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正当全党和全国人民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革”中，一些别有用心的野心家凭借他们取得的一部分权力，打着“最革命”的旗号，煽动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狂热，把“左”倾错误推向极端。他们指使和放纵一小撮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实行“踢开党委闹革命”，造成一股“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内乱，不但使党和国家的工作、社会正常秩序受到巨大的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而且许多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的知识分子、领导同志被当作“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受到批斗、抄家，受到侮辱、殴打和迫害。作为对党忠心耿耿，为党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共产党员，苏老在这场劫难中，也未能逃出厄运。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以及“左”倾错误路线在全党占据主导地位。同年8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了全面发动的轨道。此后， “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大规模地发动起来了。
我当时根本不理解“文革”，概括地讲几句。“文革”使人们精神上很受压抑，思想上非常痛苦，政治上受到迫害，人身失掉了自由。是只准造反派说话。
我们一家也受到了严重的迫害，几乎到了家破人亡的地步，生命财产毫无保障。我老伴在运动中几乎自杀身亡，幸好被我的二姑娘发觉，急忙喊邻居，由邻居徐启文的夫人把我老伴送到医院去抢救，才挽救了生命。我当时不在家，被拉去揪斗了。第二天我向造反派请假去看老伴，她只是两眼流泪，什么也没有说。总之， “文革”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典范。从我自身体验来看，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发生了呢？我觉得是与毛泽东的“左”的指导思想有关系。“文革”发生的原因，从国际上来说，是毛泽东认为苏联出现了修正主义，他想“反修防修”，以保“党不变修，国不变色”；在国内，毛泽东怕国内也出现修正主义。在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后，毛泽东一再强调阶级斗争，从八届十中全会起，毛泽东说阶级斗争要日日讲、月月讲、年年讲。毛泽东说，我走遍全国，只有河北刘子厚和湖南的王延春在抓阶级斗争，很少听到有人讲阶级斗争。这话可以说是对全国各省的省委书记的批评。他觉得实行调整经济的“八字”方针后，出现了包产到户、大自由的思潮、资本主义泛滥等等这些问题。因此，他一直强调阶级斗争，以致后来发展到搞社教、“四清”。他说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实际上是讲刘少奇同志。当时刘少奇同志并没有讲不同的意见，刘少奇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只是讲过开调查会已经不合时宜了。刘少奇同志在1961年下来视察时，确实讲过这话，我就听到过。刘少奇同志说，开调查会，现在已经不行了，过去能开，群众讲实话，现在人一多，不敢讲实话了。只有个别调查，访贫问苦，才会问到真话。据说刘少奇同志的这些话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去了，就认为刘少奇同志是反对他。当然这些只是听说。但是在“文革”中，我们的帽子都是“三反”分子和走资派。“三反”的帽子就是指“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所以，对“文革”，我没有什么根据说“文革”的好话，但有一点，我是受益了。我得益于劳动改造，我原先有失眠的症状，通过劳动改造后，同时又不想工作中的事情，我反而没有失眠的症状了，身体也好多了。当时我们天天劳动，看报就只能看到《人民日报》，《参考消息》、《湖南日报》根本看不到。
