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湖南工作期间，由于工作上的缘故，苏老得以有机会见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伟人，特别是在湖北省委担任副秘书长期间还参加了毛泽东畅游长江的保驾护航工作。因此，我们请苏老回忆一下他当时见到毛主席的情景。
1956年，我第一次在湖北武汉见到毛主席。当时毛主席到湖北视察工作，视察完工作后，他提出要去畅游长江。这可是一件大事，当时我们担心长江里可能会有一些危及到生命的不可知物，担心长江中有一些危险的区域，如漩涡、急流之类。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当时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亲自带着一支游泳队，是省公安厅的，先去试验一下。由于不能使用机械船舶，担心不好控制机械船舶的操作，就全部用划浆的小船，好保护毛主席。我们事先演练了一下，觉得还可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畅游了长江。这件事情之后，在武汉引起了一阵游泳的高潮。当时群众们讲，毛主席都能游长江，我们年轻人也应该能游长江。我那时也开始学游泳，是在武汉的东湖中学会的。在学游泳的过程中，我们三个副秘书长——一个管农业的、一个管工业的、一个管财贸的，大家都在学。那年党代会结束后，由于天气热，我们就到东湖去游泳。在游的过程中，管农业的副秘书长张若谷被淹死了。这事发生后，好多人觉得游泳死了一些人，似乎不宜提倡。后来王任重同志说，游泳是锻炼身体的，毛主席都可以游，群众为什么不可以呢？不宜禁止，但不要一个人去游，要有三个人以上一起去，这样可以互相照应，至少万一出事情可以喊人。另外，我们从武汉大学体育系请来了一个教授专门教我们怎么游泳。后来情况就好一些了，干部中没有再发生游泳死人的惨剧。但群众中游泳被淹死的现象还时有发生。
再就是毛主席那次到湖北来后还组织了一场舞会。毛主席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游泳、跳舞都在行，同时还喜欢听戏，特别喜欢听京戏、湖南花鼓戏、安徽黄梅戏等等。1958年11月，毛主席在武昌召集中央全会，中央领导、八届中央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之余，几乎每次我们都陪着毛主席一起看戏，几乎天天晚上不是跳舞，就是看戏，湖南花鼓戏团、武汉京剧团、安徽黄梅戏团都来武汉演出过。
我被调到湖南工作后，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秘书长，同时也是湖南省委常委。1961年全国经济困难时期，毛主席带着工作组驻长沙。有一次他想听一些意见，就邀请程潜、周士钊、唐生智来吃饭，要我负责通知。周士钊是毛主席的同学，程潜则是毛主席比较敬佩的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常务书记王延春以及我作陪。当时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汪东兴也在场。毛主席的生活习惯是吃完饭后喝一杯酒就散席。他宴会前接见了程潜、唐生智。从那一次接见的情况来看，我就觉得毛主席的记忆力非常好。当时毛主席谈到小说《三国演义》，对“三国”中几个人物的年龄，毛主席记得非常清楚。他说，刘备年龄最大，其次是曹操40多岁，诸葛亮26岁最年轻。但是，毛主席说，演京戏的化妆不对，诸葛亮带上了长胡子，周瑜36岁，反而没有胡子，这样就搞颠倒了。毛主席还讲到浏阳的情况，他说，浏阳本来人口很多，可到元末明初，由于浏阳士绅支持盘踞在洞庭湖、鄱阳湖一带的大地主陈友谅与朱元璋作战，对此，朱元璋很忌恨这件事。在朱元璋打败陈友谅后，对浏阳加征重税，使当地老百姓很困苦，不能忍受，只好逃亡他乡，造成当地人口大大减少。为此，毛主席劝说我们好好阅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说这本书很有意义。吃完饭后，毛主席特别告诉汪东兴：“这次是我个人请客，用我的稿费开支，不要用湖南省委的钱。”从这件事可看出，毛主席很自律，公私分明。
