认真听取群众的呼声，给灾区人民很大鼓舞，增强了灾民生产自救，克服困难的信心。调查结束后，写出了有情况、有分析、有克服困难的办法、措施，以及需要省里解决问题的意见，报告省委，为省委研究生产救灾，提供决策依据，也为当年9月中央生产救灾工作会议提供了徐淮两地遭受严重灾情的翔实材料。就是在这次受灾严重的淮阴地区，当时正是省里部署各地搞社会主义教育的试点，县社队的主要骨干都被抽到点上搞“四清”，忽视了应以抓灾情为中心，组织群众夏收夏种，生产自救。士英同志发现了这个情况后，立即和地委研究，调整了部署，把县社队的主要力量投入救灾工作。士英同志还在地委召开的电话会议上亲自作动员。广大干部听了都说：“这样就对头了。”由于士英同志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接触实际，对情况了解得深，对问题看得准，既看好的，也看差的，坚持实事求是，夏映真实情况。提出的意见也切合实际，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很正确的。因此他的调查报告不但及时为省委提供决策，而且多次被省委批转各地推广、执行。士英同志这种深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实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给我的教益甚多。
身处逆境坚持真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省委经常派士英同志代表省委接待红卫兵、造反派，调处运动中发生的一些“事件”。由于他身处第一线，遭围攻、非难，首当其冲。后来更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诬陷迫害。这些虽是往事，但在士英同志的一生中是一段极其坎坷难忘的岁月。
“文革”刚刚拉开序幕，南京和扬州城里就连续发生了《新华日报》、南京师范学院、扬州师范学院被造反派冲击。省教育厅长吴天石、南师党委副书记李敬义夫妇，被造反派揪斗致死。1967年1月3日，在林彪、“四人帮”直接怂恿支持下的一派造反派与另一派在南京“江苏饭店”发生大规模的武斗，这就是震憾全省的“一•三”武斗流血事件。士英同志在这严峻的时刻，受省委指派，不畏艰险，带领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亲临现场，正确处理了这些事件，保护了一些受冲击、被迫害的领导同志，因而遭到林彪、“四人帮”支持的造反派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后来江苏实行了军管，士英同志虽然离开了领导岗位，但他仍怀着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包厚昌等同志抓江苏的工农业生产，以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可是事与愿违。有一天，造反派在西康路33号要省委领导同志作检查，士英同志也被指名到会。名为检查，实际目标是对着士英同志的。造反派无端要他交代1966年11月在上海治病（因患胸膜炎在华东医院治疗）的二十天里搞了哪些阴谋活动。当时把我叫到会上，要我揭发。这是无中生有的陷害，激起我的义愤。幸好我对士英同志在沪治病期间的活动以及接触的人和事每天都有记载，我就乘这机会，在会上作了如实的介绍，结果他们什么也没有捞到，就打发我走了。我在回家的路上思忖着，为什么事隔半年多时间，他们还在追查士英同志在沪治病搞什么阴谋，有的人自己有想法，却依仗造反派对士英同志指指点点，这种反常现象，使我疑惑不解，我预感到必有厄运会降临到士英同志的头上。果然不出所料，“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来江苏，在一次造反派召开的群众大会上点了士英同志的名。这时造反派就乘机加害士英同志，诬蔑他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接踵而来的还把“叛徒’’、“反革命’’等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他的头上。一时间，“大叛徒李士英”的大字报在南京城里铺天盖地，一场深重的灾难向士英同志袭来。造反派抄了士英同志的家，并把他扫地出门，占领了他的住房。一个堂堂正正，久经考验的老共产党员竟被这些跳梁小丑揪到省内各市批斗，受尽苦难，士英同志被强迫跪在砖瓦上受折磨，致使两腿膝盖红肿糜烂，这些丧失人性的造反派也不给医治，使人痛心。士英同志在被造反派揪斗的同时，他的全家也受到株连。爱人在“五•七”干校被隔离审查、批斗，孩子也进了“学习班’’，逼他们揭发父亲，有个女儿亦遭到关押、审讯等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四个儿女，都被赶出家门，下放苏北农村劳动，受到歧视。士英同志身边的秘书等工作人员也受到株连。1968年初，林彪“四人帮”施展他们陷害老同志的阴谋，江青、张春桥叫嚣上海三任公安局长都是坏人，整了江青的黑材料。士英同志是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任公安局长，自然难逃他们的魔掌，“四人帮”就以这个莫须有的罪名，点名抓人，由吴法宪亲自指挥派专机将士英同志和洪沛霖及浙江、上海等市公安厅局长抓走，夜航押送北京关押。士英同志身陷囹圄后，江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掀起一股阴风，造谣惑众，散布污蔑士英同志畏罪自杀的种种谎言，以欺骗愚弄群众，一时间满城风雨，妄图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甚至还企图进一步迫害其家属和子女。
士英同志在逆境中没有被林彪、“四人帮”吓倒，他临危不惧，总是以坦然自若的乐观精神，对待险恶的处境。他始终坚定地相信党，相信群众。坚持实事求是，维护真理，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以坚定的立场，顽强的意志，经受住了这场特殊的严峻考验。士英同志不愧是一个品德高尚的老革命家。士英同志在京关押期间，受到非人的待遇，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他身患黄胆肝炎而被误诊为肠炎。幸在1974年夏被周总理“没有问题，解除监护”的批示，解救获释，才得幸存。士英同志回到南京后，安排在一家医院里，名为治疗，实际还受到监视、隔离。我从苏北农村来宁看望他时，只能从病房的后门偷偷进去，医护人员出于救死扶伤的高尚医德，给予精心治疗，使士英同志恢复了健康。士英同志及其家属至今感恩难忘。“四人帮’’被粉碎后，在中央的直接过问下，终于将强加在士英同志身上的种种诬陷不实之词全部推倒，使这起长达十年之久的冤案彻底平反，中央任命士英同志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并担任中纪委常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为“两案（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领导小组成员参与了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工作。士英同志晚年，又以高昂的革命热情投入政法战线的工作。
历史是无情的。好人总是流芳千古，那些制造冤假错案的蓄意害人的人，终于遭到历史的审判、人民的惩罚和谴责！
（作者原任江苏省公安厅政策法律研究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