下面我具体谈谈我在“文革”中的经历。
从1966年《五•一六通知》到6月下旬毛泽东接见我们省委常委为止，我对“文革”可以说是很不理解。我那时正在抓社教，抓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一直到1966年8月19日，中南矿冶学院的学生出来造省委的反，我感到这样造反会把一切秩序都打乱了，会没法工作，就有点反感。8月19日晚上，有1000多学生在省委闹了一夜。省委有些同志呆不下去了，我和王延春同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去了韶山，张平化同志此时已调到中央。
我们从韶山回来后，当时在湖南蹲点搞社教的中南局书记王首道同志还没走，还在湖南搞社教。他也不理解，说：“这怎么办，怎么可以随便造反。造省委的反就是造共产党的反啊。”对此，省委讨论了一个晚上，讨论怎么处理这件事。从那以后，我觉得是只准造反派讲话，不准我们讲话，这不公平啊。当时，省委的一个秘书处长叫王力康，他跟我一起到韶山。我对他讲，能允许我们讲实话就好了，他们讲他们的道理，我们可以说我们的道理么？应该允许辩论。只允许你讲话，不允许我讲话，这不平等。言论自由应该是大家都有自由。我是讲过这样的话，后来这些话王力康造省委的反时揭发了出来，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从8月19日学生造反，我就感觉不对头，更反感了。后来打乱省委的正常分工，要我和副省长尚子锦同志去韶山组织农村工作小组，管管农村工作，主要是征粮。虽然是搞“文革”了，但还是要吃饭，造反也不能不吃饭。造反也要吃了饭才能造反，粮还是要征。我们在韶山待了半年，在这半年中间，我还可以有工作上的自由。当时省委本身已经无法正常工作了，王延春、华国锋都住到医院里去了，李瑞山调到陕西去了，省委事实上很少有人在主持工作。在这期间，造反派之间的派系斗争激烈起来了。当时长沙有一个叫“湘江风雷”，是工人造反组织，还有一个叫“六号门”的，是码头工人造反组织。各派之间乱打乱闹，但其共同的矛头是对准省委的。具体是对准张平化、王延春和苏钢（即张、王、苏三家村），中央是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北京是打倒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这种情况一直延续着。这时候，我家发生了老伴被逼自杀的事情。她为什么要自杀呢？当时我老伴觉得批判她没有什么道理。中南矿冶学院的学生批判她，长沙一中的学生也批判她，斗来斗去，她觉得没有尽头，就自杀了。幸好发现得早，被救了过来。
当时，有一对造反派夫妇住在我家里，他们是中南矿冶学院的，就住在我原先住的那间房里，我则住到旁边另外的小屋子里。
湖南的这种混乱局面一直延续到了后面的所谓夺权的“一月风暴”。
1967年1月，王洪文等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以夺取上海市委大权，即刮起了所谓的“一月风暴”。随后，在中央文革的鼓吹下，夺权之风席卷全国，从而使中央到各省市的不少领导干部被打倒。上海“一月风暴”那天，我和张平化、王延春、万达正在湖南大学接受批判。全省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省委常委全体都在接受批判，都戴高帽子。批斗完后，我们就睡在湖南大学一间房子里的地上，各地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则被各地造反派押回去了。就在那天晚上，我们听到广播，听到说上海夺权了。那时，张平化同志就说，这下麻烦了，上海可以夺权，那么其他各地也可以夺权。情况也是如此，紧接着全国各地都夺权了。湖南省委也就更加处于瘫痪状态了。
那时的批斗是分战线批斗的，我是在农业战线被批斗的。当时农业战线的造反派头头是毛华初，他是毛主席的远房侄子，是毛泽覃夫人的干儿子。我从那时起就一直挨批，但还可以回家睡觉。
