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前夕，在华北积极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加强对敌占区的控制，同时不断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加紧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企图彻底破坏摧毁我根据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日军及伪军一部共五万余人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发起了“铁壁合围”大规模“扫荡”。四日拂晓敌人突袭驻沂南马牧池的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山纵机关突围转移。五日，敌合围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师部。六日我胜利突出重围。敌袭击马牧池后，山纵政治部江华主任带政治部机关及警卫分队，到南墙峪找山纵指挥机关，他们已转移。江华主任随即带机关南渡岸堤河上的孟良崮，被敌发现后，打了一天，天黑突围。在孟良崮北侧，江华主任把我叫到跟前说：“当前敌情严重，情况紧急，你们敌工科、敌工干部训练队留下来，由你带领就地坚持斗争，开展对敌工作。山东分局朱瑞书记带纵队直属青年团一部，在内地坚持反扫荡斗争，你可与他取得联系，看他对你们工作有什么指示。”“你们敌工科要注意巧妙避开敌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又要相机积极开展对敌宣传瓦解等工作。”我受领任务后，随即带敌工科、敌训班一百多人，离开机关到孟良崮东山坡“前卫印刷厂”驻地一带活动。这一带是高低大小不同的小山丘组成的丘陵地，当时各个村庄、所有山头都已有敌人活动，但到了晚上敌人有所收缩，集中到村庄或有利地形地带。我们敌工科当晚研究决定分头派人出去了解一下就近敌情，然后再确定下一步行动计划。第二天晚上，派出了解情况的人回来，将情况汇报后，我们分析认为虽然敌情很紧张，我们枪支少，硬拼不行，但晚上敌人收缩，我们活动空间还是不小的。大家商定了下一步分成五个小组活动的行动计划，并决定首先要设法和朱瑞书记尽快取得联系，看他有什么指示，然后行动。
第三天我们了解到朱瑞书记的行踪后，我带几个同志立即赶到汶河北边东西寺堡附近的一个小村里见到了朱瑞书记。我去时他正在一间小屋里蜡烛光下看地图。我在门口“报告”之后，他抬起头来看了看，稍停一会他看是我，就说：“庆宇同志，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我听江华同志说你留下来了，我正要你帮我做点事。”我听过几次朱瑞同志作的报告。在一九四一年春节沂水苏村邢祚光率领伪军政人员杀死二十个日本人起义之后不久，朱瑞同志曾找山纵宣传部刘子超部长和我谈过，他很关心山纵的敌军工作。特别是一九四一年六月中央军委发出了反“蚕食”斗争指示，提出“主要从政治着手，而不能只是军事进攻，或以军事进攻为主”之后，他对我们敌军工作不断有指示。山纵宣传部刘子超部长受组织委托兼管敌工科工作，他要刘部长多抓抓这项新的工作。他指示要加强宣传瓦解敌伪军，争取发动群众。对敌占区的上层人士，特别是对赞成拥护抗日主张的开明地主、乡绅，要多做团结他们抗日的工作。他还指示要通过敌工科的关系找各种渠道，帮助有关部门在敌占区采购我们急需而又奇缺的药品和紧缺物资，以及在敌人“扫荡”时，在敌占区找关系安排隐蔽有疾病、行动不便的女同志等等。他很信任支持我们工作，有一次我碰到他，他拉我到一边说：“有件小事，可以麻烦你吗？你给我到敌占城市找人修修我这块表。”我一看是一个按一下会打点报时的金黄色的怀表。我想指挥员是少不了怀表的，他这样一位高级指挥员就更需要这种不需要光照按一下就打点报时的怀表。我马上表示“坚决完成任务”。他笑着说：“这不是任务，你有办法就给修一下吧。”我说：“好！一定想办法。”后来托关系在青岛给他把怀表修好了，他十分高兴。所以这次来向他请示工作时，他一下就认出了是我。他让我一旁坐下后就谈起来。一边看地图，一边问了一些敌人在界湖、依汶、岸堤等地的敌情、动向等。
