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李士英同志从相识到相知，是1961年他自最高人民检察院到江苏来工作后开始的。当时，士英同志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苏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主管政法工作。我在省委任副秘书长，后来调任省委农工部部长，在工作上接触较多，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生活作风艰苦朴素、联系群众，处事刚正廉明、敢于负责。
士英同志在生活上非常俭朴，认为讲排场、摆阔气、挥霍国家财产是犯罪行为。他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后，行政管理部门曾考虑给他配备一辆美国产的翘尾巴顺风车和一幢旧别墅，士英同志知道后很不高兴，坚决不坐进口车、不住小洋楼。并说：“江渭清同志（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都没坐，我更不能坐。”为这些事，士英同志后来还对我们解释说：“当前国家还很穷，老百姓生活也不富裕，吃饭都成问题，我坐那么高级的轿车，住小洋楼，和老百姓悬殊那么大，要脱离群众的啊！我们共产党人随时都要注意，永远不能脱离群众。”
1961年，徐州沛县因开发微山湖芦苇同山东方面发生水利纠纷，省委当时派士英同志和省农办主任前去处理，我也陪同前往，山东省委派了一位书记和省水利厅厅长。在水利纠纷协商处理过程中，士英同志把个人恩怨抛在一边，以大局为重，以事业为重，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和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使纠纷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经过三年调整，到了1963年下半年，国民经济情况明显好转，并有了新的发展。可也就在这个时期，“阶级斗争”这根弦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越绷越紧，“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成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而且阶级斗争的重点转向党内。面对当时政法系统的要求，士英同志的思想和肩上的担子都是沉重的。他凭着自己的认识看问题，凭着自己的党性原则和责任感做工作，一贯主张实事求是，不枉不纵，对每处理一个人总是采取“慎而又慎”的态度，因此保护了江苏党内相当一批同志。
在十年动乱中，士英同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思想压力更大了，但他没有向邪恶势力低头，更没有在那种险恶环境中退缩。我记得1966年自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后，接着在同年8月1日至12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把“文革”进一步推向了高潮。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中央人事也作了很大变动，林彪成了接班人，刘少奇同志在中央常委中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这年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谓“刘邓司令部’’的问题提出来了，刘少奇、邓小平同志被迫在会上作检查，失去了作为中央常委的实际权力。至此，“文革”的狂风暴雨在全国范围内铺天盖地而来，地方各级党政干部也受到冲击，工作陷于瘫痪状态。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同志被保护在北京京西宾馆，为了让江渭清同志回南京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毛泽东同志亲自写了信。结果中央文革把江渭清同志返回南京的消息捅给了在江苏的爪牙，江渭清同志一回到省委大院，就被一万多红卫兵团团围住，并被揪到中山东路307号去批斗。在批斗中，江谓清同志突然晕倒，被送至南京军区总医院抢救，红卫兵又蜂涌至总医院，将总医院包围。江渭清同志抢救脱险后，陈光、李士英同志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精神，要我把江渭清同志从总医院转移出来。我们便在没有引起红卫兵注意的一个小门，将江渭清同志秘密转移。后来，造反派头头都说：“江渭清是被韩培信背走的”。红卫兵便继续在总医院纠缠，迟迟不肯散去，弄得总医院无法正常开展医务工作。当时的南京军区、总医院某些负责人也都责怪于我，要我对此负责。在这种情形下，士英同志挺身而出，说：“如果说要对此负责的话，那么应该是由省委负责，首先是由我负责。”这件事发生过后，紧接着造反派拟进一步加害于我，要我交出我的一个儿子给他们处理。当时我感到为难，就请示士英同志，他明确表示：“不能交出去，我负责处理，我向渭清同志汇报了，省委负责。”事后想想，如果当时真的把儿子交出去，很可能就没命啦。从“文革”中的这两件事上可以看出，士英同志在当时形势下，能做到刚正廉明，敢于负责，是担当着多么大的政治风险啊！
三十年代，士英同志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多年，专门负责惩治叛徒、特务。到了“文革’’期间，士英同志也受到冲击，造反派硬说士英同志是“大叛徒”。在批斗会上，造反派要士英同志老实交代，士英同‘志一身正气、铁骨铮铮，说：“没有什么可交代的，解放前我在上海专门打叛徒，而不是什么大叛徒！”
现在，士英同志已是八十多岁高龄，近闻一些老同志发起征集编印《政法老战士李士英》-书，触动了我的忆旧之情，写了这点文字，聊寄祝福，也可使士英同志艰苦朴素、联系群众、刚正廉明、敢于负责的精神，对广大政法干警有所教益。
（作者原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现任全国政协常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