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老担任贵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期间，他重点抓了产业结构调整工作。在这一时期，苏老深入调查了解贵州省省情，不辞辛苦地走遍了贵州的大小地、市、州、县，跋涉过无数的黔山秀水。他深入厂矿企业，与工人们交流经验、看法；他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民们亲切交谈，关心群众的疾苦，倾听群众的呼声，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获得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省委、省政府的正确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这几年中，他始终把推进贵州的经济建设，力争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当作一项首要任务来抓，而且不顾辛劳千方百计设法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譬如，为了增加贵州的卷烟厂点，他利用各种条件去北京跑审批，从北京回来后没有回省委就马不停蹄地到各地指导卷烟厂的筹备工作。
贵州农村经济体制自60年代形成之后，虽然进行了某些方面的调整，但“一大二公”、平均主义的本质并未改变，一直沿袭至70年代末期。实践证明，这种体制极不适应山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1958年至1978年的21年间，贵州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从60年代开始，许多地方的农民自发地采取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这种自发的行为，反映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但在“左”的思想盛行时期，把农民采取的行之有效的责任制形式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横加批判，把支持农民上述正当行为的各级领导干部当作“走资派”，进行不公正的批判和处理。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中，人们的思想逐步从“左”的禁锢之中解放出来，在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中，大胆地选择适合本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责任制形式。中共贵州省委及贵州省各级党组织在这场历史性的重大变革之中，逐步从被动变为主动，采取顺应农村生产力发展客观要求的有效措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尝试。贵州农村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大体经历了大胆探索、全面推行和逐步完善的过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贵州农村发展生产中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包产到户的问题。
所谓包产到户，就是农户向集体承包，实行家庭经营，联系产量以工分的形式进行按劳分配，即将劳动成果中的包产部分交生产队统一分配，超产部分全部或部分作为奖励分给承包户。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农民对农业生产开始安下心来，农业生产形势也逐渐开始好转，粮食产量也开始出现增长的趋势。工业生产经过一系列诸如在分配制度等方面的调整，也有很大的起色，基本上都恢复了生产，重工业也继续有所发展。
这时候出现的问题在农业上是如何使农民能够安心生产，如何能够逐渐致富，在工业上是如何能够在原来的基础上全面发展。省委经过研究后决定对工农业生产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省委于1979年5月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和部署全省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这次会议认真总结了贵州国民经济发展的经验。同年11月，省委召开四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决议》，决定从1979年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