我把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都一一向他作了汇报。他说：“这次敌人‘扫荡’，用的兵力很大，敌情很严重，南沂蒙这块小根据地的所有大小村庄、山头差不多都有敌人。日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实行‘三光’政策，根据地军民面临极大的困难。我们分局纵队指挥领导机关和部队已转移到蒙山等外线打击、牵制敌人，我带精干指挥机构和一小部分部队（对外叫特务大队）暂时留下来和根据地广大军民一起坚持斗争，指挥领导根据地内军民开展反‘扫荡’斗争。我带的机关、部队都很精干，可以穿插迂回相机打击敌人，以鼓舞群众斗志，提高群众反‘扫荡’的胜利信心。”接着朱瑞同志问了我们敌工科留下来的有关情况和行动打算，我一一作了汇报。我说：“我们敌工科有干部七八人，有一个交通班（穿便衣都有武器），还有一个敌工干部训练队一百余人。弹药不多但队伍精干。我们打算分成五个组派出到界湖、岸堤、艾山（隋家店）、垛庄，以及青驼寺方向等地，结合当地县的敌工站、组开展活动，主要搞些对敌伪军宣传工作如写标语、散发传单等。同时和当地区、乡地方干部民兵配合行动，相机打击袭扰敌人和敌便衣特务，摸敌人岗哨。敌工科本身在这一带指挥各组活动一段后，准备东进界湖、铜井一带指导沂水城区、沂东、边联等地的武工队开展反‘扫荡’斗争的活动。对已进到沂水河边以大安为据点的日本特务水原清的所谓‘水原清实验区’的活动，我们打算开展一些工作，掌握了解他们情况进行监视控制，并准备开展对他内部的组织派遣工作，创造条件，以便在扫‘扫荡’结束之后彻底摧垮它。”朱瑞同志说：“很好！你们就按你们的计划办。你们要设法了解敌军的行动情况，把敌人‘扫荡’的兵力分布活动，以及在根据地搞各种破坏等情况，随时报告我，要注意和我取得联系。对敌特水原清，要紧紧监视他的行动，要从他那里了解一些敌人‘扫荡’行动的情况。他在‘扫荡’前向王建安司令提供的情况，真真假假，有虚有实，目的是迷惑我们。他透露这次‘扫荡’重点地区是滨海，实际是声东击西，重点是鲁中，企图诱使我们转移鲁中在沂蒙山区包围歼灭我们。但我们识破了他们的诡计。我们从敌兵力的实际调动部署上，可以分析敌人动向，得出正确的结论。所以这点，我们不怕，你们可以再接触他试探，摸他的底。他打着所谓‘对八路军友好亲近’的幌子，向我提供所谓‘隋况’也可以接受下来，它可以供我们对照分析嘛。”朱瑞同志还指示我们开展对受欺骗群众的宣传，对他内部正在组建的伪警备队（自卫队），要派人打进去，对水原清周围要布置专人监视，掌握他的一举一动。待敌人“扫荡”结束之后我们里应外合一举收拾他。朱瑞同志谈话时，外面情况非常紧张，周围几百米远就有敌人，不时有激烈的或零星的枪声。但他从容不迫，指挥若定，时而摘下眼镜，对着灯光看看、擦擦，时而搓搓手。从他的谈话中看出他对敌我斗争全局胸有成竹。他谈话话语明确、坚定，目光炯炯有神，从这位党的高级领导人身上，我们看到他对这场反“扫荡”斗争充满坚定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心。谈话快要结束时，他站起来在小屋子里走，说：“你先回去吧，注意和我保持联系。我们还要转到蒙阴方向去，要找行署和县委县大队的同志谈谈。”这样，我就告辞出来，回到孟良崮东山坡找到我们科的同志，研究了一下，决定立即按朱瑞同志指示分头去执行。五个小组连夜分头向预定地点行动。我们科本部在孟良崮周围。这一带白天活动十分困难，但东山坡地形是起伏丘陵地，白天有利于我们隐蔽和敌人穿插周旋。经常是敌人上了这个山丘，我们即迅速转移下一个山丘，我们和群众几乎混杂一起。吃的方面，群众“坚壁清野”的粮食已被敌人挖出烧光，我们近一个星期顿顿都是吃狗肉（当时地方政府号召杀狗），有的同志吃得都吐了，但没有办法还得吃。到了晚上才是我们活动的天下，我们各组和民兵一起袭扰敌人，宣传群众，同时开展对敌宣传，写标语，张贴油印、石印的宣传品等等。
在反“扫荡”中，我第二次找到朱瑞同志是在马牧池北大山后面，南墙峪西山下面小河沟傍的一个小村庄（原来是我们纵队后方医院所在地，这个小村我很熟悉，我在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在铁峪南山与日军遭遇战中受重伤后，就在这里住院治疗）。朱瑞同志他们也是刚刚转移到这里。我进屋时，他正在和地方同志谈话，要我坐一会儿。他交代地方同志要组织民兵、掩护群众疏散，袭扰敌人，以及“坚壁清野”，注意多帮助、解决群众生活困难等等，一一作了指示。他说：“你们地方干部应紧紧依靠群众，和群众一起，做群众的宣传思想工作，给群众讲形势，讲对付敌人的斗争办法，鼓舞群众斗志，克服困难，度过难关。