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按计划完成了对苏老的访谈工作，在整理访谈录的过程中，又发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我们把这些问题进行了整理，又专门对苏老进行了一次访谈，请他再谈一谈，苏老愉快地接受了。
问：请苏老谈谈您的家庭背景、家庭成员和故乡的一些情况。
1920年7月我出生在山东省乐陵县的黄夹镇，家里一共有四兄妹，我排行最小，上面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我姐姐现在在山东济南，她抗战期间在渤海地区工作，今年已84岁了，她一直在老家教书。两个哥哥都已去世了。我记忆中的乐陵那时候是一个又穷又土的小县，全县只有三十来万人口，只有一所中学，全县一共八个区，各区都有完全小学，我就是在镇上的小学就读。是我大哥带我去的北平，大哥当时是阎锡山、傅作义的晋绥军下面的一个小军官，我二哥在山东当公务员，他后来上了国民党的中央军校，他们在经济上也给我一些接济，我是在北平接受的爱国主义思想。抗战爆发以后，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和两个哥哥也失去了联系。我母亲是在1942年去世的，抗战胜利后，我在1945年冬回家乡去了一次，送我母亲入土为安，我父亲病重时，我也曾经回去了一次。近些年家乡也有我小学时的同学写信来，说要重修苏氏家谱，问我要一些材料，我也谢绝了。
问：请您谈谈在抗日战争时期党的群众路线和军民关系。
抗日战争期间的军民关系，一句话，可以说是鱼水关系。因为我们当时的根据地没有城市，只有农村，而且只是一定范围内的农村。为了生存和保存力量，没有和群众的鱼水关系，根本就没法做到。所以我们就一切为群众利益着想，我们当时的阶级路线非常明确，就是依靠劳苦大众，依靠劳动人民。凡是劳动人民需要我们做的事情，在统一战线的大原则下，我们就尽可能地为劳动人民谋利益。我们联合地主阶级抗日，但是地主阶级的利益我们也不可能一点不侵犯，不然群众的利益怎么办，如果地主阶级照样剥削群众我们视而不见，群众怎么能够拥护我们。所以我们只能适当照顾地主阶级的利益，又基本地维护了劳动人民的利益，我们在当时实行了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这样我们既保护了群众的利益，又不过分伤害地主阶级的利益，既巩固了统一战线，又发动了群众。这样我们的生存就得到了保障，这也就是群众路线，也是贯彻中央的指示。另外就是对一些开明的士绅，我们吸收他们参加抗日政权，也就是实行“三三”制。凡是比较开明的士绅，都是能够比较认真地实行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的，正确地对待劳动人民群众，拥护抗日的。所以我们当时有些干部负伤，也在地主家里养伤。有些地主是两面派，对八路军也不敢得罪，对日本人也不敢得罪。
问：请您再谈谈1942年整风运动的感受。
说起1942年整风运动的感受，因为我是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以后才参加整风的，所以整风运动期间一些消极的东西，我没有赶上。我是在整风运动“纠偏”以后，于1944年8月去太行山区的晋冀鲁豫分局党校参加的整风。整风运动给我最重要的感受是这次运动给我们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胜利打下了思想基础。防止糖衣炮弹的进攻，其实不是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才提出来的，是在1942年整风运动期间就已提出。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被列为整风运动的文件之一，就是为了让全党同志能接受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我们不论是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还是在打败蒋介石以后，都要时刻警惕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整风运动给我的好处其次是在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作风上，能够做到公私分明，一心为公，不自私自利，时刻想着为人民服务，为我以后的人生打下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基础。此外通过学习整风文件，我进一步地领会了毛泽东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对我一生都是受益匪浅的。
问：您能再谈谈当时到湖南耒阳工作的背景，以及您对耒阳哲桥镇的印象如何？
