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我永远不能忘却的记忆，多少年来，我一直深深地想念着它，它好像发生在昨天，又好像发生在那遥远的记不清岁月里。
那是五十六年前的事。一九四一年五月，我在沂蒙山区沂南铁峪南山同日寇的战斗中，负了重伤。一身七处伤口，疼痛与流血使我处于昏迷中，是一位大嫂救了我。她先把我藏起来，后又把我送到依汶南山的野战医院。我在昏迷中也顾不上问她的姓名，四个多月出院后，我急着赶回部队，没有来得及去寻找这位救命恩人。后来多次要去找这位大嫂，因部队北移，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日寇投降，一度有了一个和平环境，我决心去寻找这位大嫂，但组织上又叫我参加军调部济南三人执行小组的一些活动，大部分时间活动在胶济线，也没有时间南下沂南。解放战争中，部队行军作战，流动十分频繁，就更没有去沂南的机会了。全国解放，我们部队来到了南方，走得就更远了，更没有机会了。
离休后一九八六年、一九九三年我两次到过山东，到过沂蒙，打听过好多人，也找我寄存物品的老村支部书记，陪同我到沂蒙山区的一位王处长，说这么久了恐怕找不到。同时他把我们行程排得很紧，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找，连访问铁峪南山这个机会，都没有安排上。有种说法说，那个半山腰的那个小民房早没有了，使我十分遗憾。就这样，上半个世纪来没有遂了我到沂南铁峪南山看看这位大嫂，看看当年我受重伤的这半山腰的房子的心头之愿。我是多么想念这位敬爱的大嫂，多么想念我在那里战斗生活了九个年头的沂蒙人民哪！多少年来，我一直感到不安、内疚。对当年冒着敌人的炮火救我下战场，冒着到处都是“扫荡”的敌人，在敌人圈子里转来转去，用担架把我送到野战医院的乡亲们，当时我连说一声“谢谢”、“再见”的话都没有，就离别了他们，一直再也没有见到他们。当年大嫂救我，乡亲们抬担架的那种情景，我在昏迷中，有时又清醒，所能看到、听到的那些记忆到的事情，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一幕一幕地像过电影似的时常出现在我的记忆里。那永远无法忘却的铁峪南山，那半山腰的孤单的民房。当年大嫂和抬担架的乡亲们的那像父母爱护儿女一样的那一张张热情的面孔，那种不怕枪林弹雨，不顾生死的勇敢无畏的精神……我无法忘却这一切一切。
那是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五日的下午，太阳快要接近地平线，我们部队从青驼寺北移，在行进到沂南铁峪南山坡时，突然与从蒙阴出来“扫荡”的日寇遭遇。一部分敌人已进到南山的西山头，被我警戒部队发现，敌我双方立即打了起来。我们部队边打边突上山头，我快步奔向山垭口一个小土地庙，敌人一梭机枪，打中了我的左上肢，打断我的左肩胛骨，翻过山顶后又遭受到敌人迫击炮的袭击，我头部、胸部多处受伤。下到半山腰时，敌人一发炮弹打来，弹片割断了我的左手掌，切下了三个手指，仅连一点点皮。我用右手把手掌抓起来，走了几步，敌人又一发炮弹打来，弹片横割我的右小腿。这下，我无力前进，倒下了。同行的在伙房帮厨的卢林同志，见状马上丢下担子说：“科长！你受伤好重呀！放心，我背你下去。”当时炮火十分激烈，我叫他：“快走，敌人马上要翻山过来，不要管我，你快走！”他坚持一定要背我下山，走了十多米，我看不行，我说：“你一定放下我，不然两人都得牺牲。”经我再三说，他看到前面不远的半山坡，有一个小房子，才把我背到那间房子里的小床上放下。我要他走，他还是不走，在我坚持要他走的情况下，他说：“我去找人来。”我这时流血很多，神志已经有点迷糊，在朦胧中，我发现进来一位妇女，但我已经说不出话了。她解下我腿上的绑带，撕开鲜血粘连着的衣服，用剪刀剪开血衣，在我身上的棉衣上剪取小块，清洗了一下身上的血，帮我包扎伤口。我微微地听到她自言自语：“伤好重呀！”“唉呀！鬼子真狠心哪！”一会她出去了，不久端来一碗蛋汤，要我喝。我的大出血是止住了，稍觉好了一点，我口渴极了，嘴上、鼻子在冒火，我多么想把那一碗蛋汤一口喝下去。但我一想“不行哪！喝了水不是又要多出血！”我忍住干渴，没有喝。大嫂端着碗，手颤动着，着急了：“同志！喝一点。你看嘴唇都干裂了。”说着用调羹把蛋汤往我嘴边送。这样，我稍呷了几口。这时，天还未黑，大嫂出去了。后来才知道，当时鬼子大队人马冲下山，直奔铁峪村，没有搜索山坡。