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苏老建国以来的工作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调入湖北省委之前；二是在湖北、湖南省委担任副秘书长、秘书长期间；三是调入贵州工作以后。而在贵州工作时期最为重要，因为，在这里，从领导职务、责任上讲，苏老是省里的主要领导，而且主抓工业；从业绩上讲，这段时期也是苏老主动、系统地实施其工业建设的指导思想、抓具体工程实施的重要阶段。到了贵州后，他先后抓了水城钢铁厂、乌江渡水电站、赤水天然气化肥厂和茅台酒厂的建设。而以上这些企业，直到今天，仍然是贵州省工业中的支柱产业，仍然为贵州的经济建设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这一切，是与苏老的努力分不开的。
我是在1977年3月16日来贵州的，当时省委常委在家的全体成员都到车站来迎接。我的夫人没有和我一起来贵州工作，她主要是怕影响我的工作。她年纪也大了，叉一直在从事教育工作，她和湖南省委的同志们到车站送我，同志们问她为什么不一起来贵州，她说担心来贵州后不好开展工作，会对我的工作有些牵扯。
我来贵州时中央并未明确我具体的工作，我来贵州后，贵州省委向中央报告我的职务是省委副书记，兼省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工业。
“文化大革命”的10年期间，贵州的工业生产遭受到很大的干扰和破坏，许多厂矿企业管理混乱，常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当时贵州水泥厂、水城钢铁厂等一些大的企业差不多都停产了。而同时又有两大基本建设：一个是乌江渡水电站的建设；一个是赤水天然气化肥厂的建设。因此，摆在我面前的局面比较困难。
我上任以后，主要通过抓工业学大庆，以此作为带动，把工业生产秩序恢复起来。同年5月，省委、省革委会召开全省工业学大庆会议。6月11日，省委又召开三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部署了全省分批分期建设大庆式企业的工作。要求把全省的大、中型企业的领导班子整顿好，认真落实干部政策，解放一大批领导干部。建立和健全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管理制度。通过开展“工业学大庆”，对企业进行整顿，组织重点工程会战，生产建设均取得较大发展。在抓恢复工业生产的同时，我就到处了解情况，当时提出的目标是能否在年内把大多数企业的生产恢复起来，工业年产值能不能搞上去，提高到40亿，而我来的时候只有20亿，这个目标后来是实现了。
全省通过“学大庆”以及抓重点企业的整顿工作，一些“老大难”企业很快恢复了生产，水城水泥厂、水城钢铁厂、六盘水的几大矿务局，一大批军工厂等都恢复了生产。大部分企业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基本上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给生产造成的混乱局面，全省工业生产出现了上升的好形势。
经过一年的恢复生产，省委就提出，水城钢铁厂要想继续发展，就必须建设二号高炉，而以前的一号高炉只有600多立方米。当时省委第一书记马力同志就提出在1978年能否把二号高炉建起来，省委常委研究后决定让我来负责这项工作。我经过一番调查以后，答应试试看。当时刘玉林同志担任水城钢铁厂的副厂长（后来担任贵州省副省长），我就问他二号高炉一年内能否建成，他说只要找一个好的基建单位，各种原材料供应及时，也可能很快地建起来，他说可以试一试。当时省委全体常委就到水城钢铁厂召开动员大会，由省委第一书记亲自动员，号召为了振兴水城钢铁厂，全厂职工共同努力，要把二号高炉搞起来，扭转水城钢铁厂的被动局面。
为了尽快完成省委交给的任务，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水城钢铁厂的工作上，与六盘水市委书记贾林放，水城钢铁厂的党委书记张子雄（后来调到上海宝山钢铁厂工作）等同志一起。当时具体的负责人是刘玉林同志，我就问他怎么能够保证一年之内把二号高炉建起来呢，他就提出了首先要保证资金、原材料的到位，其次是挑选一个好的工程公司，我们经过慎重选择，就选择了昆明的第十四冶金建设公司，把它的原班人马全部调来。然后由冶金部派来一个基建局长，加上我们省冶金厅的有关人员全部坐阵。