1961年，中共中央发出了“整风整社”的工作指示，主要是针对人民公社干部在大跃进、人民公社期间的思想作风问题进行整顿清理。当时毛主席写了一封《给全国生产小队长的一封信》，毛主席的这封信，中央要求必须直接传达给全国的生产小队长。当时我在耒阳做蹲点的工作，一方面是深入到人民公社去做调查研究，一方面是把毛主席的这封信传达下去。当时为了这项工作的落实，我们曾经在束阳县召开过一次8000多人的大会。为了召开这次会议，县城里凡是可以作会场的地方差不多都占满了。开会的时候，我在未阳的大礼堂做报告，传达毛主席的这封信，全县的生产小队长们除了在主会场外，还分布在县城各处的各个会场，各个会场拉上有线广播收听。毛主席的这封信针对当时盛行的共产风、浮夸风、高征购风等“三风”，应该说是起到j很大的作用，对耒阳的“整风整社”工作打开局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此，“整风整社”得以顺利地开展。
我当时担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在耒阳县哲桥公社时我住在一个生产队长的家里，大概住了有十几天时间，吃、住都在他家里。团省委第一书记张德龙同志住在公社里。一起参加蹲点的省里干部还有湖南日报的总编辑，省财政厅、农业厅的两个副厅长等人。当时我们在来阳蹲点有几个点，包括公平公社和遥田公社。
我在耒阳蹲点有大半年的时间，差不多跑遍了全县的各个地方，当时耒阳县委书记叫刘作，他和我老伴是老战友，他们在华北时在一个区工作，刘作当时担任区委宣传委员，我老伴担任区抗联（即工、农、青、妇、文组织的总称）主任。
问：您在湖南兼体育委员会党委书记期间是如何发展湖南的体育事业的？
1965年，国家举办第二届全国运动会。当时贺龙同志还兼任国家体委主任。湖南的体育运动当时在全国处于落后状态，几乎是全国的末位。贺老总是湖南桑植人，很关心家乡的体育运动，他为此批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同志，要求湖南加强体育运动的领导工作。张平化同志回来后就开始物色人选，因为我平时喜欢运动，包括游泳、打网球。张平化同志就对我说，既然你喜欢体育运动，那么就让你去体委担任党委书记。我说我虽然喜欢体育运动，但体委的工作却从来没有干过，完全是个外行。说归说，我还是在1964年兼任了省体委的党委书记，省委同时又调团省委第一书记张德龙同志担任省体委副主任，当时省体委主任是省军区的一个副司令员兼任。实际上我在兼任省体委党委书记期间没有做多少工作，我只是倡议修建一个游泳馆，我说湖南水多，会游泳的人也多，认为湖南的体育运动能否从游泳项目上获得一些突破，省里专门为此拨款160多万元，修建省游泳馆。毛主席后来到长沙，多次在这个游泳馆里游泳。
因为当时我的主要工作精力没有放在省体委，而是在农村的社教运动工作方面，我又兼任省社教办主任，当时我还分管报社的工作，报社的总编辑经常到农村来找我商量工作，我实际上也顾不上省体委的工作。体操运动当时刚刚开始在湖南开展。湖南的体育运动在“文革”期间，在“三支两军”期间也没有中断，仍在继续发展，体操运动在此期间受到了重视，达到了相当的水平，特别是女子体操项目，为省里和国家赢得了荣誉。
问：您在湖南衡东草市“五七”干校时，是如何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
在“五七”干校的时候，说保持乐观主义精神也很难说一定是乐观，其实精神压力还是很大的，主要是政治上受敌视，不被信任。但是自己相信一条，只要共产党在，自己没有做过真正的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事，那么最终这个问题是要解决的。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坚定的信念，我在“劳动改造”期间，不论被专政也好，监视也好，在普通劳动者都很难承受的劳动条件下，比如下粪池掏大粪，下小水库里面堵口子，我都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品德和党性，来严格要求自己。我认识到我们的事不是自己所能够解决的问题，非要党中央来解决才行。
问：1975年您从湖南涟钢调回湖南省委等待组织安排期间，主要从事一些什么工作？
我从涟钢回到省委，有一段等待分配工作的时间，大概有一年时间。是在1976年，这一年也是“批邓”的一年，我在这一年主要从事一些乡镇企业的调研工作，一共在全省跑了二十几个县，洞庭湖边的县份差不多都跑遍了，其他的地区也去了，万达同志当时兼任乡镇企业局局长。我和刘正同志一起工作，他在“文革”前是省委政策研究室的主任。我和他经常下乡，得到一些很有益的经验。我们认识到搞好农村工作，光抓粮食和经济作物不行，还需要抓好乡镇企业，这是一条富民之路。从汨罗、湘阴和洞庭湖边上的几个县，一直到沅江流域的常德、澧县、津市我都做过调查。当然除此之外，对其他的农业问题我也进行过调查。我到安乡县去的时候，和农业劳动模范田启发同志研究育秧的问题，商讨如何躲过倒春寒的问题。倒春寒的烂秧，对湖南的农业生产是个很大的威胁，有一年倒春寒烂了一亿多斤的稻谷种。田启发说他是骑驴看天气，他有时一夜不睡，看天气。看到天气有下小雪的可能，温度可能会在摄氏5度以下，他就放水，把稻秧淹没，这样可以保温。天气转暖之后，就赶紧放水。