1962年，张爱萍将军来过一次湖南，他带领核工业部主管原子能工作的刘杰同志来湖南衡阳视察军工一厂，这个厂是专门制造原子能铀的。他们参观完后回到了湖南省委。当时的省委常务书记是王延春，他原来在华北的一个县担任县委书记时，刘杰同志正在那个地区的地委担任书记，那时王延春是刘杰同志的下属，因此，王延春要我负责招待他们一次。随同张爱萍来的同志当中还有一个叫刘希尧的同志，他也与我很熟。刘希尧同志原来在大冶地委担任书记时，我在地委担任秘书长，王延春当时则在宜昌任地委书记，我们彼此之间都很熟。我们在湘江宾馆准备了一顿饭请他们。张爱萍那时是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主管国防工业。张爱萍知道后说：“毛主席讲了，不准请客送礼。你们请客不对，我不参加。”对此，我们左右为难，请的主人不来，怎么办？后来，我们只好叫刘杰等人去劝一劝张爱萍。经过劝说后，张爱萍很勉强地来了，但态度很严肃，没喝酒，只是动动筷子，很快就走了。当时刘正威是刘杰同志的秘书，也去参加过这次宴请。刘正威后来到贵州工作后，有一次我同他谈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时，又谈到了这件事。我讲这件事时，刘正威说他记得很清楚。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央领导干部很自律、很廉洁。
还有一次是1961年的“五一”节，毛主席接见省里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当时刘少奇同志也在湖南，我们准备了一个晚会。晚会开始之前我们就到了，便坐在礼堂前排的两边，中间空了两排给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不一会儿，刘少奇同志先到了，他坐在第二排。我们便劝说刘少奇同志和毛主席一起坐到第一排，他不同意，很谦虚。当毛主席来了之后，刘少奇同志和毛主席一同到台上与大家见见面。之后，毛主席还是叫刘少奇同志同他一起坐到第一排。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毛主席很诚恳地对待刘少奇同志，刘少奇同志则对毛主席很尊重，而且非常谦虚。
1964年，在“四清”中间，我又见到了毛主席。我当时在湖南的宁乡蹲点，接到省委的电话，要我晚上回来，参加第二天的会议。那天晚上，地上结了冰，路又打滑，车无法行走。因此，我回电话说只能第二天一早才能回去。到第二天一大早我回去之后，一看，汇报工作会已经开始了，当时张平化、王延春、李瑞山、华国锋、万达等人都在场。此时《二十三条》已经下来了，毛主席讲到“四清”中《二十三条》的问题，他讲到台上的、台下的、幕前的、幕后的“走资派”的问题。当时我们对这个问题没有很深的理解，更没有理解到《二十三条》会是日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准备之一，只是感到《二十三条》对干部处理从宽的要求还可以。
毛主席的日常生活是很有规律的，他一般下午两三点钟才起床。起床后吃点东西，便开始办公、开会、接见外宾。晚上8点钟去活动，如跳舞、看看戏，到晚上11点钟左右开始工作，一直到第二天黎明四五点钟，吃点早餐后便睡觉休息到当天的下午。毛主席吃东西很俭朴，喜欢吃湖南菜，吃腊肉。湖南腊肉做得比较好，是用当地的茶油泡出来的，用刀切开后，里面亮晶晶的。除此之外，毛主席还吃点青豆、湖南湘潭小白菜，还喜欢吃野菜，尤其是韶山山上长的野菜。，乞饭是糙米，带糠皮的。他认为这种米有营养，而精白米饭是没有营养的。在湖南除那次请程潜、唐生智、周士钊外，毛主席一般不请客，也不喜欢吃饭时叫人陪餐，各人吃自己的饭，不像我们现在有些领导干部，下到基层后，下边有很多的人陪着吃饭。刘少奇同志也不喜欢让人陪餐，也是自已吃自己的饭。
1965年12月，毛泽东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后毛主席先到杭州，然后到了湖南，时间已经是1966年的6月下旬。他大约在韶山住了有10天左右，当时毛主席是住在韶山的滴水洞，毛主席管它叫“掉水洞”。我们则住在松山招待所。这一次毛主席回韶山没有接见什么人，是在保密的情况下回到湖南的，只有省委常委才知道这件事。毛主席说，他在上海开会开累了，是来休息的。当时据说毛主席在滴水洞里休息时，写了《致江青》的信，他在信中讲到的西方一个山洞就是滴水洞。对这件事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据说是毛主席到武汉后，王任重同志看到了这封信。走的时候，毛主席接见了湖南省委常委，这时《五•一六》通知已下来了。毛主席主要讲了《人民日报》的夺权，还讲到北京市委，说北京市委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北京就发不出来，只有在上海才能发出来。