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火纷飞的1947年,李士英同志从华中解放区撤到山东,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并主持该部工作,我担任了士英同志的秘书,跟随他先后去组建昌潍保安司令部、接管济南市警察局和上海市警察局。上海解放后,他任第一任市公安局局长,我分到新成公安分局工作。他为夺取革命早日胜利,日夜操劳,时刻想着群众,关心同志,有几件事使我终生难忘!
忠实执行党的方针政策
士英同志对党的方针政策认真研究、忠实执行,为干部作出了榜样。在粉碎敌军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后,我军转入反攻、解放新区、重建人民政权,公安工作面临的情况错综复杂,如何正确执行政策,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士英同志不仅重视对干部的政策教育,更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根据客观情况执行政策。每当他接到上级有关政策指示文件,总是认真学习领会。凡经他阅读过的上级指示,认为是重要之处总要划上很多记号,并嘱我摘抄在保密本上,事后拿出来反复研究,确定举措。他说:“今天是过去的发展,想想以往做过的事,考虑现在怎么办,对迎接未来也有好处,你们青年人更应注意这事。”有一次,我将他已看了几遍、并用红铅笔作了记号的有关对敌斗争的电报,退给了机要员。一天晚上,他突然问起这份电报的内容,我回答记不太清楚,他就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那份电报指出有的地区执行政策有偏差,对我们来说是前车之鉴,不能重蹈覆辙,要把其他地区的失误,看作是为我们做好工作付出的代价,切不可掉以轻心,一读了之……”部长的态度与往常一样和蔼,但话语的份量使我陷入自责的沉思。1948年6月,士英同志从山东渤海去昌潍地区组建昌潍保安司令部,经过长途跋涉,随行的同志都很疲惫,可是他在行军途中稍事休息,就拿出中央、华东局有关新区工作的文件,仔细研究,并亲自动手起草了《山东省昌潍地区保安司令部布告》(第一号),并在我抄写腾清《布告》时说:“新区工作首要任务是发动群众,肃清残匪,在对敌斗争中应特别注意不能捕人杀人过多,偏重镇压;也不能宽大无边,打击不力,偏重宽大。这两者掌握不好,都要造成脱离群众的后果,工作中应坚决遵守令行禁止的原则。”《布告》初稿形成,他自己去找先期到该地区工作的公安干部娄家庭等同志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又反复地跟潍坊市委书记徐冰和昌潍保安司令部其他领导同志磋商。《布告》定稿后,分发给各县的工作队,把政策交给干部、战士。由于政策措施得当,思想统一,执行得力,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发动和依靠群众,只用一个多月时间,建立了各县公安机关,基本上解决了肃清散兵残匪问题,顺利地进行了反动党团特务登记工作,捕人不多,杀人更少,但很快稳定了昌潍地区的治安秩序。这胜利的一仗,为接管济南积累了经验,为组建济南的公安队伍培养了骨干。光阴荏苒,四十多年过去了,1988年在上海召开华东局社会部的史料会议期间,竟又见到我当年为士英同志摘抄的中央、华东局有关指示的本子,这个本子他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它是士英同志认真研究、忠实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历史见证。
严于律己 宽于待人
士英同志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关心同志胜过关心自己。早在1946年,士英同志从延安到苏北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社会部副部长、苏皖边区公安总局副局长。在他到任前,干部中已经传开,士英同志长期在白区工作,在锄奸保卫工作方面功勋卓著,大家从心底里对他尊敬。到任以后,他找下属干部一一了解情况。一天,他把我找去,我一推开门,他就起身走到我跟前,紧紧握着我的手示意坐在他的身边,问我的工作、学习问题。他也向我讲述了从延安到苏皖边区的旅途趣闻。