我来到贵州以后，马力同志知道我曾经对此问题进行过调查研究，建议我兼任省乡镇企业局的局长，当时贵州的乡镇企业还未起步，我当时也正在分管全省的工业生产。问：您能谈谈您所知道的谭余保同志的情况吗？
谭余保同志是个老革命。第一次大革命期间，他就是茶陵县的农会主席。湖南马日事变以后，他就上了井冈山打游击。当毛主席带着红三军团渡过赣江，到赣江以东开辟新的根据地以后，谭余保同志就担任了湘赣苏区的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军长征以后，他一直坚持南方游击战争，斗争十分艰苦，到后来电台也损失了，和中央的联系也中断了。西安事变以后，陈毅同志去找谭余保同志，向他传达中央的指示，他当时不知道西安事变的发生，也根本不知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因为陈毅同志是化装去的，戴着眼镜，穿着长衫，装扮得像个地主一样，他就把陈毅同志抓了起来，用烟袋锅敲打陈毅同志的头，说陈毅同志是叛徒。经过陈毅同志的再三解释，他才知道了全国的情况。后来他的部队也改编为新四军的一个支队，国民党给了他一个上校参议的名义。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去了延安。
我1959年到湖南工作的时候，谭余保同志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的书记。当时他的思想，除了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就是对党坚贞不屈的信念，对自己的要求也非常严，所以很受广大干部的尊敬，都尊称他为谭老。对大跃进中间出现的一些问题，他的思想是有抵触的，要骂人，他觉得当时的很多行为是吹牛皮，他说他是农民出身，他知道农村的实际情况。1960年的下半年，我们一起到湘乡的一个公社去蹲点，做调查研究。他对当时常德拆除沅江沿岸的房屋有意见，对长沙改建街道也有意见，认为没有必要修那么宽，应该实事求是，当然他的这个观点从现在看起来是缺乏发展的眼光。改建的街道按照当时的情况是过宽了，但是现在看起来还是不够，这当然是他未能预料到的。到了中央第二次在广州成立中南局以后，谭余保同志就调到中南局担任纪委书记。后来退休以后他又回到湖南，最后病逝在湖南，我知道他有两个儿子。在工作中间，他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干部还是比较客气的，我到湖南工作以后从没挨过他的骂，而湖南当时的老干部几乎都挨过他的骂。问：请您谈谈胡耀邦同志在湖南工作期间的情况。
胡耀邦同志是在1961年，经过谭震林同志的推荐，毛主席同意，从团中央第一书记下放到湖南湘潭担任地委书记，当时华国锋任地委第二书记，王治国任第三书记。胡耀邦同志在担任湘潭地委书记期间，推荐梁步亭同志（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担任浏阳县委书记（后来梁步亭同志担任过山东省委书记），当时毛致用同志担任岳阳县委书记。胡耀邦同志在湖南工作期间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非常善于调查研究，他写了有约30多万字的调查研究报告。他对湖南当时搞包产到户的试点持赞成的态度，从他的报告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他推荐了岳阳的毛田区作为农村工作的典型，在湘潭地区推广。
为什么把胡耀邦同志放到湘潭地区担任地委书记，是因为毛主席对湘潭地委的工作不满意，认为湘潭地委的工作赶不上湖北，也认为湖南省委纠“五风”的工作没有湖北进展得快，就派他来加强湘潭地委的工作。1963年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了由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座谈会，推广保定“四清”工作的经验，并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因为张平化同志当时正在基层蹲点，不能前去开会，就派胡耀邦同志去，胡耀邦同志从杭州开会回来以后，向省委常委及全省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也就是“四清”工作的第一个“十条”。不久以后胡耀邦同志就调离了湖南，调到陕西省委担任第一书记，兼西北局的第三书记，当时西北局的第一书记是刘澜涛同志。传达“四清”会议的指示后，我就到了宁乡的花明楼去搞“四清”的试点。