1967年夏天，有一次造反派之间发生武斗，是残废军人学校和造反派发生武斗，打死了人。我那时正在省委院里摘棉花，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省体育馆开批判大会，我们这些走资派都要去。王延春、周礼、许启文等都去了。我们被强迫跪在那里，造反派一面开会一面还打我们，这样整整搞了一个上午。造反派说这次武斗是我们走资派的阴谋，其实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散会后，我们出来时，我不知道是什么人，用枪托打在我的额头上，当即被砸了一个大口子，血流不止，我穿的衬衣也被染红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急忙把我弄到一个货车上送回家去。我到省委医务所缝了几针。就在我回家后的那天中午，造反派又通知我下午还得去开批判会。我说我被打成这个样子，能不能下午不去，请个假。我老伴去向他们请假，造反派不允许。这样，当天下午我又得去陪斗。下午的会是批斗省军区的参谋长段炳善同志，我们则陪斗了一个下午。1967年9月的一个下午，有一个叫“孙大圣”的造反派组织的造反头目，把我们弄到一辆车上，还叫我们带上被子、钱、粮票跟他们走，也不知道是去哪里。后来才知道我们被带到省水电厅的一个地方被关押起来。当时一同被关押的还有省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长等人。我们吃饭是从职工食堂送来的。这样哪儿有批斗会我们就到哪儿去，来回都是造反派接送。
10月24日，造反派开纪念大会，他们把这一天当作湖南省委一年前“镇压”造反派的周年纪念日。大会是在东风广场开的，有10万人参加。我们被强迫跪在麻石上，跪了整整一个上午，把我右腿神经都跪麻木了，直到现在，对我的右腿神经还有影响。但所幸还没有挨打。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被送回了家，那是因为省里要筹备成立革委会。省委常委赵炳岩同志通过省工业部长杜一夫（也是一个造反派）的关系把我们弄回来，暂时呆在家里。
1968年4月，即湖南省革委会成立的前一天，造反派把我们关在文联的一个院子里，单间禁闭起来。从此我就正式被军管会关了起来，直到1972年8月正式解放。关我的房子的隔壁住的是周立波同志。在当时那种政治氛围下，除毛主席的著作、《人民日报》外什么书报都不能看。有一天，我听到隔壁有人在读毛主席诗词，才知道关在旁边的是周立波同志。我们被关起来后，有时要写检讨，有时则看毛主席的著作。在文联关了几个月后，我们又被移到省公安厅去了，此时的公检法都被砸烂了。这里成立了一个保卫部，管得更严格了，是一个人一间屋。王延春、周礼、许启文，还有湖南大学的党委书记张建等都被关在里面。每个人让家里送了一个痰盂、一床被子。一天放出去大便一次，小便则是在屋子里拉，饭是送来吃的。有人调查则进屋调查，平时不让家属、子女见面，完全与外界隔绝。1968年，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据说毛泽东有个讲话，说不要老是关着他们，他们是走资派，让他们出来见见风雨、长长见识，不见世面长不了智慧。于是在1969年初，又把我们送到原来的省委党校，那里有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也是半禁闭状态。我们和那些所谓的特务、有政治问题的人关在一起，叫做专政班。一有批斗就得出去，这时有军管会管我们，不让造反派打我们，只让我们弯下腰接受批斗。我们可以自己出去打饭吃，吃完饭后就去岳麓山挖防空洞，因为毛主席提出过“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我们挖防空洞，工具不好，又没支撑，很危险，好在没有塌方。挖了一年的防空洞，虽然精神上受折磨，但身体经过劳动后却好起来了。那时我们是六人住一间房子，同屋关的还有会计、出纳、工程师等。
到1970年初，又把我们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我被下放到湖南省衡东县草市的一个农场。我是在专政班。一般干部是下放锻炼，我不是下放干部，而是下放的专政对象。那时一个连有一个专政班，我则属于我们这个连的专政班。监督我们的是过去的一个国民党员，他是一个会计，林业厅的一个小技术员当排长，而一个造反派护士则当我们连的指导员。
我在草市一直劳动改造到1972年8月。第一年，我们主要是种水稻和喂猪，其次是挑大粪。开始我挑不动这么一大桶，但挑不动也得挑啊。修房子时，让我们每次挑四个土砖，总共有120斤重，又叫我们去粪池中捞积好肥的稻草。生活上平时是米饭和蔬菜，一星期有一顿肉。后来，又叫我们去果园，干松土、除草、剪枝等劳务活。在草市劳动的这一段时间，每年的春节，我儿子都要来看我。每次来都是在火车上过大年三十的，初一到了草市，我们见面说话时，那个监督我们的会计就在旁边看着。后来我的老六、老七姑娘也来看过我。我和老伴则从1968年至1972年整整4年时间没有见过面。
