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此为止，我们对有关苏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作经历的采访已经告一段落。在采访苏老晚年离休生活之前，苏老又系统总结了他在省顾问委员会期间所做的几件事情。
我是在1985年离开第一线的工作岗位到省顾问委员会工作的。到省顾委后，省委领导同志很照顾我，也没有给我安排什么重担子，硬任务，我的工作也就是为第一线的同志做些参谋工作，实际上过的是半离休的生活。这个阶段从1985年到1993年，一共有七八年的时间。工作上的安排，有的是省委出题目，有的是自己想题目，有的是省委交待的一些任务。回顾起来，我在顾问委员会主要是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在农业生产方面如何解决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问题，也就是和老天爷打游击。
贵州的旱灾，包括春旱、夏旱，以及秋风的自然灾害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自然灾害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一种自然现象。我们只能在工作中力争如何尽量减少自然灾害的损失，和老天爷打游击，也就是如何趋利避害的问题。我们下去调查研究，总结群众的经验，在农业生产中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耕作制度的改良来解决这个问题。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工作还是卓有成效的。从发现群众的经验，总结起来，在全省逐步推广，十几年来贵州的农业生产形势逐渐变被动为主动，农业生产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第二，是贯彻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解放思想，克服自我封闭的保守思想。
在省顾委工作期间，我们一共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考察过两次，第一次是我和朱厚泽、王朝文同志三个人到江苏的苏、锡、常地区去考察。那是有一次在北京开中央全会的时候，余秋里同志来到京西宾馆我们的住处看望我们，他提议说贵州比较闭塞落后，应该出去看一看。我们开完会以后就坐飞机到南京，又到苏州、无锡、常州等地考察，再从上海返回贵州。经过考察以后，我们主要抓了一个在贵州如何发展乡镇企业的问题，我就抓了乌当这个点，以探索发展乡镇企业的道路。
还有一次是我利用去安徽合肥参加老年网球比赛的时候，我带着我们省顾委的一些同志，又抽时间去了一趟浙江温州考察，原来赵紫阳和田纪云去视察过的地方我都去看了一次，包括温州的纽扣市场等，主要是考察一下当地发展私人工商业的情况。回来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大意是在贵州需要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真正地解放思想，克服闭塞、落后的观念。后来这篇文章登在《贵州日报》上，对全省在这方面的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时最先接受这个观念的还是禄文斌同志，当时他担任毕节地委书记，他接受新鲜事物比较快。实行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发展私人工商业，省里的其他地方也在提这个口号，也在逐步地行动起来。后来胡锦涛同志抓了安顺的试点，重点抓调整产业结构的工作。当时贵州的私人工商业比重在全省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很小，只有百分之几。
我当时的身体条件比现在好得多，我在1989年还登过一次梵净山，因为身体条件比较好，我还经常到各地、市、州，乃至县、乡去进行调研。从80年代初，我就主要联系乌当区这个点，每年都去乌当区几次，一是去调查研究，二是听取他们的汇报。到现在每年过年过节，或者是有重要的农业活动，他们还请我去参加。鸟当区曾经是贵阳市最穷的一个区，80年代初人均收入只有110多元钱，现在人均收入达到了2000多元。农民群众的生活开始富裕起来。第三件工作就是关心下一代的工作，我参与这项工作一直从1986年到现在。
在省顾委会工作的时候，我并不感觉到是从第一线退了下来，虽然没有硬任务了，但并不感觉到很孤独，并没有大权旁落的感觉。离开第一线工作以后，我自己主动找些事情做，感觉到生活还是很充实的，还是很有情趣的。1994年3月由中央组织部批准，我就正式离休了。
离休以后，苏老及其夫人过着平常人一样的生活。家庭幸福和睦，身体健康，心情愉快。苏老业余兴趣还挺广泛，喜欢打太极拳、打网球、台球，还喜欢去钓鱼、游泳，生活十分有规律。因此，苏老现在80多岁了，依然保持着平和的心态，人老心不老，和我们谈起话来思路清晰敏锐，风趣幽默。业余生活之外，苏老也不忘关心国家大事，坚持阅读报纸、文件，也经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苏老的业余生活和他的家庭情况也是我们很感兴趣的，应我们的要求，苏老谈了自己在离休以后的生活和很多想法。
省顾委正式结束历史使命以后，根据省委的指示，我们成立了一个学习组，让我担任组长，何仁仲、徐挹江同志担任副组长，一共有十几个人。我们每个星期学习一次，一直坚持。大家主要学习中央的文件、省委的文件，凡是省委常委能够看到的中央文件、我们也都能看到，所以不感觉到离党的距离比过去疏远了，没有产生很闭塞的感觉，党的组织生活仍很正常。
另外在我们的离休生活上，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离休老干部的好的政策，各级政府对离休老同志的政策还是贯彻得很不错的，吃穿住行都包下来了，老红军们，即使是没有被提拔起来的干部，一般都是副厅级以上的待遇，我们1937年以后参加革命的同志，也都是离休干部的待遇。省委、省政府对我们老同志离休以后的生活，生病以后的治疗，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我们生活的待遇上，原工资照发，原来的待遇都保持，看病有医疗保险，医生态度也很好，生活上很优越，感觉也很愉快，我的秘书、司机和身边的其他工作人员也都很不错。