我来到贵州工作以后，起初对包产到户不是太积极，胡耀邦同志为我讲了话，他说我在湖南期间本来对包产到户十分积极，因为在“文革”期间为此受到批判，因此思想上有些顾虑是可以理解的，这说明胡耀邦同志对我在湖南工作期间的情况还是了解的。胡耀邦同志到中央组织部工作以后，以及他担任总书记期间，来贵州视察过几次。我到中央去开会，他也曾经单独找我谈过话。当时我住在京西宾馆，他让我去他家里，我去他家时，他因事不在家。第二天中午，他亲自到京西宾馆来找我，说应该给予农民更多的自由。他和我谈话以后，我就打电话给省委第一书记马力同志，传达了胡耀邦同志的指示精神。我觉得胡耀邦同志思想比较解放，在解决老干部们在“文革”时期的遗留问题时，他确实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所以很多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的老干部都称中央组织部为“家”，他们到了中央组织部就说是到了“娘家”了。对胡耀邦同志的为人，对他贯彻中央解放老干部的政策的坚定性，我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问：您在湖北、湖南、贵州三省都先后工作过，您能谈谈在这三省当中，每一个省给您印象最深的东西是什么？我在湖北工作时期印象最深的是学到了工业管理和工业经济建设的一些宝贵经验。单独一件事印象最深的是1954年的长江大汛，当时我在工厂里担任党委书记。至于大跃进、大炼钢铁，虽然也留有相当的印象，但当时湖北省的主要领导人是王任重、张平化，我当时还没有担任湖北省的主要领导人。
另外一个在湖北工作期间印象比较深的是干部的团结。包括从我南下以后在地委工作的三年，一直到武汉市委、湖北省委工作期间。李先念同志倡导的“八面风云会荆州”，也就是重视干部的团结。当时我无论是在工厂工作，还是在地委、省委工作，同志们都很团结。我也注意团结周围的同志，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这条经验十分重要，在我工作的几十年当中，不管在什么地方工作，在我的工作岗位上，还没有发生过干部团结方面的问题。
到湖南工作以后，我工作的范围拓宽了，主要负责全省农村的工作。这期间我印象最深的首先是湖南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他们做的农活细致，相比之下，湖南农民耕作的田地，比湖北要精细得多，比江西也要精细得多。其次，湖南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学校的教育水平都比较高，比湖北要高一些。我的老大老二两个孩子到湖南就读就降了一个班级，因为赶不上功课。当时我只有两个孩子在读中学，在读初中二年级，他们就读的是湖南长沙一中，教育水平比较高，学校离我们省委最近，其他的孩子都刚上小学。第三是经过整风整社以后，我在湖南工作的进展比较平稳，大跃进以后，从纠正一些“左”的指导思想开始，省委认真执行中央调整经济的“八字方针”，也就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解决“大跃进”期间的一些遗留问题，特别是解决水的问题和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经过全省干部和广大群众的一致努力，粮食产量从1961年的100多亿斤很快恢复到200多亿斤，然后粮食产量又逐渐增长，到1966年的时候达到了260多亿斤。我们重点抓了洞庭湖的电动排灌设施和以韶山灌区为代表的水利配套设施。
关于“四清”运动的印象。在“四清”运动中，刘少奇、王光美同志也来湖南作过报告。湖南的“四清”运动是自下而上进行的，到县一级时“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所以县以上基本上就没有动。湖南的“四清”运动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对广大干部的伤害面很小，在“文革”中造“四清”反的很少，主要是造“走资派”的反。
在贵州工作期间，印象最深的可以说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文革”后恢复工业生产，重点抓三个大厂的基本建设：即水城钢铁厂的建设、乌江渡水电站的建设和赤水天然气化肥厂的建设。我来贵州工作的时候贵州的工业产值只有20多亿元，后来经过恢复建设，达到40多亿元。当时贵州的工业产值比云南低，我们达到20多亿的时候，云南有40多亿元。经过采取一些恢复生产的措施以后，特别是解决了分配制度的问题以后，全省的工业生产恢复得比较好。第二件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是在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我们下决心解决旱灾和寒露风灾的自然灾害问题，这个工夫应该说是没有白费，解决了多年来困扰贵州农业生产的一个大难题。在广泛总结基层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又推广了农业科学种田，这些措施的实行使贵州的农业生产上了一个台阶。
