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革命工作后于一九四五年在沂南县公安局工作，公安局刘波平任局长、董丹修任副局长。我在侦察股工作，股长是王兴伦、魏学礼。当时的公安工作就像打游击一样，无固定住所,有时一个晚上要换几个地方。那时的公安工作和现在不一样，在战争年代虽然是干公安工作，和部队一样一直在打仗。那时我们的口号就是以打仗为主,在解放战争时期，沂蒙山区的几次大的战役我们公安干警都参加了：如青驼寺、垜庄、蒙阴、孟良崮战役。我们的工作重点主是配合主力部队,以为部队打仗服务为主，平时穿便衣做侦察工作，我们中多数人是当地人，熟悉地形了解国民党部队的分布、驻扎、兵力情况，便于给主力部队带路等。1948年我们从沂南公安局调到沂水地区专属公安局（后改为公安处）刘波平同志仍然任局长，我还在侦查科，科长是蔡道生、丁奎发。自1945年至1949年这段时间我和刘波平局长在一起工作，同吃同住达五年的时间。虽已过去六十多年了有几件事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执行任务遭遇伏击
1945年在沂南公安局时(当时住在南崖汶)，大约7、8月份（高粱已很高了）我们局接到上级紧急任务,要求马上到界湖(县城)通知新四军被服厂，通知被服厂敌人已从南边向北边进攻,让他们立即把装备和机器隐藏起来，以防设备落到敌人手里,由于新四军被服厂百分之八十是女同志,所以要尽快通知到。接到任务后刘局长带领我、司务长(忘记名字)、张松远、王恩达等从住所赶往被服厂,大约近20多里路,到界湖要经过往北崖汶。天黑时赶到北崖汶的东北角时,走着走着就听到司务长哎了一声,歪倒下了，坏了遭遇国民党部队的埋伏。大家立刻都掏出了枪，刘局长说："不能打赶快走，我们趁天黑赶紧赶路"，我们就按照突围的方向赶紧走，身后枪声一直在响。走了一段后发现司务长没跟上，刘局长说咱不能走了，不能把司务长丢了，不管死活都要赶紧回去把司务长找到。我们又悄悄返回去,找到了司务长发现他的腿受枪伤了,流了很多血不能走，这样我们就他背着走，走出几里路后,司务长因流血过多牺牲了。我们把他埋了后，就赶往新四军的被服厂执行任务。
任务完成后，我们通知了司务长的家属，并出了阵亡的证明。后来民政部门办理烈士,家人享受了烈属的待遇.
清理叛徒，为民除害
（一）
事情发生在1947年6、7月份，在汶河以东南崖汶过了汶河以西就是张庄，当时张庄是敌人的驻地,住着国民党的部队.我们局接到上级的任务，具体任务:是要不惜一切代价立即除掉张桂兰(记不很清). 张桂兰那时是张庄的识字班班长,（是当时的年青妇女先进组织，当地没有结婚的女孩称为识字班）。她叛变了向国民党报告了，她所知道的我们共产党员和干部及新四军武器隐藏情况.由于她的出卖当时已有5、6个（党员、干部等）被国民党杀害了，为了减少更大的伤亡，和保护好藏在周围山上的新四军的武器等。决定不管用什么方法，必须除掉叛徒张桂兰。
为顺利完成任务,刘局长把我、王兴伦（侦察股长）三人叫在一起商量如何办。首先要摸清张桂兰的活动范围，和国民党在张庄驻地的情况.通过调查摸清了他们活动情况后。决定由刘局长、王兴伦、张松远、我和家在张庄的老尹(记不请名字),在夜间去张庄，在她家里执行处决，提前写好了告示（大约十几份，像传单一样不大，内容就是通知大家张桂兰叛变,应得的处罚）。那天晚上天气很好(大约11点左右)到了张庄村边时，商量刘局长和王兴伦、张松远在外面等着接应，老尹和我进庄，一方面老尹他熟悉张庄的地形，另一方面不宜引起张桂兰的怀疑。我和老尹悄悄进庄在张桂兰家附近隐蔽着，大约在夜里1点多，张桂兰从国民党住处那里回到家,她刚进一会，我们就敲门，她问谁呀，老尹回答：我呀，她也没怀疑就开了门，老尹与她聊了几句，我们就进了她屋里。我们说明来意后，没等她反映过来，我们就用事先准备好的绳子把她勒死了，然后写好把告示放在她家里一份，剩余的撒在了街上了。我和老尹都没想到任务完成的这么顺利，出村后我们与刘处长他们汇合，把情况作了简单汇报,因为还在敌人的圈子里得马上离开。就这样顺利的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及时的清理了党内的叛徒，打击了敌人的势气。
清理叛徒，为民除害
（二）
1947年在青驼寺镇，原来是我们的一个镇干部（名字记不清了）叛变了成了国民党,当上了伪乡武装队长. 国民党的乡武装队有20来人10来支抢，他们作恶多端危害很大，杀了我们二个村党员干部。当时我们接到任务，要求除掉武装队长。刘局长即召集研究具体方案，安排组织了16个人由丁奎发带队，并找了一个家在青驼寺的同志带路进入村庄。同时刘局长还带了一个排40多人在外边接应。
青驼寺是国民党的驻地,为防止暴露目标减少损失,我们决定晚上出发到了武装队长家抓他，先由几个人摸黑进村后，很顺利到了他家，丁奎发对他说：你跟我们去给领导汇报一下，国民党在青驼的情况。他当时一看这架势也就跟着出来了。路上安排丁奎发在前，他在中间，我跟在他的后面，其他同志随后。出了青驼镇约十几里路时（得走三十几里才能到我们的地盘），大概丁奎发想解手就往外走了一步，用手向前一指。天黑我不知道他想做什么，光模糊看了他的手势,理解错了丁奎发的意图，我就抬手一枪就把叛徒打死了。当时丁奎发就说谁让把他打死，我们还得要他的口供来，我心里非常不服，回来后觉得自己做错了。见刘局长后，丁奎发汇报了情况。回到局里两天后，蔡道生对我说：刘局长说了小满这次办的事，不要让他有顾虑没事,但要接受教训。后来见到刘局长他也没有批评我，解除了我的思想顾虑。
我在1945年至1949年和刘局长在一起待了五年的时间，济南解放后，刘局长找我谈的话，派我、齐星林、刘良存,郭守勤等共10人，我当组长一起到鲁南（指挥部在鲁南）参加剿匪，从大汶口做火车去临城（现在的薛城）剿匪三个月，公安部准备成立湖区公安局。刘局长给我来了一封信，告诉我们参加剿匪的人员留下成立湖区公安局，从此和刘局长断了联系。
1952年我从湖区公安局调到了济宁县公安局，一直没有再见到刘局长，文革中我听说他受了不少罪，我很想念他。（作者满良田：济宁公安局离休干部，享受县处级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