大嫂出去后，我又迷迷糊糊，似睡非睡。大嫂时而守着我，时而出去，她在忙什么我也不知道。一直等到天快黑了，可能她看到外面没有什么大动静，就把我从木板床上搀扶起来背到山坡房子西侧小路旁，轻轻地扶我坐下，然后把路边一米的路边石坡掀开两三块大石头。这时我有点纳闷： “这是干什么？”我才看出小洞口里面挖了一个可蹲三四个人的洞。大嫂轻轻地半抱半推地把我送到了洞里。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也不想说话，我无力地抓了一下她的手，表示感激之意。别的也无法表达自己的万分感激的心情。她交代几句：“放心，我会来。”又垒上洞门外的几块石头，就走了。我在洞里，整理了一下扎伤口的绑带，这时血已不再往外流了，但还在渗出，接着我迷朦地又是似睡非睡地半蹲半躺着。一会醒来听到脚步声，我以为敌人来了，便拿出了手枪，低头紧靠洞口，观察动静。一会儿，洞门口又看到大嫂的身影，她又背了一位伤员来，还是先搬开洞口的石头，然后把那受伤的同志送进洞里来，他满身血，但伤比我轻，可以活动。后来我知道那是我们科敌工干部训练队的学员，胶东人，名字我已经忘记了。我俩在洞里静静地半坐半躺地靠着洞壁，都精疲力竭，很少说话，只有伤口疼得控制不住的时候，痛楚地哼几声。到了半夜，大嫂带着十多个人来了，边打开洞门边说：“这回鬼子都在村里，没大动静了。村长来了，担架也来了，民兵担任警戒。走吧！送你们到野战医院去。走的路线，已打听好了。路上我们会注意，你们放心。”大嫂边说边和村里的人轻轻地把我们扶出洞口。这时大嫂看我精神很不好，便弯下腰低下头来，用脸贴着我的额头好像试一下看有没有发烧。接着她转过脸对村长说：“发烧了，怎么办？”她十分焦急。村长说：“我们快走，早点送到医院去。”就这样八九个人把我俩抬上了两副担架。大嫂亲切细腻地理了一下我们的衣服，盖好被子，又端着碗，用调羹给我喝了两口水。在村长的催促下，她好像无可奈何地从担架旁站起来，略停了一下说：“村长，我还是跟着去。他伤很重，路上我好照顾一下。”村长说：“夜黑，路不好走，路上还可能有情况，你还是不去吧，我们会照应的，你放心。”但她还是固执着要去，经村长再三劝说，才把她说服，同意不去。村长说“走！”八个老乡就把担架抬起来了。三四个民兵走在前面。刚走了几步，大嫂又叫停一下，几步赶上来。又靠上我那副担架，低下头来，贴近我，再看我一眼。她看我右手动了一下，再从微弱的夜光中，好像看到我噙着热泪和我那好像要说什么的眼神，她懂了，轻声说：“不用谢了，一家人嘛，路上保重！”就这样依依惜别，我们和这位亲人大嫂分手了。在路上担架摇晃、震动得我伤口疼痛难忍。拂晓时，到了依汶河南山坡野战医院，那里没有房子，是一处山坡地。村长和医生说了几句话，交代了一下，来到我们身边辞行，就带着民兵乡亲们走了。我躺在担架制成的病床上，医生为我换药，钳子夹着被血凝固住的棉花、碎布，疼得我几乎昏了过去。换药后，我依然无法入睡。我躺着，一直在想着这位大嫂。大嫂的身影，大嫂那亲切的面容，像母亲照顾孩子那样的亲切、爱抚动作……真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这一切一切，一直在我脑子里回旋。第二天，医院把我转到马牧池后山南墙峪西侧山脚下的那个深山沟里的医院，我在治伤的三个多月中，一直想着她，怀念她，怀念那里的人民。多可爱的大嫂，多可爱的乡亲！一九四一年的九月间，伤愈后，我又回到了部队，回到了我那对敌斗争第一线的敌工科。一个月之后，敌人就发动了对沂蒙山区的兵力最大、时间最长、最残酷的一次大“扫荡”。我伤残的身体，并未完全康复，即投入了这场沂蒙山区军民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反“扫荡”斗争。为了人民，我又踏上了杀敌的战场。
五十六年过去了，就像前面写的一样，我一直怀念着这位大嫂，怀念着那里的乡亲，怀念着在整个战争中和八路军同甘共苦、浴血苦战的沂蒙山区的人民。当我执笔追记当年那一幕动人情景的时候，战争中沂蒙人民和八路军并肩作战，生死与共的军民鱼水情深的情景，又一幕一幕地在我脑海中翻滚起来。临窗执笔，遥望北空，遥望沂蒙山那巍巍的七十二崮，我心情十分激动。我祝愿沂蒙人民在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中取得辉煌成就，我祝愿沂蒙人民幸福、安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