我的家庭生活也很和睦。子女们都经过“文革”的洗礼，经受住了考验，他们现在都各安己业，生活上也都很不错，都有自己的事业，也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庭，虽然他们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不像过去的大家庭那么热闹，但家庭生活都很和睦。我们也不担心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后代也很有出息，除了最小的孩子以外，我老六姑娘以上的孩子们的后代都已经大学毕业，我小姑娘因为在国外生活，生了两个小孩，有一个还在读高中，有一个还在读小学，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的孩子，生活都很美满。我们作为老辈人，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也没有任何负担，过着轻松、愉快的晚年生活。
我们对自己日常生活的安排也很有规律。我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注重我的身体的保健，我很注意保持生活的有规律。
平时我在早晨6点多钟就起床了，起床以后我就在院子里散步，大约半个小时，然后我就在院子里或者二楼的平台上打打太极拳，活动一下身体的关节，老年人的肌肉开始慢慢衰退，脂肪增加，保持自己身体机能正常运转很重要，早晨8点钟吃早餐，每天上午都要看看报纸，看看文件，省委的文件，中央的文件，我们都有一份，中午12点吃午饭，下午就进行一些其他的活动，晚上6点晚餐。子女们也很孝顺，每天中午他们只要有空，都回家来吃饭，孩子们来吃饭，准点到大家就一起吃，不然我们就先吃。每天晚上10点钟准时就寝。
近几年我年纪大了，出去的时间也很少，因为出去以后生活就不像在家里那样有规律。我喜欢活动，原来我在没生病以前，也就是1996年以前，我每星期去打三次网球，时间是周一、周三、周五的下午。夏天天气热的时候，我们就去郊区的红枫湖、阿哈水库游泳。有的时候打打斯诺克台球，偶尔也去钓几次鱼。我在1996年患了脑血栓，家里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劝我不要再打网球了，网球运动太激烈，他们担心我在场上可能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打网球在全国还小有名气，我过去经常到全国各地去打比赛，合肥、太原、天津、成都等地都去过。我们在去年还成立了一个八十不老网球队，省顾委的卢绍善同志，今年已经83岁了，我建议他当队长，另外还有医学院一位离休的王院长，已经86岁了，现在他的学生都退休了，总共有十几个老同志，每周四的下午活动一次，大家主要目的是聚在一起，娱乐一下，也活动活动，这样晚年的生活就不感觉孤独，生活内容也会很充实。这几年就经常出去钓鱼，如果天气好，大约每星期去一次，我的秘书、司机也有钓鱼的爱好，我们就一起去。我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省政府、贵阳市、老干局，机关的老年活动中心，还是省体委有网球比赛，都经常邀请我去。
对于第一线同志的工作我从来不干预，他们不来找我，我也不去麻烦他们，在省顾委会的时候，省委开常委会，我们还去参加，我离休以后，在一般情况下也不去打扰他们，他们有事情来问我，或者中央组织部来考察干部，来做调查，也到我这里来看一看，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有说话的渠道。我不愿意给第一线的同志们增加负担，过年过节的时候，第一线的同志们也来探望我，有省委书记、省长，有省委组织部、老干局的同志，大家见面只是随便聊几句，谈谈各自的近况，我从不随便打扰第一线领导同志的工作思路。
我发现以前在工作中学的哲学、辩证法都很有用处，我把一些哲学思想运用到自己晚年的生活里面，还很有效果，比如说老年人要量力而为，就是说不要超越自己身体功能的可能性去做事情，对待自己也要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待，应该有发展的眼光，人到老年是一种自然界发展的必然规律。老年以后要多注意自己的保健，争取多活几年，你如果和自己过不去，有些事情想不开，出现一些不健康的情绪，总是感到有失落感、孤独感，自己不主动寻求力所能及的生活乐趣，那就会自寻烦恼，也就会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精神作用对老年人是很重要的，对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应该经常地左右着自己的行动，发扬这种观点在离休生活上，就可以振奋自己的精神。精神好了，加上一定的活动，身体自然就会健康，活的时间就会相对的长一点，可以多看几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好形势。如果我们老同志能够很好的想通这些问题，那么我们的思想就可能不会产生郁闷感、抑郁感、孤独感、失落感。所以唯物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到了老年仍然还是很有用处的。
我们有些老同志对社会上的一些丑恶现象看不惯，总认为这些问题不解决会出大问题，应该看到我们党中央对这些事情早就已经觉察到，而且正相应地找出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不用我们老同志过多去担心这些问题，只要党中央清楚现在存在的问题，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有决心惩治这些丑恶现象，那么这些丑恶现象就不会继续发展，要相信这些丑恶现象不可能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
