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青长同志访谈录
（整理/冯锦汶 薛辉）
笔者怀着敬仰的心情，来到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的寓所，请他介绍李士英同志在战争年代的革命活动。罗青长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士英同志是我们敬重的老同志。”访谈一开始，罗青长同志就满怀深情地说，“他是在我们党最困难的时期参加革命，在最艰难的战线上战斗，经历了对敌斗争和党内错误路线的严重考验。他被国民党反动派判过两次死刑。‘文革’中，又遭受‘四人帮’迫害，江青、康生整他，被关押多年。这些折磨，如果没有坚强的党性，是难以承受的。”罗青长同志说：“我和士英同志是抗日时期在延安相识的，接触较多。三十年代我们是延安中央情报、保卫训练班的先后同学，1944年又一起在西北公学搞了一段甄别工作。”
他又说，1942年，我们党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并对干部进行审查。在审干工作中，康生搞逼、供、信，搞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把一些干部，其中不少是从沦陷区和国统区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怀疑成特务、反革命，以致造成大批冤、假、错案。1944年春，党中央决定对错案进行甄别，将中央各部委以及延安一些机关、学校部分被审查人员集中到西北公学。这时，李士英被派到西北公学搞甄别工作。
据罗青长同志介绍，西北公学本是中央社会部培养情报、保卫干部的干部学校。到了整风审干阶段，专门承担审查干部的任务。学校把受审查人员同原来的学员混合编成五个班。初期，学校气氛很沉闷，受审查人员感到非常压抑。甄别工作开展后，为了加强领导，西北公学成立了甄别委员会，吴德负总责，李士英是实际负责的主要领导成员，罗青长等是委员。甄别委员会组织大家学习，提高认识，分清敌我，分清是非轻重，对落实毛主席的“九条方针”起了很大作用。“抢救运动”中，不少干部被怀疑为特务。实际上，当时有些人对什么叫特务，什么叫复兴社，什么叫CC，都弄不清楚。毛主席的“九条方针”出来后，社会部出了几本小册子，介绍什么是复兴社、CC、军统、中统，强调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把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或一般历史问题，同特务、反革命严格区别开来。通过学习，广大同志认识有了很大提高。
随着毛主席的“九条方针”的贯彻落实，加上具体实施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同志提出的“四边政策”——“边审查，边学习，边工作，边生产”，西北公学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学校成立了文娱科，由汪东兴负责。开展文娱活动，演出话剧、平剧（即京剧）、秧歌剧，曾排演了反映苏德战争的大型话剧《前线》，创作了秧歌剧《动员起来》，当时曾轰动延安，受到毛主席、周副主席的好评。还成立了通讯联络科，由刘志汉负责。组织有这方面才能的人员，搞电台通讯和密码研究等工作，配合了粉碎闰锡山进攻的上党战役，受到了毛主席的嘉奖。学校还响应中央的号召，搞大生产。这样，事实上就把“抢救运动”的紧张气氛转化为宽松的气氛，广大学员就从被怀疑受审查的压抑气氛下解放出来。大家精神为之一振。
“士英同志执行毛主席的‘九条方针’是坚决的。”罗青长同志接着说，“他头脑冷静，客观公正，对班里报送的审查结论，字斟句酌，十分慎重，甄别结论都是经集体讨论签字的。”
在回顾这段往事时，罗青长同志心情很不平静，他郑重地说：“抢救运动是错误的。西北公学的甄别工作是成功的。历史证明，西北公学被审查的学员绝大多数是好同志，经过甄别，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全国解放以后，绝大多数成为公安、情报战线的领导骨干。许多老同志谈起这一往事，无不感激党的这一政策。李士英为保护培养这一大批干部，在历史上功不可没。”
当谈到李士英三十年代初，在中央特科工作，除奸斗争中，英勇机智，为民除害的革命经历时，罗青长同志概略地介绍了特科的一些情况。
“我们的同志，包括有些高级干部对特科工作这段历史情况不了解。”罗青长同志说，“中央特科是周恩来同志一手创建和直接领导的。恩来同志对做过特科工作的同志很关怀。‘文革，中恩来同志保护了不少过去做特科工作的同志，也包括士英同志。”“陈云同志也是特科负责人。”1981年11月8日，陈云同志在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特科是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党的战斗堡垒。特科是一个有战斗力的白区党的地下组织。特科出过若干名有名的或者党内大多数人不知名的有功绩的同志。”“文革”中，“康生整了一大批高级干部，其中有一些他知道是对党有功的同志。比如对李士英同志，康生完全清楚。”
罗青长同志对征集整理李士英革命历史资料，深表赞成。他语重心长的地说：“把士英同志几十年革命斗争经历和优良品德的史料征集起来，编纂成册，很有必要。士英同志过去的工作性质是隐蔽战线，他不谈自己的事，好多人不知道。因此，收集整理，很有好处，一是对党对历史负责，一是传给后代，教育后代，激励人们继承和发扬党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
（笔者冯锦汶原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薛 辉原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人事厅副厅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