在农业方面，是突出农业的基础地位，因地制宜地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在农村我们派出一些同志到基层，通过一些调查以后，认为烤烟和油菜是贵州农业生产发展的两大优势，也是贵州农村地区的传统产业，但是当时贵州的烤烟生产和油菜生产都发展得不算好。我去过遵义、湄潭、金沙、黔西、绥阳等一些地方作过调查。遵义和黔西过去一直有种植油菜的传统，我们经过调查以后决定在全省范围内积极推广烤烟和油菜种植，努力改进油菜品种，增加油菜种植面积。当时提出来的口号是：“要想富得快，烤烟加油菜。”经过几年的调整和发展，贵州的烤烟业和油菜种植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全省的油菜年产量由原来的8千万斤增加到几亿斤，遵义地区的油菜产量由年产几千万斤增加到1亿斤以上。当时祖传模同志在遵义地区担任地委书记，我曾经和他开玩笑说：“你如果能把你们地区油菜的年产量增加到1亿斤以上，我请你喝一瓶茅台酒。”他后来果然把油菜的产量搞上去了，遇见我就和我开玩笑说让我请他喝茅台酒。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整以后，烤烟和油菜的产量是上去了，但接着出现的是烤烟和油菜的加工问题，这就涉及到了工业生产。
当时贵州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可以分为农、轻、重三部分，主要是重工业。贵州的重工业是在1958年以后，尤其是1964年国家实行三线建设以后建立起来的，包括三大军工基地，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等行业。贵州的重工业生产产值差不多占据了全省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轻工业基础则十分薄弱，基本上是空白。因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出现重工业自我循环，轻工业自我奋斗的恶性循环之中。
1980年初，贵州省政府在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提出，1980年全省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快轻工业，各部门要为发展轻工业让路，发展轻工业要突出重点。1982年3月，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提出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继续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成果，促进轻工业特别是日用消费品的生产，带动重工业的调整，力争使国民经济有一个比较扎实的发展速度。省政府发出了《关于加快发展食品工业有关问题的通知》，提出发展食品工业的重点是加快卷烟、酿酒、制糖、粮油加工业的发展。
当时全省仅贵阳有两家烟厂，一年的卷烟产量也就是几十万箱。其他地、市、州几乎没有像样的烟厂，最多的不过几千箱、万把箱的产量，所以当时贵州的工业发展急需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省委为此几次开会，研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大家认为贵州的优势在烟叶和油菜，酒的产量也很少，只有茅台酒在全国有名气，其他诸如董酒、鸭溪酒都还不太出名，产量也很少，只有年产几十吨的产量，茶叶虽然有都匀毛尖，但年产量也很少，纺织工业也很薄弱，在这种情况下抓工业生产的调整就感到相当困难。当时省委多次研究后决定，首先抓烟草工业。
那是在1981年左右，我就先着手去各地进行调查，去贵阳的卷烟一厂、二厂，当时它们的卷烟年产量一共不过30多万箱；贵定只有一个很小型的卷烟加工厂，年产卷烟1万多箱；遵义我也去过，它的卷烟厂设在南白镇的一家烟草仓库内，年产卷烟也只有一两万箱；黔东南州的黄平也有一家小卷烟厂，年产量也不过只有1万箱左右，当时它的厂长是张佩良同志，现在他担任省长助理；铜仁也有一家生产雪茄烟的小厂，产量也只有几千箱；毕节的卷烟厂是在一家汽车修理厂里面，每年的产量也只有几千箱；六盘水、安顺、黔西南州都还没有卷烟厂。经过对各地的调查以后，我发现只有贵阳的卷烟厂有点规模，但生产的卷烟都是低档烟，没有高档烟。我提出是否先在贵阳卷烟厂试行滚动发展的模式，先搞一个10万箱左右的高质量的卷烟加工厂。这就要搬迁旁边的红星家具厂，再在它的基础上建一个比较像样的车间，能生产带过滤嘴的香烟，最后形成年产10万箱卷烟的规模。结果这个车间很快就建成了，一年以后就开始产生经济效益。在这个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又开始全面考虑全省的卷烟工业的发展，认为贵定的基础比较好，．，可以建成一个年产二三十万箱卷烟规模的定点厂，黄平也可以建成一个同样规模的卷烟厂，遵义要把原设在南白镇的卷烟厂搬迁到遵义市内，利用轻工业厅的一家加工干笋的工厂的厂房，也可以形成年产二三十万箱卷烟的规模，毕节的卷烟厂也应从汽车修配厂搬迁出来，另建厂房。安顺当时的地委书记是陈远武同志，我和他商量，准备利用在平坝的011基地原来一家生产降落伞的工厂的空厂房，因陋就简，建成一个年产15万箱卷烟的卷烟厂。当时在铜仁、六盘水、兴义都还暂时未考虑设点。当时中央对卷烟厂的新设点限制得很紧，因为我当时在轻工业部有些熟人，于是我就带着省农业厅厅长、轻工业厅厅长，还有副省长申云浦同志，一起到中央去求援，要求增加卷烟厂的设点。其实在这以前，下面准备设点的卷烟厂就已经开始积极行动了。当时在轻工业部担任副部长的是乔明浦同志，另外一位副部长是解放初期曾经担任过贵州省委副书记的徐运北同志。我们去找了他们，也去找了国家计委副主任陈先同志，后来又去找了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同志，他当时主管全国的工业生产。姚依林同志当时不在家，回来以后看到我们的请示，就批示说考虑到贵州的轻工业现状，对贵州的卷烟厂设点应该给予适当照顾。轻工业部的两位副部长也对我们说，只要我们能够在1982年年底前完成新设点卷烟厂百分之七十的基建工程量，那么就可以审批设点，到时他们来检查。