现在的社会发展与过去的社会发展的阶段不同了，现在是市场经济阶段，过去是计划经济阶段。所以有些问题在计划经济阶段很少，或问题还不严重，这些问题开始严重的时候，我们已经退出了第一线的岗位。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经过战争的考验和计划经济的阶段，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印象不深，反而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印象很深。我们国家的客观情况是在建国后从50年代后期开始就被耽误了20年的时间，是从1957年到1977年，如果我们不被耽误这20年，如果邓小平的思想从1957年就开始贯彻，那么我们国家的情况早就不会是现在的情况，日本也不过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才开始经济起飞的。可是我们的年轻一代大多不了解这段历史，所以总感觉到我们不如资本主义，过去100多年来中国的历史，一直是闭关锁国的历史，从清朝乾隆以后，中国就开始慢慢自我封闭，道光年间就开始有外敌入侵。只是近20年来才改革开放，所以我们要教育好年轻一代，让他们了解过去的历史，才能深刻理解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
讲完自己的离休生活和心得之后，我们的访谈也就要告一段落了，最后，苏老对自己一生的革命生涯作了一个概括，这是他几十年生活的高度浓缩。
从我的一生经历里面，我的经验和教训，总结起来，有这样几点。
第一，我在年轻时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关心国事，萌发出一种爱国主义思想，想对我们国家负起一定的责任，这是我今后追求进步的基础。我年轻的时候恰好赶上抗日战争，民族灾难深重，就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也是国难当头，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恰逢“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当时十分嚣张，国难当头，每一个不甘做亡国奴的热血男儿都会做出自己的选择，我则选择走上了一条寻找光明的道路。
第二，我进入社会，也就是抗战初期，我就一直注意政治理论学习，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所以欣慰的是，在革命的征程中基本上没有走错过路。我当时就想，谁真正打日本、我就跟着谁走，那时候我就认为真正打日本、爱中国的就是共产党。当时社会上各种思想都有，我初中的一些同学，跟着国民党的也多的是，我们家有兄弟姐妹四个，我的两个哥哥都是国民党员，我和我姐姐是共产党员，而且始终坚定不移。周围的人坚持不下去的也有，1941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环境十分艰苦，有些人经受不住考验，就动摇、妥协了，有的就跑回了家。
我一生中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动摇政治上的信念，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相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即使是在“文革”中最困难的时刻。“文革”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时期，战争中只是敌我矛盾，界限非常清楚，在“文革”这两种矛盾交叉的情况下， “四人帮”把我们当作敌我矛盾，我们却感觉我们和党、和人民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虽然工作中间有错误，但决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也始终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敌人。我在“文革”期间补交党费的举动，就是仍然把自己看成是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站在人民的敌对面。
第三，我一生当中始终坚持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矛盾论》、 《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等哲学著作，其中光辉的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使我终身受益。
第四，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我们任何时候在工作当中都要重视调查研究。过去毛主席经常讲领导干部只不过是“出主意，想办法，用干部”。实际情况清楚了，下了决心了，但没有好的执行者，还是不行。1961年，党中央开始纠正我们在发展经济工作中间出现的一些错误的时候，我们又反复阅读了毛主席的一些经典哲学著作。经过全党上下的调查研究，纠正了我们在工作中的错误，就有了1962年以后全国经济情况的好转。
从我自己的经历看，从国家的每一个重要的革命历史时期，每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阶段看，党的正确决策都是从调查研究和总结实践经验中得出来的。邓小平同志没有他亲身的经历，邓小平理论也不会诞生，邓小平理论中的包产到户，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都是从调查研究和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所以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不仅对个人的工作，而且在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当中的作用，是可以体会出来的。