在我劳动期间，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发生了，但我们不知道，只是觉得1971年的“十•一”国庆节中，怎么没有看到林彪出来，就很纳闷。这期间，有一次碰到我们原来省科委的副主任，两人对面走过时，他轻声告诉我，说林彪出事了。但正式的消息直到1972年我被解放出来后才知道林彪事件的真相。在劳动期间，我们对外边的事是一无所知的，只是一天到晚劳动、批斗，按专政对象对待。在这段时间中，唯．的收获是我的身体好了，可以挑100多斤的担子，推小车可以推200多斤。有一次，叫我们上山运木材，从早上4点出发，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来，每人带着大饼充饥。我们推小土车，运木材。我觉得我这一生除了平时自己爱运动和战争年代行军打仗外，那一段劳动使我的身体确实是受到了锻炼。因此，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赚了一个好身体。
我觉得自己可能没有什么大问题了。这时候张平化同志，即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他已经被解放出来，调到山西太原，担任山西省委书记处的书记，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但是没有回音。到后来我又听说，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同志，原来我在大冶地委工作的时候，他担任地委书记。听说张体学同志给中央讲，说苏钢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湖南不要他，那么我们要，我们还要他来湖北工作，但是这都只是传说。最终还是到了1972年6月，有消息说是要准备解放我，这时候我就有点自由了。我的两个小姑娘来看我，她们在我这里住了几天。我就给她们讲，现在对我已经不专政了，已经叫我看文件了，叫我看有关林彪叛逃的文件了，平时我只做一些旱地的劳动，比如管理果园等，比过去在水稻田里劳动轻松多了，也不叫我挑担子、捞猪草了，也不干重体力劳动了，一些文件、报纸也有点解禁了，可以看到《参考消息》和本省的《湖南日报》了，生活上松散一点，不那么紧张了，队长、指导员也不把我作为敌我矛盾来看待了。
到了8月份，那时气氛已经不那么紧张了，我老伴就告诉我，我的老岳母，一直很不放心我，担心我是不是还活在人世，老是很挂心，叫我回老家一次。这时候我虽然已经不再属于敌我矛盾了，但从没有离开过干校，我就试着请假看能不能批准，结果我一请假就批准了。这时候我和我的老伴，我的儿子，一共3个人，就从草市出发，先坐公共汽车到了衡山，再由衡山坐火车到长沙，到长沙后我们就住在一个老战友家，是我南下的时候在一个地委工作的老战友，他那时侯担任地委社会部长，我担任地委宣传部长。他给我买到了火车票。我们又坐火车到了山东济南。这时候已经发全工资了，经济上就比较宽裕，有钱买票回家。我们回家住了有10多天，当时山东的生活比较好，经过“一打三反”，社会秩序得到改善，生产也恢复到一定程度。10几天后我们又自己买车票回来，我又回到了草市，是我儿子送我到的衡山，我老伴在武汉就下车了，她要到湖北省委去看望一些老战友。我在长沙也没停留，就一直回到了草市。
回草市后我叉住了些日子。我就想请假到老伴那里去看看，她当时在资兴，我就自己坐公共汽车到了衡山，又从衡山到了郴州，是和我的两个小姑娘一起去的。在郴州下车后，我们在车站外遇到了我的老五姑娘苏安娜，她也准备回资兴去看妈妈，然后我们就一起坐公共汽车到了资兴。我们在资兴住了两天，在资兴县委住的时候，就接到省委组织部发来的电报，告诉我被正式解放了，让我到省委湖南宾馆去报到，这是在1972年的8月。
这次解放是苏老一生中的第三次重要解放，第一次解放是前文提到的从日寇铁蹄蹂躏下的平津南下至烟台。解放了，就意味着自由了，而获得自由应该是最幸福的事情了。第二次解放是抗战的胜利，苏老和全国人民一样，感受到百年屈辱一朝得雪的喜悦。在革命战争年代，苏老他们是背井离乡争自由，为国家民族争自由，为人民大众争自由，当然，也是为自己争自由。全国解放了，当年争自由的人已经当家作主，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建设者，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和平建设时期，还会因人为的作用而使人丧失自由，这种和平时期失去自由的滋味远比以前难受。因此，当苏老接到被“解放”的通知后，那心情应该是十分欣喜的。我们想，欣喜之余更多的应该是百感交集。然而，苏老没有更多的考虑个人的恩怨得失，而是毫无怨言地接受了新的任务，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踏上了新的征程。