我们一定会打垮敌人的‘扫荡’，我们一定要有胜利的信心。”他谈完送地方同志走后，便和我们谈起来。我简要汇报了这几天的工作情况。他说：“你们和情报部门天天几乎都有人送情报、送材料来，我都看了，我们很需要各方面情况，了解敌人动态。你们从敌特水原清那里了解到的材料，对敌人动向的分析，很有参考价值。”我说：“我们情报来源渠道比较多，我们便衣、武工队也是摸敌人岗哨抓‘舌头’的能手。”我请示：“因遍地都是敌人，送情报联络的人行动很困难，经常为了避开敌人，走山路小道，绕着走影响情报的时效。据沂东敌工站长郭中玉同志和武工队长邢子平同志讲，日特水原清发的‘派司’（通行证）可以通行，我们是否选少数精干交通人员，对此加以利用？”朱瑞同志说：“可以利用，但要提高警惕。”当汇报到我各工作组、武工队同地方武装民兵一起开展对敌伪宣传时，他说：“这项工作要抓紧多做。这个行动本身就说明敌人用这么大的兵力，集中一地‘扫荡’也压不垮我们。相反，我们斗志旺盛，处处有我们八路军活动，这对敌人有震动，对根据地军民是一大鼓舞。你们要战胜各种困难，以你们为骨干，动员更多的地方武装、民兵参加这项活动。”当我谈到对“水原清实验区”的工作时，他说：“除了从各方面向他试探、了解情况，组织精干人员打到他内部去工作之外，对在敌‘扫荡’中动摇投到他那里去的人，也要做工作，宣传我们一定能打垮敌人的‘扫荡’，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争取他们不要死心投敌。”当说到“对水原清一举一动一定要派人牢牢掌握”时，我插话说：“和水原清姘居的刘家店子一个叫刘静媛的女子（敌占区群众叫她是‘太君’，的‘中国老婆’）我已找她谈过，要她不要死心跟日本人，日本人是早晚要完蛋的，给她晓以利害。她答应随时报告水原清的一切情况。地方政府同志也找她谈过。”朱瑞同志说：“还要派几个精干的工作人员埋藏在她身边。”因为当时周围有情况，这次汇报谈话时间不长，我们就走了。在反“扫荡”的日子里，最后一次见到朱瑞同志，是在蒙阴坦埠南山的一个山村，他当时行军转移，在那里稍事停留，我也是先作简要汇报，然后听他有什么指示。他说；“我们这一段穿插活动很紧张，我们的行动，已经起到了打击敌人、鼓舞根据地军民的作用。一些要做的工作，已经做了。我们准备转到蒙山外围和纵队其他领导、指挥机关一起，组织好这场反‘扫荡’，彻底粉碎敌人的‘扫荡’，争取反‘扫荡’斗争彻底胜利。”因为他马上要出发，没有谈很多，看他们走了之后，我们也走了。
朱瑞同志带领部队转移外线作战之后，我们按照朱瑞同志的指示，继续坚持开展反扫荡中的对敌斗争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在这次斗争中还锻炼了年轻的对敌工作干部队伍，为一九四二年后敌军工作的大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水原清实验区”的工作也取得很大进展，粉碎敌五万人大“扫荡”后，水原清被我逮捕杀掉了，该“实验区”在“扫荡”中趁机西进深入到我根据地安下的铜井据点，也被我军和“实验区自卫队”里应外合下拔除，取得了摧毁“水原清实验区”的斗争彻底胜利。在粉碎这次敌五万人对沂蒙山区大“扫荡”三个月之后，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在朱瑞同志主持下，山东分局发出了《关于组织对敌斗争委员会的决定》和《关于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对敌斗争，不仅靠军事行动，更重要的是开展全面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斗争。从此，山东地区的对敌斗争工作走上了大发展的局面。
当我执笔写这篇回忆文章的时候，朱瑞同志当年在紧张的斗争环境对我们所作的远见卓识的指示，仍历历地回响在我的记忆之中。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朱瑞同志主持山东分局工作期间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伟大业绩。朱瑞同志坚定沉着、机智果敢、知识渊博、作风严谨、热情待人那样一位高级指挥员的形象，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心中。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