没有正确的调查研究就没有正确的决策，我在工作当中通过调查研究也获益匪浅。总结自己的一生之所以没有犯重大的错误，也与自己重视调查研究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对新生事物也不能过分地恐惧和害怕。1961年，我在湖南浏阳的北盛公社，也就是王震同志的家乡，就搞过包产到户的试点，后来邓小平、杨尚昆同志就包产到户问题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不要搞，包产到户有资本主义倾向。我们就停止了试点。后来“文革”时造反派就批判我和省委的几个人搞包产到户的试点，是走资派，我对此就印象很深。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在贵州又开始试行搞包产到户的时候，我就有点犹豫，不很积极。冉砚农同志传达姚依林同志代表中央讲的精神，说在边远山区，可以首先搞包产到户，当时池必卿同志不在家，我就提议等池必卿同志回来再说。后来池必卿同志回来，省委在讨论中间，我就不太积极，到后来大家决定要搞。因为在实践当中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文革”中间又为此受过批判，在分辨是非和具体情况中间，就有些犹豫，不清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和“文革”以前的情况已大不相同，在包产到户的问题上落后于实践，思想跟不上形势。后来经过自己的调查研究，看到农民们的生产积极性由于包产到户的实施而高涨起来，工业上也由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充满活力，我的思想也逐渐转变过来。
第五，工作作风问题。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工作作风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要善于团结干部，善于团结群众，善于团结自己身边的所有同志。首先自己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要化公为私，而要大公无私，自己该得的东西自己得，自己不该得的东西就不要伸手要。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当时党内就特别强调这个问题，教育大家公是公，私是私，公私要分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面，都不要企图占公家的便宜，要廉洁奉公。
我对自己的孩子们，还有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做出这样的要求，同时也教育他们，自己也这样以身作则，总而言之有一条，就是为人民服务，创造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就是为了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中间很有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干扰，这些干扰有时来自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像成克杰这样的人。我认识这个人，我到广西去的时候他还接待过我，他当时是自治区政府主席，成克杰在政治上是非常不成熟的一个人，政治上没有经受过大的锻炼，是非都分不清楚，因此走上犯罪的道路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的老伴，她为了给我创造一个好的工作环境，没有跟我一起来贵州工作。过去在一起工作，不论战争年代也好，还是在湖北、湖南工作也好，两个人在一起工作，她都感到不太方便，反而总觉得吃了亏，本来该提拔了也由于我的原因而没能提拔，比如1948年我在冠县当县委书记的甘候，她本来应该提拔，却因为我的原因没有提成。她不到贵州来，就在湖南教委挂了一个顾问的名义，后来就离休在湖南，就是为了给我创造一个好的工作环境。
我的儿子现在也在湖南，我来贵州工作的时候，按照政策只能带一个孩子在身边，我就带了老六姑娘，她以前在涟钢，是个教师，后来通过组织关系调来贵钢，还是教师，以后她通过个人的努力，考入教育学院学习。现在在自来水公司的老五姑娘，在湖南大学毕业后，到西藏工作了8年，后来由于胆囊炎，不能吃肉食，而西藏蔬菜又很紧缺，为了保证身体健康，才调回内地来。当时我问她是否愿意留在贵阳工作，她说愿意留在贵阳。她原来在湖南大学是学的给排水专业，在实际工作中又搞了多年的自来水工程，来贵州后还是搞自来水工作，当了一名施工技术员。
不论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是对自己的亲属，要做到公私分明，不要有亲有疏，对自己的亲人也不能特别照顾，要为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这个问题对于干部的形象十分重要。工作作风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大问题。我工作60多年，经验教训很多。领导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哪怕做的事情再小，想不让别人知道也很困难，有一次我院子里的梨子熟了。我认为这不只是我个人的，就送给老干处、老干局、身边的服务人员、警卫连的战士们吃。在湖南工作的时候，省委大院里的桔子熟了，我的小孩子调皮，他有时候爬上树，偷桔子吃，我们规定每摘一个桔子罚五元钱。为此，我就主动上交了罚款，把钱送到行政处，后来终于把偷桔子的风气刹住了。作为一位领导干部，主要抓大事，但也不能忽略小事，要做到公私分明，不要以为是小事，小事影响不一定小，小事可能转化为大事，对工作造成不好的影响。
领导干部，不仅要抓大事，也不能忽略身边的所谓小事，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往往正是这些所谓的小事，使一些意志不坚定的领导干部一步步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苏老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的严谨的工作作风，公私分明，注重小节，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留下了良好的口碑，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