此时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已被批判了，被定为“彭罗陆杨阴谋反党集团”。毛主席把彭真说了一通，另外，他讲了《人民日报》的夺权问题，讲吴冷西把持《人民日报》，说我们不能通过《人民日报》说话，直到陈伯达夺了《人民日报》的权后，才发出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来。那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已经提出来了，但我们对批判北京市委和批判彭、罗、陆、杨，对批《海瑞罢官》还是不太理解。那时已经对文化艺术界进行扫荡，烧掉了演戏用的道具、衣服，揪斗了文艺界的一批人物，说文化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像周扬、陆定一、周立波等都被打倒了。
在这里，我再补充一点关于“四清”的三个文件。第一个“四清”文件是毛主席在杭州时制定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当时是胡耀邦同志参加会议后回来传达的。第二个十条是《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是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的，经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由毛主席批准发出。当时毛主席找华东局、中南局的人座谈，座谈后他亲自用黑铅笔写了一个批语，批准发第二个十条，汪东兴把这个草稿交给我，然后在湖南的印刷厂印刷，再交到中央政治局发出。第三个文件，全称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是1964年发的。这是我接触到的关于毛主席的一些事，我实事求是地讲出来。这些方面后来有一些人乱批判，乱说话。这些东西涉及到历史问题，也涉及到我的一些认识问题。
毛主席逝世后的20多年里，关于他的专著、回忆文章特别多。由于多方面主客观的原因，对他的历史功过的评价也不尽然一致，其中有些人个人感情色彩很浓，讲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话，甚至贬低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对于这些，苏老是持批评态度的。苏老认为，评价毛泽东同志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出发点、立足点，而不能主观臆断。《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客观、公正、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一生的功过是非。当我们提出来请苏老就他的所见所闻谈谈毛泽东这一历史伟人时，他缓缓说道：
总起来说，毛主席自从反右派后直到“文革”，他的指导思想是偏“左”的。他生活上俭朴而又丰富多彩，作风正派，工作方法上善于作调查研究。毛主席每次出来都要找一些地委书记或在火车上，或在居住地座谈，听取意见。中央要作出重大决策之前，他都要找省委第一书记征求意见。在中南局，他每次都找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自治区的党委书记来商谈，因此我认为他的工作作风是民主的，是善于调查研究的。毛主席一般不轻易说话，不轻易题词。1966年6月，毛主席到韶山时，正好是韶山灌区修通了，南、北主干渠都修好了，我们请他给题个词，他说，我现在不题词，“要高产才算”，你们把水利利用起来，产量达到亩产800斤（大跃进提出“4、5、8”的口号，即黄河以北亩产400斤，长江以北亩产500斤，长江以南则应亩产800斤）后，我才题词。后来我们在群众中宣传了这件事情，说毛主席讲了，要高产才算，要搞好生产，要抓稻谷高产。这是我亲自接触到的情况。在这里，我有必要说一下，在毛主席逝世后，我看到的有些书对毛主席有不正确的说法，社会上也有很多流言，这是不对的。毛主席去世后，对毛主席的一些不实之词，随便编造一些东西，是不对的。