省冶金厅的基建局长答应提供所需的钢材，说把仓库门打开，保证供应，工程需要什么品种就提供什么品种。我对两个水泥厂也打了招呼，一个是水城水泥厂，一个是贵州水泥厂，它们答应随时供应需要的水泥。再一个就是木材问题，我把黔东南州的州长、州委书记找来，他们都答应保证供应建设所需的木材。资金当然也不成问题，银行保证资金到位。这样资金、钢材、水泥、木材，建设单位，都比较顺利地解决了。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从上到下，人们的生产情绪很高。我就对刘玉林同志说，现在一切都具备了，就看你们努力了。他说只要各项条件具备，保证一年之内建成二号高炉。结果一年之内建成了二号高炉，有1200多立方米，比一号高炉几乎大了一倍。二号高炉建成后，极大地振奋了水城钢铁厂广大干部、职工的精神面貌，生产形势也大大地好转。当焦炉点火的时候，六盘水市委书记贾林放同志，亲自在高炉前坐了一天一夜，看着焦炉点火。这项工作，算是打了一个漂亮仗。
我抓的另一项工作就是乌江渡水电站的建设。当时乌江渡水电站的问题主要是生活保障和原材料保障问题。它的领导班子非常好，当时水电八局的局长、党委书记是黎旭同志，他是个老干部，是原来河北地下党的同志。他是我在大冶地委工作时的民政科长，与我在1952年一起转向工业工作的。曾在湖南建设柘溪水电站，“文革”期间，从柘溪电厂调到乌江渡建设水电站。乌江渡水电站的领导班子是从湖南原套人马调来的，班子非常好。在乌江渡水电站工程上，我除了督促水泥厂保证及时供应外，没有费多大的精力。在水电八局全体干部和职工的努力下，只用了很少的钱，就在地形条件非常复杂的情况下，修了这么大的一座水库，在全国也能算是一个质量比较高的工程。这个班子也很听话，作风非常好。我到乌江渡的时候，他们的局长、党委书记从来不陪餐，安排好我的就餐后，他们都是自己回家去吃饭。所以乌江渡水电站提前完成了建设任务。
我抓的另一个建设项目是赤水天然气化肥厂。该厂设计能力为年产30万吨合成氨、48万吨尿素。这个化肥厂我来以前就已经在建设，我来了以后仍继续建设。我一年差不多去几次，途中要经过乌江渡，经过遵义。我主要给它解决的问题，一个是协调干部团结问题，当时的承建单位是建工四局，它下属有几个公司在那里施工，施工条件当然比较差。四局的局长王彩章，是华国锋在山西工作时的老战友，他和我们的筹建指挥部不很团结。指挥部的指挥长是刘哲民同志，还有副指挥长是卢绍善同志（后来担任省交通厅长），刘凤亭同志（后来担任省物资局长）。我协调他们之间的团结，花了很大的精力。有一次我们和国家建委的一个副主任，在那里花了七八天时间来协调他们的关系。再一个就是原材料供应。因为当地的交通很不方便，通内地只有一条公路。我们把原材料运到重庆，再由重庆逆江而上，经赤水河运进去。或者用汽车由遵义到赤水运进去，当时花了很大的精力解决原材料供应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解决生活问题，当时的生活很困难，1977年和1978年，国民经济正在恢复期间，人民群众吃肉都还非常困难。所以我去的时候总是带着省商业厅的副厅长，目的是好给他们调配点粮、油、肉等副食品，当地连蔬菜都很少。那时候我还不太懂化肥厂的工作，可以说是一窍不通，我原来没有接触过，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如果技术上出了问题，我就请八局的工程师，帮它去解决。有一次它的高压水池出了基础倾斜事故，我就赶紧给乌江渡八局打电话，请他们派总工程师来帮助解决问题。八局的工程师很快赶到了，经过检查以后，认为没有什么大问题，也就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一直维持到现在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这样一直搞到1979年秋，开炉点火一次成功。我离开赤天化以后就没有去过，但点火投产后它的生产情况一直比较好。当时的厂长周永禄同志，还有总工程师、副厂长，都比较熟悉。经过20多年，他们当中的很多干部成长了，有的调出来，有的得到提拔。比如厂长周永禄同志就被调到省里担任化工厅厅长。厂里的工人素质也比较高，有很多工人都提拔成处长、副处长。我去仁怀县的时候，他们的县长谭智勇同志，他说认识我，原来他就是从厂里的锅炉工提拔起来的。
再一个就是抓茅台酒厂的建设。我从北京来贵州之前，到轻工业部的副部长谢鑫鹤家里去做客，他曾经在贵州担任过省委副书记。他给我说，你去了把茅台酒厂的生产抓一下，现在茅台酒的质量下降了，产量也上不去。我来了以后就去找省里的轻工厅厅长姚英同志，他说问题出在领导班子上，解决好这个问题，茅台酒厂就上去了。后来我到赤水去的时候，姚英同志就一直跟随我，他要求从仁怀县调县委第二书记周高廉同志到茅台酒厂去担任党委书记。从赤水经过仁怀的时候，我就去仁怀县委商量这个问题。县委书记就答应了，我们就调周高廉同志去茅台酒厂，茅台酒厂的班子调整以后，生产也很快抓了上去。
