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前，贵州的农业生产长期处于粗放经营状态，土地产出率低，生态日益恶化。进入“七五”以后，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各地因地制宜地抓了更换和普及优良高产品种、调整肥料结构、增施有机肥、改革耕作制度、推行一年多熟制、改革育秧技术以及综合防治病虫害等技术措施，从而加快了农业集约化经营的步伐，为科技兴农战略的提出打下了基础。
1987年2月，省委、省政府发出《关于深入农村改革，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发展农业生产最强大的后劲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1989年9月，省委、省政府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正式确立了科技兴农的战略思想。这些决策都使得贵州的农业生产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记得曹操在其《步出夏门行•龟虽寿》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苏老就是这样的，白头虽老，赤心犹存。1983年，苏老辞去了省长职务，退到省顾委继续工作。虽然人不在其位了，但是创业之心，犹坚且强，仍然力所能及地做一些分内分外的工作，并甘为人梯，积极为新一届领导班子出谋划策，当好参谋。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不顾年老体力大不如前，仍然坚持下到农村去，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去为水稻、玉米的栽培、种植、改良集思广益，为贵州的农业发展发挥余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农业适用技术的推广是科技兴农的中心内容，苏老在这方面特别注意。
我自从1983年辞去省长职务以后，1985年开始到省顾问委员会工作。从80年代前期到90年代初，我主要在贵州农业生产发展的问题上作了一些调查，并且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
自从我来到贵州以后，贵州在农业生产上遇到的两个最大的难题，一个是干旱，包括春旱和夏旱，它给农业生产造成比较严重的损失。1981年发生的全省范围的严重干旱，导致粮食大幅度减产，农民群众的吃饭都成了很大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向中央求援，要粮食。当时张玉环同志在省政府工作，他主要负责从省外调运粮食，解决救灾的问题。那一年我们向中央要了十几亿斤的粮食。还有一个大的自然灾害是寒风，也就是秋风。贵州是高寒地区，如果发生这种灾害，不仅会造成水稻严重减产，而且玉米在扬花刚刚要结粒的时候，如果遇到寒风的侵袭，也会损失严重。这两大灾害给我们的农村工作造成了很大的被动，也给广大农村地区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些问题是历届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都感到很头疼的事情，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全省粮食紧张的问题也很难解决。我在省政府工作的时候，以及离开省政府的工作岗位到省顾委工作的时候，曾经为此做了很多的调查，思考如何在这个问题上求得一个突破。
贵州的耕地面积虽然较少，但如果能减少这些自然灾害的损失，粮食产量是能够上去的，那么农村的粮食问题还是有解决的希望。这些自然灾害问题不解决，农村总是缺粮，我们就不得不总是向中央求援。姚依林同志在分管全国经济工作的时候，每年中央向贵州支援5亿斤粮食，赵紫阳在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时候，我们曾经向他反映情况，增加到了10亿斤。到了1981年严重干旱的时候，就调进来了十几亿斤粮食。为了从这个问题入手来调查如何解决自然灾害的问题，即旱灾、包括春旱、夏旱，以及秋风问题，我和当时的省委农村工作部长乔学珩同志一起下去做调查，逐渐从群众的经验和各地、市、州的经验中认识到一些道理。