我们是坐火车去的北京，回贵州时我就没有坐车直接回贵阳，而是在黔东南州的凯里就下车了，下车后我也没有去地委，直接去了黄平，当时黔东南州的州长和我一起去的。我到了厂里，向同志们传达了中央主管部门的要求，鼓励大家抓紧时间干。离开黄平后我就到了遵义，向他们介绍了情况后，我提出在南白镇的烟厂必须搬迁到遵义市，但是南白镇所属的遵义县和遵义市互不统属，遵义县的同志起初不大愿意，我们就协调他们的工作，最后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接着去了毕节，到了毕节地委，当时的地委书记是禄文斌同志，他对卷烟厂设点的工作非常积极，主动抓厂房的定点和兴建工作。安排完毕节的工作，我又去了安顺，安顺地委书记陈远武同志也很积极，因为厂房是现成的，他们的基建工作相对要快一些。回到贵阳后，我和市委书记夏页文同志、市长柴龙同志一起去了贵阳卷烟厂。当时贵阳卷烟厂的生产规模计划定到50万箱，并且计划原一厂和二厂合并，在一厂的基础上实施扩建。这时各地都在积极地工作，到了年底基本上都能达到中央主管部门要求的建设规模，原来计划申报的卷烟厂新点最后都被确定下来。在其后的发展过程当中，各地的发展情况就开始参差不齐，贵定卷烟厂发展的情况比较好，后来发展到年产25万箱的规模，贵阳、遵义、安顺、毕节的卷烟厂发展得也还可以，它们的特点是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其他的卷烟厂由于各种原因，以后发展的情况就不是很理想了。这当然是后话，不久以后我就离开了工作岗位。对卷烟行业的调整是一项大的工程，它的发展对我省的烤烟生产也是一大促进，也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因为卷烟厂的税收比较高，以后六盘水、兴义、铜仁也都建了卷烟厂，但是大多数厂家都没有正式地定点，都只是以一些出名厂家的品牌来进行加工。
当时油菜的发展形势也很好，后来油菜年产量增加到8亿斤乃至10亿斤以上。随着油菜产量的增长，油菜加工的问题也开始突出起来。贵州以前只有一些油菜的土加工厂，很少有机械加工，只有绥阳县有一个小规模的油菜加工厂，我和省粮食厅厅长、机械厅厅长都去参观过。在遵义县的南白镇有一个中央所属的油脂加工厂，贵阳也有一家中央所属的油脂加工厂。当时张树魁同志担任副省长，提出由我负责在全省定点建设几个油脂加工厂，规模可以大一些，机械水平应该高一些，同时对一些老的油脂加工厂进行改造。我和省粮食厅厅长王民三同志一起，下去做了一些调查，决定在绥阳、遵义、贵阳、金沙、铜仁建设几个能够年产几万吨食用油的大的油脂加工厂，从而在对食用油加工的产业进行调整、充实和改造的同时为这个行业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时的纺织行业主要是集中在贵阳，省委、省政府在做出发展纺织工业的决策后，在贵阳新建了一家有3万个纱锭的纱厂，又对清镇的纱厂，安顺的一家帆布厂，以及都匀的一家麻纺厂进行了改造。当时我曾设想贵州的纺织业最后能够达到这样一个规模，即可以为全省人民每人每年做一套新衣，当时曾经设想最后全省的纺织业能够达到25万个纱锭规模的水平。
对于贵州酿酒业的发展，当时省委决定重点抓茅台酒和董酒，它们都是全国八大名酒之一，我们希望能够扩大它们的生产规模。这两家酒厂遇到的问题一个是资金问题，另外茅台酒厂还有原料供应问题，酿酒需要本地仁怀、习水附近出产的高粱，我们就尽量给他们解决这些困难。为了解决茅台酒厂的干部队伍问题，我们从仁怀调来县委第二书记周高廉同志担任茅台酒厂的厂长。董酒厂的干部队伍建设则比较好。我们又在遵义建了一家啤酒厂，是全省第一家啤酒厂。湄潭酒厂、毕节酒厂、安顺平坝县的酒厂我也都去看过。
茶叶行业也有些发展。除了以前的名优品种外，新开发的有清明茶、银球茶，后来它们还都成为国荼，原国家主席杨尚昆同志在出国访问对还曾将银球茶作为礼品赠送给外国国家元首。可惜这些名茶的产量都还不大。
虽然烟、酒、茶、食用油、纺织等轻工业都有所发展，但还是跟不上同时期重工业的发展，与重工业在全省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还是不相称。国家过去在三线建设的投资很大，特别是在煤炭、钢铁、有色金属、三大军工基地等，使得重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例很大。虽然我在位时对产业结构进行过调整，但是仍然没有达到农轻重的合理比例，重工业仍然还是占有过大的比例，农业、轻工业仍然没有达到合理的比例。轻工业行业的发展，最后只有卷烟业的发展比较成功，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的比例较大，其他轻工业行业的发展则不是很突出。但是从那时起，重工业就没有盲目再上一些新的项目，除了瓮福磷矿，是由国家支持的一个大项目，其他都是一些小项目，比如开阳磷矿，上了一个磷和重钙加工厂的项目，但只有一年十几万、二十几万吨的加工能力。
我们在工作中虽然努力调整农轻重产业结构的比例关系，但未达到理想的水平。我在位时如此，以后上任的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仍在继续努力抓产业调整这项工作。如何协调好农、轻、重三者的比例关系，确实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如何健康发展的大问题，而贵州当时这方面的问题更是积重难返，苏老为此着力尤深，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其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