至于对比湖北、湖南、贵州这三个省的条件，我觉得贵州各方面的条件是差些，贵州究竟是一个山区省，人口多，耕地少，大部分是喀斯特地区，劳动力的素质也比湖南、湖北要低一些，这与文化、科技、教育水平低有关系。这从大学的升学率就可看出，湖南的大学升学率和教育水平最高，湖北次之，贵州最低。
问：您认为，湖南和贵州两省在经济上的差距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湖南和贵州的差异，我觉得最主要是来自人民群众的素质水平和教育水平，尤其是教育水平，湖南和贵州有着相当的差距。湖南的文化教育水平和贵州的文化教育水平的差距，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事例，在湖南考大学觉得很困难的学生，有的就想尽办法买一个贵州边远县份的户口，到贵州来考大学，结果一考就考上了。贵州的发展为什么会慢一拍，包括人们的思想封闭落后，农业技术水平的落后，以及工业企业的管理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等各方面都比人家落后一步，我觉得根本的原因是劳动力的素质低，而劳动力的素质水平则取决于文化教育的水平和文盲占总人口中的比例。由于人的文化教育水平低，那么人的计划生育控制就相当难，人口增长就快，有一句话叫“越穷越生，越生越穷”。我下去调研的时候，就发现当地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很多已经有五六个孩子了。我一再强调，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提高文化教育水平，不要在这方面舍不得花钱。整个的劳动力素质提不高，经济发展就会受到相当的制约。劳动力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基础的素质低，工作上就很难开展。领导者虽然也能起一定的作用，但只有领导和群众的智慧相结合，工作才能产生好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不管什么领导人到贵州来工作，他的工作都会受到一定的制约，他在其他省工作得不错，到贵州以后就不行了，这是因为在贵州工作的难度比湖南、湖北要大得多。扭转这个局面，包括对几百上千年遗留下来的问题的解决，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而是一个相当长期的任务。
问：苏老在80年代曾经两次赴江苏、浙江一带沿海发达地区考察，能否谈一下两地干部和群众在观念上的差异？您认为贵州现在在这方面还存在那些差距？
贵州和江、浙二省在观念上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观念上，贵州相对在观念上比较封闭。我到江阴的华西村去参观过，还住了一晚上，村里每户人家都有一辆小轿车，每家都有一栋小洋楼。贵州这个时候还刚刚在起步发展阶段。乌当区的经济发展在贵州算是快的，但是和人家比较，人家的人均收入都上万元了，而我们最多也只不过三四千元。我们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方面远远赶不上人家沿海地区。我们的干部办事情，比如说引进外资，我们准备搞一个中外合资的项目，人家外商把钱都拿出来了，都存在银行里了，而我们这边还没有动静，还没有开始讨论呢。我们办事的效率比沿海地区要差一大截。问：离休后，苏老一定有许多心得，您能再谈谈吗？我的心得就是离休就是真正要“休”，革命工作干了几十年了，现在党的好政策让我们安心休息，就应该真正休息，不要“多管闲事”。我觉得“休”就是对第一线同志最大的支持，他们没有事情问你，你也不必多说，他们有事情咨询，你知道的就回答，回答不出来也不必非要回答。我觉得不干扰第一线领导同志们的工作，就是真正的休息。在休息期间仍然坚持过去自己一贯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的作风，廉洁朴素的工作作风，比如说送礼，如果我们离休的老干部收到了礼，那么第一线的领导干部也有可能会收到礼，我们不必管别人，只要自己能做到不收礼就行。从去年开始，我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大门口贴了一张“拒绝年礼，欢迎探视，谢谢合作”的告示，我怕来访者看不清楚，就叫用红纸白字写上。就是这样还是有送礼者，我就要他们把东西拿回去，我就这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以身作则。这样来探视我的人，包括省委书记、省长都会看到这张纸条，我想这样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问：苏老长期做“关心下一代”的工作，面对新世纪的青年工作，您认为重点应该抓什么？
