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老退居二线以后，还重点抓了关心下一代工作，这是受当时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的委托而出面组织的。在苏老的推动下，贵阳市经过向兄弟省、市学习，然后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率先在全省成立了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后来省级组织及其他地、州、市组织也相继成立。这项公益事业，虽然短期见效不快，但从长远来看，意义非常重大，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它不仅为当代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做了大量工作，而且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这对于我们党执政力量的加强、国家建设人才的可持续储备，具有重要的保证作用。
我在1985年退到省顾委会工作。1986年，胡锦涛同志（当时担任贵州省委书记）向我提出一个建议，建议我能否抓一抓关心下一代的工作。他说河南安阳抓关心下一代的工作做得比较好，他在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时候，那里是一个点，他建议我们派人去看一看，以便在贵州能够开展这项工作。
当时我就请了秦天真等一些老同志当顾问，我们商量派人先到河南安阳去考察一下，就决定先去找贵阳市的李万禄同志，当时他担任贵阳市委书记，我建议他先派几个老同志去河南安阳考察一下，然后在贵阳市试点，探索这项工作如何在全省开展。贵阳市委就派人到河南安阳去考察。
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主要是由退下来的一些老同志来参与，在开展这项工作的过程当中，也逐渐吸收了一些退休的教师、医生、文艺界的艺术工作者，特别是教师，来参与这项工作。我们以离退休的老干部为骨干，以贵阳市为试点，开展了一二年的工作，效果还是不错。我也为此多次接受了省、市电视台记者的采访，回答了关于开展关心下一代工作的进展情况，对接班人的培养教育问题，我提出了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性，我们各行各业，无论工业、农业、商业都需要培养接班人，都需要培养高素质的青年人来参加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
当时在贵阳市主要负责牵头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张建民同志（当时他担任市委组织部长，后来又担任过市政协主席），贵阳市的试点搞得很成功。后来这项工作就开始在全省各地、市、州、县逐步推广。省一级的关心下一代协会是在1988年成立的，省顾委副主任徐挹江同志为此做了很多的工作。
在推广这项工作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有争论的问题，当时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关心下一代协会的作用问题，究竟这项工作的作用有多大，有些老同志存在疑问。我们认为关心下一代协会主要是由离退休的老同志组成，我们一再对老同志们解释说对这项工作的要求不高，老同志做关心下一代工作，一年做一件事也不少，做多件事也不嫌多，做多少算多少，是作为一项老年公益活动，不能把它作为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在1989年“六四”事件前后，当时社会上思想混乱，自由化思想相当严重，很多老同志对此看不惯，要求第一线的同志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打击社会上的一系列丑恶现象。但这个问题经过几次提意见后，老是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也就是说第一线的同志对这个问题抓得不力，一些老同志就有些生气，觉得我们抓关心下一代工作作用不大，我们提出来的意见第一线的同志也不重视，也不解决。我就提出关心下一代的事业是一项公益活动，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我们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要做助手帮助第一线的同志，来培养和关心下一代，不是我们的工作非要做出明显的成绩来，我们一年开两次会，经过多次的研究、讨论，这个问题也慢慢解决了。
我们经过几年时间的摸索，对关心下一代的工作也摸索出一些经验。比如说我们的组织建设，我们就决定从下而上地组织，先把下面的组织发展起来，再建立上面的组织，由下而上地推动，先发展各地、州、市、县的地方组织，再建立省级的组织，地、州、市、县的组织建立以后，再向工厂、乡镇发展。因此我们省一级关心下一代的组织就建立得比较晚，到1988年才成立。而我们的实际工作从1986年就开始了。后来我们的组织建设又发展到学校、个体工商业、乡镇企业等行业和单位。在学校里我们还开设了家长学校，因为我们关心下一代的工作不能只局限于教师和协会的工作人员，还需要家长、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要发动全社会来关心下一代的成长问题。我们每年开几次会，交流工厂、农村和家长学校的经验，还召开一些现场会和座谈会，推广基层的关心下一代工作的经验，这样全省关心下一代协会的会员就逐渐发展到了30多万人，其中以教育界的会员最多。省教育厅现在是全国关心下一代协会的先进单位，全国也在这里开过现场会。现在龙志毅同志是省关心下一代协会的主席。
关心下一代工作对社会主义建设，对老同志们发挥余热都有好处，我就和许多老同志勇敢地担负起这项工作，从1986年开始这项工作到现在已经有10多年了。经过多年的努力，贵州关心下一代工作已经大有起色，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深受社会各界的好评，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