通过一席谈笑风生的交谈,使我原有的紧张心理烟消云散了。感到坐在我身边和我侃侃而谈的人不是部长,而是久别重逢的战友。三十年代,士英同志在上海进行地下斗争时,曾被帝国主义巡捕房逮捕,遭受敌人各种刑罚的摧残,双腿留下累累伤痕,每逢长途行军,艰难的步履使我和警卫员都很心痛。他苦了自己,却不薄别人,常常关心我肩上的背包太重,让我把被子等放在他的马背上。进入济南之初,他不分昼夜地工作,外出开会、下分局检查工作,没有汽车,在城市又不能以马代步,只好拖着残腿徒步行走。每当外出归来,见他腿脚肿了,我们想尽快为他搞辆汽车。当时,恰好在机关附近,有一辆弹痕累累,但还能启动的汽车,我和警卫员未经请示把这部破车拖回机关,拟作他的交通工具。他看到后,笑着对我们说:“一切缴获要归公,这是三大纪律啊!”执意要我们把汽车,交有关部门统一处理,我和警卫员无奈只好服从命令。士英同志的伙食,按规定应享受保健饭待遇,这也不过是三只馒头。可是在行军途中,哪里吃得上馒头,沿途能遇上兵站或村长,还可按规定凭粮票领到小米(连壳)煎饼和玉米窝窝头,及几根大葱;找不到村长,只能向农民买被我们戏称为“巧克力”的红高梁饼子,有时就连这样的干粮,也不是三餐都有保证。士英同志作为部长级干部出差,按后勤部门规定,每天有几毛钱备用伙食费,我想用这钱为他买几只鸡蛋,他从不允许。而他对周围同志的情况,却了如指掌,哪个身体不好,哪个冬衣单薄,哪个吸烟,都记得清清楚楚,一有机会就设法帮助。当时在缴获的物资中,偶尔有饼干奶粉之类食品,后勤部门按规定总要分一点给领导干部。士英同志分到后,总是忘不了照顾周围同志。如在渤海时,后勤部曾发给他几听奶粉,他要分给我和张文炳同志各一听。当我对奶粉罐头上密密麻麻的英文好奇时,他风趣地说:“这是运输大队长蒋介石送的美国克宁奶粉,你们尝尝味道吧!”有次在行军途中我丢失了仅有的一件土纺毛衣,事隔半年之后,这件事早已在我的记忆中消失,士英同志却留神记在心里,他担心我长得瘦小,冬衣单薄,到了昌潍保安司令部,作战科在清点缴获物资中,恰好有毛衣,他硬是要我写个领条,经他批准发给我一件毛衣。那个时候机制卷烟,对一些有吸烟嗜好者来说,被视为稀有之物。进入济南,商店货架上摆满了《哈德门》、《老刀》、《红锡包》等牌子香烟,吸烟的同志多么想一品香味,但因囊中羞涩,只好望烟兴叹。士英同志吸烟很少,常常把发给他的烟省下来留在开分局长会议时,分给吸烟的同志。同志们吸到局长分的烟,感动地说,小小几支烟,情谊重千金!我爱人孟杰同志,战争时期患了妇科病,那时无法医治,发病时痛苦难忍。跟随士英同志到上海工作后,士英同志虽然工作非常繁忙,但还是记得孟杰的病,在他的亲切关怀下,孟杰很快住进医院治疗。不久病好出院,并立即上班,士英同志看到后又叮嘱她要注意休息,还批给了保健费。尤其令我们夫妇终生难忘的是,1984年12月,我们唯一心爱的女儿因急病突然去世。士英同志获悉时,正住在医院,当时双目重影,视力极差,口授由秘书代笔自己签名,给我们寄来了沁人心脾的慰问信,字里行间充满了无限深情。更为感人的是还邀请我俩去北京,他要亲自作陪,揽胜散心,使我俩在悲痛中得到莫大的慰藉。九年过去了,每当看到这封信时,我俩禁不住潸然泪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这些似乎是区区小事,却映照出士英同志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的崇高美德。
一切为人民
士英同志时刻想着群众,他谆谆地教育干部牢记一切为人民这个宗旨。济南是华东最先解放的大城市,战争给城市建设、人民生活带来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百废待兴。广大群众也期待着入城的军人、干部能为他们做些什么,这就要求广大公安干警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以实际行动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处处为人民的良好形象。一次,士英同志去地处商埠的公安五分局检查工作,分局长汇报中讲到有的粪把头消极怠工,造成粪便漫溢,影响群众生活。他回市局后,即以公安局长名义,亲自召见几个粪把头,命令他们限期掏运粪便,对蓄意捣乱、破坏者,将依法严惩。几个鬼头鬼脑的流氓,走出市公安局大门就交头接耳地说:“好家伙,共产党真了不起,局长这样的大官,连咱掏大粪也管,可得小心喽!”与此同时,他叫我通知各分局,要求干部带头组织干警下街和群众一起打扫卫生,清除垃圾粪便就达六七万吨,把原来的垃圾堆清理得千干净净。