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李士英同志一起工作，是在1944年3月他到延安枣园后沟西北公学搞甄别工作那一段。当时，士英同志是学校的监委，参加学委会（即甄别委员会、校务委员会）的领导。凌云、晋巩和我是在学委会直接领导下负责研究和复查各班送来的甄别结论。我们同士英同志朝夕相处。在学委会领导下，园满地完成了甄别任务，弄清了学校大批干部的问题，其中士英同志是作出了较大贡献的。
1942年，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伟大的整风运动，这场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收到了巨大的成效。思想整顿后期又提出组织整顿。当时，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要进攻延安，又发现戴笠系统派了大批军统特务渗入陕甘宁边区。为此，中央决定进行审干、清理内部是完全需要的。然而，康生却错误地认为，在干部队伍中特务如麻，怀疑一切。1943年7月，他发动“抢救失足者运动”，重复了内战时期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抢救运动’’中，他大搞“逼、供、信”，造成大批冤、假、错案，伤害了不少好人，对党造成很大的损害。毛主席发现后，再次强调了防奸工作的正确路线，并立即指示停止“抢救运动”。随后，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毛主席提出的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反对“逼、供、信”，提倡调查研究。继而又下达对被审查干部的甄别指示，要求对每个受审查的干部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搞错了的，应甄别平反。
西北公学原来是中央社会部干部训练班，1941年改为西北公学，校址在枣园后沟。校长是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兼，副校长是李逸民。整风后期，组织派吴德同志来学校负责。审干时，提出专门机关和一般机关相结合，西北公学被指定作为延安审干的专门机关之一。延安党政军各单位送来受审查的干部，连原来学校人员共约500人左右。在“抢救运动”中那些历史稍为复杂的、在蒋管区工作过的、坐过敌人监牢的，被怀疑为特务、叛徒，致使受审查的干部大部分被打成敌我问题。1944年春，士英同志从苏联回到延安后，被派到西北公学，参加学委和甄别委员会的领导，与学委共同负责学校的甄别工作，并参加日常的具体甄别工作。
甄别工作中，士英同志认真贯彻毛主席的“九条方针”和中央的指示。他同我们一起学习中央的指示和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的文章，把它作为指导甄别工作的依据。通过学习，提高了思想认识和贯彻中央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在实践中找到了正确的甄别工作的方法，增强了信心。士英同志政策水平高，经验也丰富，他和我们一起学习、讨论，对大家很有帮助。
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是士英同志的突出特点。甄别工作中他一再强调，定特务一定要有证据，不能轻信口供，逼出来的东西不能算数。他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要求外出调查材料，要口问手记，态度谦逊和气。当时，中央社会部在延安威信较高，士英同志提出：“外出时要注意影响，爱护中央社会部这块金字招牌”。“抢救运动”中出现了所谓河南、甘肃等地“红旗党”的问题，涉及面很广。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曾请河南省委书记刘子久同志开座谈会，学校领导及士英同志亲自参加，以掌握第一手材料。经过反复深入地调查研究，并与各方面交换意见，认定“红旗党”是“逼、供、信’’的产物，予以推翻，并妥善解决了许多受牵连的同志的问题。在这一段工作中，对于如何掌握唯物主义，如何学会做调查研究，如何坚持实事求是，如何研究分析材料这些方面，所有参加甄别工作的同志都是很受教益的。
甄别工作中规定，对每个受审查干部的结论，先由班里写出结论意见，报校部逐个审查修改，再送校甄别委员会审定，最后由李克农签字上报，以示负责。士英同志作风严谨，对此规定，他严格遵守。学校领导和士英同志要求首先弄清问题的性质，分清敌我；同时也要严格掌握问题的分寸和轻重，区别一般的政治历史问题和思想认识问题。对每个结论，逐段推敲，字斟句酌。最后还要听取本人意见，如本人有意见，还可写在结论上。
士英同志生活朴素，平易近人，党性强，作风民主没有架子。那时生活还是很艰苦的，他一点也不特殊，他和我们几个人都在一个窑洞里办公。他又作领导工作，又作具体工作，看材料，与干部谈话，他都亲自干，常常和大家一起熬夜到一两点钟。班里报送校部的结论，我们先行研究，如有不同意见，同班里的负责同志交换意见，进行修改。他和我们一起研究讨论，每个同志都能畅所欲言，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他从不介意。大家相处融洽，心情舒畅。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工作，西北公学几百名受审查干部的问题，绝大部分都弄清楚了，实事求是地作了结论。后来，中央组织部的领导安子文同志曾说：“延安各单位送到中央组织部的结论，比较起来，要数中央社会部的结论质量高”。
由于甄别工作及许多善后措施得当，受审查的同志问题弄清后，都心情舒畅，愉快地走上工作岗位，没有留下多大后遗症。延安举行劳模大会，不少受过审查的同志被选为劳动英雄或工作模范，受到表彰。日本投降后，这批受到整风运动的洗礼，经过严格考验和锻炼的干部，轻装上阵，继续奔赴冀、热、辽、东北、华北等地，在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大都成为各个战线的领导骨干。总的看来，西北公学的甄别工作是成功的、有贡献的，正确贯彻了毛主席的“九条方针”，达到了弄清问题，团结同志的目的。
日本投降后，士英同志就离开了西北公学。和士英同志一起工作虽然时间不长，但他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的优良作风，使大家受益匪浅。
（作者原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