除了抓这几个重点单位外，其余的我都是一般性的管一管，到处走走，看一看。几个矿务局，水城矿务局、盘江矿务局、六枝矿务局，我都去过。几个大的军工基地，我和他们的党委书记都很谈得来，061、011、083这几个军工基地，下面的一些厂我差不多都抽时间去过。主要是做调查研究。
经过调查研究，我发现解决职工积极性问题的关键主要是在工资分配上，我想农村的包干到户经验如何具体地运用到工厂里面。这就要实行奖励制度，职工完成任务就照发工资，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超产有奖，就是保证基本工资再加奖励，从而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我们到工厂去研究如何调动职工群众积极性的问题，经过调研以后，省政府就发了一个如何调动职工群众积极性的文件，也就是说如何调动工人的积极性的问题，使工人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但是我们省政府的一些同志也有不同想法。这个文件下发以后，确实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同志，也认为是一个好文件。这样就把广大工人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工业生产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最后，我们请苏老总结一下他在贵州最初工作几年来的工作经验。
我总结“文革”结束后在贵州工作几年的工作经验，可以用下面几条来概述：
第一，要调整好企业的领导班子，这样才能保证企业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第二，要使职工的生活有保证，这样才能稳定职工队伍。
第三，要设法保证生产原材料的及时供应。产品的销售当时还是按计划销售，原材料供应也是按计划，产品还是实行计划调拨，但是这里有个组织工作问题，协调好了，任务就可以顺利地完成。
第四，要把分配制度解决好，在保证基本工资的前提下，要充分利用奖励机制，超额奖励，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我从1952年到1959年在湖北工作，都主要是在抓工业，到了湖南，在1972年重新恢复工作后，直到调到贵州，一直在抓工业，其中也有一段时间在湖南抓农业，是从1959年到1972年。所以对工业还觉得比较顺手，比较熟悉，这是我主管工业生产的一些情况。所以和我接触过的企业干部，都说我还懂得一点工业，干部和群众都说我过去干过这个事情。现在一般的工业知识也还懂得一点，因为工业生产我在工厂里搞过，基本建设我在湖北省委的时候也学习过一些，所以在工作中不会显得很生疏。我有一个习惯，在工作中不懂的就问，我到赤水天然气化肥厂就遇到一个问题，他们说天然气的供应没有保证，原来说赤水周围可以找到天然气，可是地质勘探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完全依靠四川的供应，靠修天然气管道来供应。当时赵紫阳在四川担任省委第一书记，他说我供应你贵州省天然气，你就把贵州的电供应一点给我们，当时重庆的电力供应很紧张。后来我们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就达成这样一个协议，贵州提供给四川一定数量的电，四川则保证赤水天然气化肥厂的生产用气，那时候我们一年大概要用五六亿立方的天然气。
如果我们在技术上不能解决一些大的问题，那就在后勤供应上，在协调关系上解决一些问题，所以在下面的一些同志，比如张树魁同志，当时在083的一个厂任厂长，就说有困难到省委找苏钢去，就是认为我能解决一些问题。注重调查研究，虚心请教，不耻下问，是苏老一贯的工作作风，也是他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都能取得成绩的重要原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确实是颠扑不破韵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