当然我家里人都很高兴，我们老两口就到了长沙。当时的省委组织部长是赵处琪同志（后来担任省委副书记），他找我谈话，分配我去涟源钢铁厂工作，让我担任革委会副主任，也没说恢复党籍的事，也没说是否参加党委。当时我想分配工作总是一件好事，虽然没有恢复原来的职务，以前我是省委候补书记，当时我就向赵部长提出来，说我还没有恢复党籍，不是党员，不能参与一些党的工作，怎么能到涟钢去工作呢？赵部长回答说，你不存在恢复党籍的问题，原来就没有开除你们，恢复工作就是恢复党籍。当时和我同时解放的有30多人，都是厅局级以上干部，包括当时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公安厅长等一大批干部。当时全国也形成一种大气候，成批地解放老干部。
从1967年至1972年解放，中间经过批斗、被夺权、改造，时间长达6年之久。我被解放的时间恰好和邓小平同志被解放的时间差不多。
到后来，有人给我透露，为什么他们关我那么长的时间呢？原因有两条：一条是1961年我搞包产到户。其实并不只是我一个人搞包产到户，还有张平化、华国锋、王延春等人。第二条是在1961年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决定下放食堂，侵犯农民利益的要退赔。当时全国从“大跃进”开始算起侵犯农民利益不下200亿元人民币。会议精神是由李先念同志传达的，说古今中外，最大的恶霸也没有剥削农民达200多亿元。我当时跟张平化同志去参加会议，由我作记录。“古今中外最大的恶霸”这几个字我是写在笔记本的边上，忘了勾进去了。造反派抄我家时，把笔记本也抄走了，说我这句话是反对毛主席。所以，对包产到户这个问题，我是记忆犹新。1977年我调到贵州后，仍然对搞包产到户思想上有顾虑，就是因为有这段历史，有很深的记忆。
“文革”期间，就我而言，是被关押、被迫害的历史。到1972年我被恢复革命干部的身份，虽然未恢复到原来的职位，但对我来说，已完全知足了。
我在涟钢工作3年，从1972年到1975年，先担任革委会副主任，原来的448厂厂长、党委书记担任涟钢厂长、党委书记，后来他调到省经委当主任。他调走以后，我就担任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在这3年中，有时候省委把我调出来到外面去做些工作。当时邵阳地区两派武斗很厉害，这时张平化同志已经调任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已经调到中央工作。我就和原来的株州市委书记马壮坤，一起去解决邵阳的问题，由省军区的张政委担任组长，我担任副组长，还有新提拔起来的两个省委常委。我们在邵阳待了半年，解决完问题后又回到涟钢。在涟钢一直工作到1975年夏天，省里在长沙举行农业学大寨会议，交流安乡县的经验，我在参加会议后就留在省委，重新等待分配工作，有一年多的时间。
1973年，张平化同志又调回湖南省委后，曾提议我去省委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我拒绝了。我说，姚文元在中央当宣传部部长，主持中央宣传工作，我怎么能当好宣传部部长呢？后来他又提议我去娄底地区担任地委书记，我没有拒绝，但最后这件事情也没有办成。直到1975年我才离开涟源钢铁厂，回到长沙等待组织分配。
那时又有消息说组织上有意让我去浙江担任省革委会副主任，并参加省委常委的工作，实职是杭州市委第一书记。当时是王洪文和纪登奎主持改组浙江省委，他们让我去。后来因为我病了而没有去成。不过，张平化同志替我向华国锋说了一句话，说我去浙江，也不一定能搞好工作。我自己也感觉到幸亏没有去。因为是王洪文、纪登奎主持改组浙江省委，而浙江造反派又非常厉害，确实难以搞好工作。1975年秋，又说调我到新疆担任革委会副主任兼任计委主任。当时赛福鼎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杨勇则是鸟鲁木齐军区的司令员。那时候上面已打招呼说要批邓（小平），我也没有去成。1976年，江西正在批“江、白、黄”的时候，又要调我去江西省委，后来华国锋讲江西的问题基本解决了，因此又没有去成。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我才被分配到湖南省省委经济小组担任副组长，组长是于明涛，另一位副组长是孙国治。孙说叫我当第一副组长。但是，我还未上班，中央又有命令叫我到贵州来工作。
那是1977年的春节，恰好是大年三十的晚上，中央发了个电报，叫我去北京谈话，我和老伴，还带了个秘书，一起去北京。谈完话以后，在回来的路上，我们在河南参观了红旗渠，又去新乡到毛主席曾经视察过的七里营公社参观，这时候贵州省委催我赴任，参加工业学大庆的会议。我们就赶紧回到了长沙。