我们经过调查研究，觉得应首先解决玉米问题。玉米在贵州是群众的一大主食之一，玉米如果遇到春旱灾害，在刚出穗时就会干死，如果遇到夏旱灾害，就出不来玉米棒子。高寒山区遇到秋风的灾害，玉米不到成熟就烂了，根本长不起来。群众当中流传一句笑话，形容玉米生长的情形，说就连猴子掰包谷都要跪着才能够掰到，说明玉米长得很差。后来我们总结出经验，可以采用育苗移栽的办法，育苗移栽就可以躲过春旱。在春早期间我们在有水源的地方，用塑料薄膜覆盖玉米苗，等到玉米苗长大时再将塑料薄膜去掉，这样就充分保障了水源的供应。到了雨水多的时候，也就是清明以后，再进行移栽。在育苗过程中，有的用营养窝，有的用苗床。营养窝又称为“肥球”，用肥球把包谷籽包起来，这样育的苗就壮。因为玉米育苗移栽提前了一个季节，又有雨水的保证，玉米的生长季节也就提前了，提前到7月底就满穗了，到8月上旬，玉米基本上就成熟了。由于采取了这样一条措施，玉米的生长就躲过了春旱和夏旱。夏旱一般发生在7月中下旬，玉米在这时候差不多已经出穗了，再有20多天就成熟了，这样就保证了玉米的丰收。由于玉米移栽的季节比过去推迟了一些时间，也考虑到贵州土地贫乏的原因，为了扩大全省的粮食产量，我们在小麦种植的时候，在农村推行分带轮作。就是在小麦种植的间隙，留出大约两尺多宽的间隔带，给玉米的生长留出一个空间，那么小麦在成熟的时候，也正好是玉米要移栽的时候，采取分带轮作的办法后，保证了小麦的收成，小麦的产量达到了两三百斤。在小麦收割以前把玉米种下去，玉米苗长起来后，小麦也成熟开始收割了。收割完小麦后，农民们又创造一种办法，就是栽种红薯或荞麦等作物，那么土地就变成一年三熟。不仅小麦、玉米获得了丰收，还多收了红薯，旱地也变成了一年三熟的好地。采取和推广了这些群众创造的经验以后，我们不仅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春早、夏旱问题，还解决了秋风问题。到后来农民群众又发展了这一经验，在小麦地的间隙不只是种玉米，还可以种烤烟，在小麦成熟以前就种烤烟，小麦收割以后烤烟苗也长大了。而烤烟种植历来就是采取育苗移栽的办法的。思南等地首先开始推广这项经验。农民们还种一些其他的经济作物，诸如油菜等。改良耕作制度，不断地更新、采用优良的高产品种，总算解决了春旱、夏旱、秋风和其他一些自然灾害问题，也解决了诸如玉米、油菜、烤烟等旱地作物的增产问题，农民们感到非常高兴。这些经验我们首先是从遵义地区总结出来的，当时梁明德同志担任遵义地区地委书记。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水稻，水稻一般在夏至以前插完秧，如果遇到夏旱就会减产，高寒地区有的在夏至以后还在插秧，遇到秋风也会颗粒无收。按照贵州的自然气候，水稻应在夏至以前就插秧完毕。义地委的同志吸取农民们创造的经验，利用两段育秧办法采取育苗移栽，到了雨季再插秧，用塑料薄膜或在室内育秧，然后采用小苗移栽的办法，在移栽以后，又在有充分水源的地方进行秧苗的分叶，分叶到三至五瓣后，这个时候，贵州的雨季也差不多来了。插秧的时候则采取拉绳插秧的办法，再加以适当的密度，这样可保证通风条件，再加上适当的肥料。这样做的结果，既解决了水稻春寒灾害时期的烂秧问题，又解决了大苗插秧问题，插秧的规范问题，也躲过了夏旱。经过采取、推广这些经验，以及不断更新、改良品种以后，水稻的年产量就从以前的六七百斤增加到一千二三百斤左右。这些经验也是从遵义地区总结出来的。
1987年我和乔学珩同志从黔南州的福泉、瓮安赶到余庆，遵义地委书记梁明德同志来接我们，见面以后，他就向我们介绍这些经验。他把这些经验总结为“五突破”，第一是育苗移栽，第二是杂交玉米、水稻两段育秧，第三是拉绳插秧，第四是地膜覆盖，第五是旱地分带轮作多熟制。听了梁明德同志介绍的经验后，我们又一起听了余庆县委的汇报，又去了现场实地考察。接着我们去了湄潭，也去下面看了一下。离开湄潭，我们又回到遵义，听了地委的汇报。又去了仁怀，仁怀可以说是旱地作物实行分带轮作的典型。回到遵义地委后，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经验，值得推广。
我回到贵阳后，向胡锦涛同志介绍了情况，他建议一起去遵义看一看，又在遵义开了一个粮食研讨会。我们又去了仁怀考察了旱地的分带轮作和水稻种植，他也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经验。在遵义地委为此召开的会议上，胡锦涛同志肯定了遵义地区的经验。
回到省委以后，就研究如何推广这项经验，决定刘正威和王朝文同志在8月份去遵义开一个全省粮食工作会议，或者叫粮食现场会。全省各地委的有关负责同志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农业生产“五突破”的经验。胡锦涛同志在会上讲了话，谈了一些主要问题。我讲了一下群众路线的问题，就是说抓农业生产要走群众路线，好的经验都是从群众当中自下而上地总结出来的，我们省委只不过是推广群众的经验而已，当然在推广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集中、坚持和不断充实内容的阶段。