工作的重点应该抓对青年一代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而不是资本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教育。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青年一代未来的健康成长可能是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对青年一代反复进行教育，要善于找出一些资本主义的反面教材，社会主义的一些正面的教材。青年一代往往知道的是社会主义的反面教材，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的正面教材，看到他们的先进技术，他们的先进管理，而资本主义的反面教材，对他们的假民主，社会的腐化堕落现象则缺乏分辨力。我觉得在教育青年一代时，要讲清楚资本主义的正反两方面，也要讲清楚社会主义一些好的方面和不适合当代的方面，让他们能够真正接受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基本的观念和信仰，防止前苏联悲剧的重演，那么我们的下一代就会大有希望。
问：您如何看待贵州目前经济建设的情况，以及您对未来贵州经济发展的走向可否作些预测？
贵州未来经济的发展，在工业上，可能还是以能源、原材料、有色金属、冶金等重工业为基础。轻工业的发展由于历史原因很难与沿海地区相比，虽然贵州的气候条件并不见得比其他地方差，但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还是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落在沿海和中部地区的后面，很难赶上甚至超过他们，还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
问：现在实行西部大开发，贵州提出“西部大开发，贵州怎么办”的大讨论，请苏老谈谈对西部大开发的看法。您认为，贵州在西部大开发中，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现在贵州的产业结构调整，调整农、轻、重三者的比例关系，应该说是相当的困难，任务十分艰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即将加入WTO，贵州的第三产业可能会有所发展，第二产业也会有所发展，但是贵州发展的重点可能还是重工业，比如说有色金属、钢铁工业、化工工业和能源工业，农业也会有所发展，但是比起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发展的速度会稍微慢一些，所以将来贵州经济的发展，还寄希望于重工业和旅游产业的发展。
贵州近年皋的重工业还是有所发展的，比如水钢，它的三座转炉由15吨扩大到30吨。贵铝的年产量达到了40万吨。87厂的硅锰合金的年产量达到了二十六七万吨。除了电力会有大的发展以外，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也会有大的发展。这样看起来，贵州农业、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再快也赶不上重工业的发展，将来贵州还会是全国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基地，能源主要是煤和电，原材料是水泥、钢铁、有色金属。我去黔西南的时候，发现当地正在勘探油气井，如果有了油气显示，又会是一个重工业项目。此外长江、珠江两江上游的环境保护，实行还林还草，减少水土流失，为下游的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省创造一个好的发展环境，也是我们贵州可以做出的重要贡献。
问：在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您是如何处理好工作、家庭及子女的关系的？
在几十年的工作当中，我对子女的教育，主要是要求严，公私分明，不为子女的前途操过多的心，包括我的老伴也是如此。我对子女一向要求很严，他们的工作前途，我让他们自己去奋斗。我对老伴说，除了工作以外，你主要照管好子女。对家庭、对孩子，我可以说没有操很多心。我的工作一直很忙，家里只有为我的工作服务，我为家里做的事情不多，只有我的工资是为家里服务的，发了工资，往老伴手里一交，我就不管了。我的孩子们从我这里只接受到勤于工作的教育，作风严谨的教育，我也时刻注意从我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间，以自己的工作作风来做子女的榜样。我的大女儿1964年高中毕业，当时她对上大学没有信心，恰好当时中央机要局来长沙招收机要员，招收条件当然是要求阶级成分比较好的，比较可靠的。我就征求大女儿的意见，问她是愿意上大学还是愿意去中央机要局，她说愿意去中央机要局工作。我后来见到中央办公厅来招生的同志，说明我女儿愿意到中央机要局机要学校学习，如果能够考取希望能够录取。只有这一个孩子，其他任何一个孩子我都没有讲过，顺其自然。老五姑娘大学毕业以后，就去了西藏工作。当时还是在“文革”期间，她说与其在父母身边工作，不如离家远一点，去西藏工作。实际上她的想法是觉得在父母身边工作不但得不到好处，反而会受到牵连和歧视。她在西藏工作八年，后来因为身体不好，希望能够回到内地工作。我当时和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阴法唐同志是多年的老战友。我和他说明了女儿的实际情况，说她希望能够回到内地工作，如果可能，希望能够放行。她回内地以后，我问她愿意在哪里工作，她说愿意留在贵阳工作。她以前在拉萨自来水公司工作，后来就被安排在贵阳市的自来水公司工作，干了十几年。其他的孩子都是靠自己奋斗。