毛主席在湖南时，对湖南接待他的招待所的服务员都是相当好的，他对他们很亲切，感情上也很好。一直到现在，有一位姓郭的女同志，后来担任我们接待处的处长，她从20来岁时就接待毛主席，直到毛主席逝世前，对毛主席感情特别深。去年，我到湖南去时还看到过她。现在她已50多岁了，还谈到了这些事，说毛主席对她们非常好。说完了毛主席的一些情况后，苏老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又谈到了刘少奇同志在湖南农村搞调查研究工作时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现在我谈谈我所知道的刘少奇同志。
刘少奇同志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刘少奇同志我接触较早，在湖北时我亲自向他汇报过工作。我到湖南后，也多次接触过他。刘少奇同志态度非常严肃，办事认真，生活上非常严谨、朴素，工作上非常深入、细致，对群众非常关心。总起来说，我觉得没有不好的印象。在湖北那次接触，我感到刘少奇同志对工人群众非常热心，关心工人的生活、居住、劳动。那次是1956年，他来视察武汉钢铁公司。在生活上他公私分明，吃饭时自己在东湖招待所吃。我们汇报工作时，给他摆上烟、茶、糖果。他除喝茶之外，‘从来不动桌上的东西。他抽烟也是抽自己带来的大前门烟。
1961年刘少奇同志到湖南作调查，先在长沙县的田华大队，后又到他的家乡宁乡县炭子冲作调查。现在演刘少奇同志的电影时主要是反映他在炭子冲那一段，在田华大队的情况则没有上演，让人以为刘少奇同志在湖南调查时只是在炭子冲一个地方一样，实际上不是这样。他到长沙县田华大队调查时，从我家还借了一张小铁床，住在一个祠堂里，当时湖南省的公安厅长、刘．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同志和他的秘书跟着他。刘少奇同志自，已做饭吃．，据当时湖南的公安厅长讲，他和警卫也跟着刘少奇同志一起做饭。刘少奇同志坐的是当时苏联产的“嘎斯69”车去的，是一种吉普车，到达那里后，车就开回来了。刘少奇同志视察了公共食堂的情况，发现村干部多吃多占的情况严重。在田华大队时，他也听说过邻近湘阴有饿死人的现象，形势不太好。刘少奇同志在田华大队调查时，群众不知道是刘少奇，也不知道他是国家主席，只知道他姓刘，叫他刘胡子，这是当地人对老年人的称呼。刘少奇同志对公共食堂里的情况了解较多，对村干部多吃多占、不民主、账目不清的情况了解得较多。然后他又到了炭子冲，找了一个老邻居，年龄与自己差不多的一位老支书调查。当时老支书说，你要我说实话还是不说实话？刘少奇说，我们是老邻居了，当然要说实话。老支书就说：“说实话，产量并没有那么高，猪也没那么壮，没吃的，他们说的全是假话，是吹牛。群众最烦公共食堂，吃不饱，饿得不得了，好多人都病了。”在炭子冲视察后，刘少奇同志又去参观了黄材水库。到达黄材水库后，他坐在水库的大坝上休息。刘少奇同志说：“我到湖南10多天了，直到今天才算看到了大跃进的成绩，心情第一次舒畅。现在水库没起作用，将来是要起作用的。”当时水库的配套渠还没修好，所以刘少奇同志说，水库将来是要起作用的。在调查期间，刘少奇同志很少回省委，大部分时间是在农村。
还有一次是刘少奇同志到湖南长沙传播“桃园经验”。我们专门请王先美同志作了一场报告。为此，刘少奇同志当时还专门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讲他抓社教运动，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并对社教给予较高的评价。“桃园经验”得到中央的肯定，毛主席给了回电，大概意思是说，刘少奇同志亲自抓社教，很好，表扬了刘少奇同志。至于毛主席内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们就不清楚了。当时刘少奇也确实在全国到处传播“桃园经验”，这次是刘少奇最后一次到湖南。总的来讲，刘少奇同志生活朴素，工作努力，态度严谨，联系群众，关心群众。我们当时看不到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情况，相反，他极力推广社教运动。事后回想，觉得刘少奇的思想比较“左”。但刘少奇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大办钢铁、浮夸风等是不赞成的。
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苏老在湖北、湖南工作期间得以有机会多次见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同志，对他们的工作作风和日常生活都有许多第一手的感知，这些对我们都是十分宝贵的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