我们推广“五突破”的经验首先是从毕节地区的金沙、毕节、黔西、大方等县开始的。当时禄文斌同志担任毕节地委书记，徐正维同志担任地委副书记，他们接受先进事物比较快。当时搞得最好的还是金沙，因为它离遵义比较近，过去的农业基础也比较好。以后经过几年的努力，铜仁、黔南、黔东南等地、州也开始推广“五突破”的经验。从此贵州农业适用技术的推广逐渐形成高潮。广大干部群众在推广遵义地区经验的同时，又探索出并逐渐推广开一些适合贵州农业发展的实用技术。
我有一次到黔西，因为我在湖南工作得比较久，知道绿肥对农业生产很有益。一亩绿肥收获几千斤可以施肥两亩田。有的种兰花草可以收获七八千斤甚至万把斤，可以施肥三四亩田。我一直同下面的同志谈到这个事情，最后黔西的同志接受了我的意见。他们在间作套种期间，在小麦的中间种植绿肥，在种小麦的同时，把绿肥也撒下去。绿肥在春天就开始慢慢发芽，到开始移栽玉米或者烤烟的时候，绿肥也差不多成熟了。把绿肥埋在土里，绿肥一烂，有水分又是肥料，这样玉米和烤烟的长势就非常好。我在黔西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就给刘正威同志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现在的新华社贵州分社社长刘子富同志看到了，他说这个经验比较好，就把这封信登在了《贵州日报》上。刘正威看到我这封信以后，就亲自去黔西考察了一次，认为这个经验很好，就决定在全省范围内推广这项经验，效果很好，得到了群众的拥护。
还有一项先进的农业经验就是小水窖，据说是从云南借鉴过来的的经验。我最先看到小水窖是在毕节。毕节地区容易干旱，春旱的时间尤其长，雨水相对来得更晚一些。当地群众采取串联小水窖的办法，解决了一万多亩农田的灌溉问题。后来我在息烽看到有一个村子，因为地势比较高，村里的群众连喝水都很困难。他们就在衬里挖了小水窖群，以解决村民人畜的饮水问题。从这个事例中我回忆起抗战时期我在太行山武乡的时候，我们八路军住的村子里也是用旱井里的水，旱井储存的水，冬天是雪水，夏天是雨水。我有一次到甘肃省兰州参观赵紫阳曾去视察过的西海固地区，当地也是饮用旱井的水。我联想到我们贵州主要是喀斯特地区，但并不缺乏雨水，从每年的5月份开始，贵州的雨水就开始多了起来。每年贵州的降雨量大约总在一千毫米左右，有的地区可以达到一千五百乃至一千八百毫米左右。虽然并不缺雨水，但由于喀斯特地区的原因，雨水不容易储存。而修建大型水库也因为同样的原因难于实施。修建小水库，到了干旱严重的时候，由于蒸发量大和地质渗漏的原因，也濒于干涸。根据我在基层调查到的情况，就提出农村地区发展密闭的小水窖、密闭的小水塘，符合贵州的地质情况。有的小水窖可以用管子连成一个小水窖群，小水窖的另外一个好处是有水盖，井口也小，这样只要窖底不渗漏的话，水的蒸发量就很小。我们提倡窖底用水泥涂抹，以减少水的渗漏。我又带着省顾委的一些同志到息烽的那个小村子去考察，他们看了以后都称赞不已，认为确实可行。我们又建议省委向全省推广这个经验。后来省委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向全省推广小水窖储水的经验。
我在下去调研的时候就十分注意发掘、总结群众在农业生产中创造的经验。我在湖南工作期间，从1959年到1972年，都一直在农村工作，所以对南方的农村生产情况比较熟悉，贵州虽然和湖南不同，但都有水稻产区，只是贵州的玉米产区比湖南要多得多。我在贵州工作，起先是分管工业，以后又主持过一段时期打击犯罪分子的工作。从1985年到1993年期间，我就开始主要关注农业生产发展的问题。在这段期间，贵州农村地区自从解决了旱灾和风灾的问题，以及这段时间也正好赶上风调雨顺，农业生产一直向前发展。全省粮食总产量从一百几十亿斤，增加到现在的220多亿斤。农村人均粮食已经达到600多斤，基本上实现了自给。现在虽然不能说农业已经过关了，但是可以说贵州农业生产形势比较好，达到了历史上比较好的水平。油菜的产量由“文革”刚结束时的不到1亿斤增加到10亿多斤，基本上解决了全省的食用油问题，还成为全国的油菜基地之一。烤烟达到1000多万担，现在由于销售不畅的原因，又有计划地减少到七八百万担。
由于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从80年代开始，贵州的农业生产形势渐渐好转，这是全省上下一代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我相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有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有3500万贵州人民的勤劳奋斗，贵州的农业生产一定会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