现在我的家庭状况是在湖南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另外香港有个女儿，芬兰有个女儿，在贵阳也有两个女儿，一个现在是在贵阳市的国税局工作，一个现在是在贵阳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工作，就是以前在自来水公司工作的老五姑娘。她们的工作都还做得不错，老六姑娘还两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一次省扶贫模范，一次国税局劳动模范）。
这时也在一旁记录的陆秘书插话：苏书记那么多子女，没有一个孩子现在是副厅级以上干部。苏书记的子女，全部是放在基层工作。苏书记的四女儿在湖南黑色冶金设计院工作，企业效益不行，现在下岗了。另外一个在湖南工作的孩子也下岗了。
问：苏老多次谈到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现在党中央又在提倡反腐倡廉、“三讲”，苏老在工作上和生活上也一直是以身作则，但现在党内反腐工作仍然相当艰巨，您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扭转这种状况？
反腐倡廉的工作难度是很大的，原因是我们对领导干部的教育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党中央也一再提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往往是一手硬，一手软，经济上抓得紧，而在政治教育上则比较软弱，虽然党中央一再强调，但始终没能扭转这种局面。近几年党中央下大力气抓这项工作，但是干部廉政观念的淡薄，腐败思想的滋长，已经成为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腐败之风蔓延得很快。廉政之风我们虽然大力提倡，但是比起腐败思想的滋长，还显得力度不够，虽然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来打击腐败现象，然而腐败现象却总是打而不死。出现这个问题的关键原因，是我们对市场经济发展可能会产生的副作用思想准备不足。我认为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对由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以后，究竟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在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这方面力度不够，思想准备不足，打防疫针的量不足，不像我们当初在迎接全国胜利的时候那样。从1942年整风开始，毛主席就给干部们打预防针，要全党干部接受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这时候离全国胜利还有好几年时间。而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却总是一手软，一手硬，思想政治教育赶不上经济的发展。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市场经济观念之间的差距所形成的，我们讲先富起来和后富起来，最后大家都富起来，可以说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发展经济，有的地方先发展起来，有的地方后发展起来，有的人先富起来，有的人后富起来，是一种正常现象，我们不能回到以前的平均主义，大家都过穷日子。但是我们在思想教育上，对先富起来的这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这部分地区，思想教育的准备应该提前，而我们现在不但没有提前，反而落后了，还是一手硬，一手软，这个问题可能是腐败现象滋长的根本问题。我们应该一面打击社会腐败现象，一面提倡清正廉洁，双管齐下。党中央现在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态度是坚决的，但是在抓的时候，如何在源头上来反腐倡廉，还是有值得改进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