这是人民公安人员在济南人民面前首次亮相,群众拍手称道:“人民的警察,说到做到,过去咱见到的是警察的棍子,听到的是吆五喝六”’。留用警察则表示:“今后得好好转变,再象过去那样对待老百姓,咱这饭碗可端不稳了”。解放前,上海成千上万的小菜贩为争得一席设摊之地,倍受地痞流氓的欺压,国民党在菜场设区分部,也把魔爪伸向摊贩。种种压迫、剥削曾逼得摊贩聚集到国民党市党部、社会局去请愿。士英同志早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很了解上海的社会情况,深知劳动人民的疾苦,认为安排好摊贩是关系到安定千家万户的大事。上海解放以后,他亲自抓整顿菜场治安秩序。我遵照他的指示精神,去本区各个菜场,宣传人民警察保护摊贩的合法经营权益,宣布流氓把持的“摊贩互助会”强行收费等行为为非法,帮助摊贩合理地划定设摊地点,保障他们的合法经营。菜贩们兴高采烈地唱起:“解放区的天是人民的天……”在士英同志直接指示关怀下,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我所在新成区“马立斯”等八个菜场,秩序井然,环境卫生变样。市公安局成立后颁布的第一个法令是<交通管理规则》。恢复城市交通秩序遇到的难题之一,是众多的三轮车乱闯红灯、任意停车,电影院等公共场所秩序一片混乱。群众不服留用警察的管理,警察也不敢管。有人当着留用交警的面伸出小拇指说:“喂!解放了,你还管得着我吗?”士英同志知道这些情况后,迅即要秘书叶茂林给我传达三点指示:第一,要从整顿三轮车遵守交通规则入手,把整顿交通秩序的事办好;第二,要上马路帮助交通警察解决问题,以实际行动教育留用交警;第三,要到三轮车工人中开展人民警察为人民的宣传,要他们遵守交通规则,服从警察指挥,对他们长期受压迫对旧警有怨气表示理解,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翻身感,建立新的警民关系。我遵照三点指示去办,很快改变了新成区交通秩序的混乱状态。在此期间,士英同志还利用星期天亲自听取我的汇报,鼓励我总结下基层、上马路做群众工作以及在实践中学习、提高,做好大城市的治安行政工作的经验。
搞“五湖四海”不搞任人唯亲
士英同志对干部搞“五湖四海”,不搞任人唯亲。在他领导下的干部中,有来自原华中、山东等各个地区的,也有原上海警察局系统地下党的;有公安保卫系统的,也有情报系统的。他为人厚道,待人诚恳,团结各方面的同志一道工作,这是同志们所公认的。就以原警察局系统地下党的同志来说,上海解放后从派出所长、科(股)长,到分局长、处长,都配有地下党的同志担任。他经常教育从老区来的干部要尊重地下党的同志,赞扬地下党警察系统党委书记邵健等同志对党有功,对上海的情况又熟悉,要注意取长补短。他对身边工作的干部,使用上很严格。1947年全党开展“三查三整”,他宁肯身边暂缺秘书,也坚持要我和张文炳同志去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的南下干部大队参加“三查三整”学习,直到我通过了“三查三整”的小结,才又回到他身边工作。进入上海前夕,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在济南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他又要我和王凌青等同志去参加会议,其间他与我们交谈会议精神时,特地嘱咐我:“进入城市以后工作要复杂得多,更需要好好锻炼,你和严厚明(警卫员)到上海后,都要下去工作,从基层起步,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有丝毫以胜利者自居的情绪,更不能与别人比名利,比职务,这是考验……”语重心长,使我深受鼓舞,愉快地到新成分局当治安行政股长,树立了信心,自觉到实际工作中去接受锻炼,从而避免了思想上、工作上可能发生的错误。
我在士英同志身边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亲眼目睹了士英同志身体力行,忠于党、忠于人民,专门利人,从不利己的高尚品德,时刻想着群众,关心爱护干部的优良作风,这些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光彩照人,须臾不可丢弃。
(作者原任上海市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