听完苏老对他在“文革”期间所受到的不公平遭遇的回忆，我们都沉默了很久，苏老作为忠心耿耿为党工作几十年的老党员、老干部，在“文革”中受到了极不公平的对待，他和家人所受到的精神上、肉体上的折磨是我们所难于想象的。可是苏老在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是那样的平静和坦然，没有流露出丝毫因为所受到的委屈而对党可能会产生的怨言，我们不禁深深地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这种坦荡胸襟所折服。
更为可贵的是，在“文革”期间，苏老全家不但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折磨，而且在生活上也是异常的艰苦，工资、生活费锐减，从1968年到1971年，全家10来口人每人每月只有15元的生活费。但是他们还是咬着牙坚持过来了。到1971年下半年的时候，由于政策落实，给他们补发了几千元的工资。别小看这几千元，在当时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这对苏老一家十分拮据的经济情况来说，真可以说是一场及时雨啊。然而，苏老没有把他应得的这部分薪金用来改善生活条件，而是把它作为党费全部上交给了组织。岳母不理解，子女也想不通。但苏老有他自己的想法
在“文革”初，也就是1968年以前，我们都是按照工资的一定比例交纳党费。我当时还在发全额工资，拿的是10级工资，月工资是199元。湖北的10级是215元，湖南由于地区类别低的原因，加上毛主席又几次号召干部减工资，所以要少一些。大概是在1968年，差不多是全国同时一起，把干部的工资都扣了，只发生活费，每人每月15元，家里有几个人就发几个人的生活费，我们家人口多，那时候有10个人，就发150元。而以前我们老两口就有300多元工资，我是199元，我老伴是13级工资，有130多元。为什么要停发工资？据说是给走资派发全工资，他们就会有阴谋，就会把钱拿去支持保守派捣乱。所以工资就一直停发到1971年左右。到1971年下半年，我在衡东草市“五七”干校劳动时，才补发了过去的工资。后来我想，我们党的政策是按劳分配，你付出多的劳动，为人民服务，原来就发10级工资。那现在没法为人民服务了，只能够在“五七”干校劳动，我们现在的劳动价值不值那么多工资，只能拿实际劳动的工资。我想到这一点，就在补发了工资以后，把工资都交了党费。具体多少钱已记不清了，从1968年到1970年，有两三年的工资，大概总是有几千元peo
工资交了党费，家里人知道以后，就不赞成，说我们生活这么苦，每个人一个月只有15元，而且都在下放劳动（当时我有三个孩子被下放到洞庭湖地区；有一个孩子被下放到陕西的合阳县，是从中央二机部下放的；有两个孩子被下放到五岭山区的资兴，这是两个最小的孩子，她们和我老伴在一起；另外一个孩子已经是工人了，就没有下放）。我的岳母，年纪也大了，看到我的这种情况，就回老家了。孩子们不理解这个事情，那时我儿子年年春节来看我，他那时有十七八岁了，正在读高中二年级，他来看我，我就给他讲为什么把工资交了党费的道理，他给我老伴讲了自己的想法，我老伴就对他说，你爸爸有他的想法，自己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们不要干涉他。当时我自己内心的想法，是从补发工资这件事，可以看出，我们党、毛主席对我们这批老干部，还没有忘记，还不是真正想打倒这批老干部，总是对这批老干部还抱有希望，所以才会对他们补发工资。
对于整个“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是“左”的指导思想的结果，讲指导思想不能说毛主席他没有错，但下边搞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毛主席不一定都知道，包括中央、地方重要干部的被迫害，毛主席也不一定完全清楚。
苏老的观点是正确的，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对毛泽东的评价与许多在“文革”中受迫害的同志一样，没有因“文革”受到巨大的委屈而感情用事，去不负责任地随意评说。正如《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作出的全面分析、评价，“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领导的，对于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的责任，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