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纠“左”的中断和反右倾的开展，使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开始急剧变化，在工业上比例失调的现象更为严重，在农村中生产力再一次受到严重的破坏，加上自然灾害，使农民的生活陷于极度的困难中，城市中生活用品也严重缺乏，出现了从1959年底开始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苏老到湖南工作的时候正值这个时候。
我是在1959年的11月来到湖南的。
毛主席当时对湖南省委的工作很不满意，他批评湖南“见事迟，抓得慢”，省委领导不力。当时湖南对1959年的粮食收成估计错误。本来是粮食减产，向中央上报却报成是粮食增产，达到300多亿斤，实际上只有160多亿斤的收成。1959年、1960年的连续大旱，实际上是粮食严重减产，造成农民没饭吃。
从1960年冬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接受了三年经济困难的教训，又开始着手纠正“左”倾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为克服经济困难而努力。然而毛主席觉得“浮夸风”是来自下边。他提出了反“三风”，即反浮夸风、反命令风、反共产风。后来，又提出反“五风”。主要是反共产风、反浮夸风、反命令风、反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的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实际上“五风”不是来自下面，而是来自上面的指导思想。
1960年冬至1961年春，我们开始具体纠正“三风”。这时候下边已经有的地方饿死人了。1960年下半年，中央首先在农村中开始纠正错误，同时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年1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八字”方针。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后，根据毛泽东的倡议，中央领导同志和各中央局、各省市的领导同志对各方面工作进行了调查研究，尤其是对人民公社更是做了具体深入的调查。毛泽东亲自率三个调查组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刘少奇、邓小平也分赴各地调查。毛泽东率的三个组中，田家英在湖南、胡乔木在杭州、陈伯达在广东。毛泽东则坐镇长沙。刘少奇同志在长沙县田华大队蹲点，后来又到宁乡炭子冲找了一位原先认识的老支书调查。这个时候，刘少奇同志发现，开调查会已不能解决问题了，因为会上不敢讲真话，这是我亲自听他说的。他说开调查会，人一多，不会说实话；找个别人，找个熟人个别访问才会说实话。这是刘少奇同志通过自身实践而得出的结论。他在长沙县田华大队十几天，支部书记不敢和他讲实话。后来，在炭子冲找到老支书，找到其家人问，才知道实情。当时各工作组也向毛主席作了汇报。这时，毛泽东才感到事态严重，认为天灾是有的，但人祸也是存在的。那时讲的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实际上，人祸是主要的，人民公社、大食堂把人捆在一起，伤害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1960年，我带五六个厅局级干部去湖南耒阳县（现在的来阳市）蹲点。我住在哲桥人民公社，发现那里的人们确实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了。我们下去时，人们用红薯叶子做汤，红薯当饭吃。当时有些妇女对我们工作组的同志提出来，能不能晚上让我们吃顿米饭。我们的原则是下去也是同群众同吃同住。我带的五六个厅局长，回来后大部分都得了肝炎，因为我们在下边蹲点，营养不良是普遍性的。后来，省委决定给我们工作组成员每人发五斤饼干作为补助，饼干是用豆子、麦子做的，以解决因口粮不足而导致的营养不良问题。
所以，从1957年反右派开始，经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办钢铁，直到1960年、1961年才看出恶果来，其中最深刻的教训就是饿死了人，连湖南是产粮大省都有人饿死了。
到1961年5月下旬，中央各要员在各地蹲点40天后，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主要研究农村工作和商业工作、手工业工作。我那时在湖南省委担任秘书长，作为助手随省委书记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修订了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取消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制度，决定在40天内，全国食堂全部下放，采取适当的救济措施，给群众造锅、发锅。营养不良的发一点大枣、糖，给群众补充一点。当时群众的思想是：没有锅就是发个饭缸，我们也愿意自己回家烧饭吃，不愿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回家做饭，自己挖点野菜也可以吃饱，比吃公共食堂饿着要强。随着公共食堂的解散，中央又提出可以恢复小自由，大集体下的小自由，可分点地搞点自由。
在国民经济进行初步调整、国内经济略有好转的情况下，党中央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更好地克服缺点，改正错误，更全面地进行经济的调整工作。中共中央于1962年年初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县委以及主要厂矿、部队的负责同志共7000人参加了会议，即称“七千人大会”。
当时召开这样的会议是十分必要的。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同时，会上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等都带头作了检讨。毛主席讲了“民主集中制”，认为凡事都要民主，不能一人说了算，批评了一些省委书记。毛主席说过：“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欢喜。”七千人大会时间较长，从1月中旬到2月中旬，我没有参加。会议进一步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经过七千人大会，加上调整、充实后，形势一天天好起来了。
1962年2月中央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由大队下放到生产队，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这样就解决了公社成立后严重存在的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并把生产和分配单位统一了起来。这样做，虽然生产队公有化程度远没有大队高，但是却符合了中国农村生产力的水平，符合了农民的要求。这个提法是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同志提出的。后来，毛泽东下决心把核算单位放到生产队上去，他说，采取生产大队还是小队为核算单位是关系到是否脱离亿万农民的问题，对农民只能一步步地引导前进，而不能大步的或跳跃式的前进。把核算单位放在生产队以后，分配是三七开或四六开。就是三成或四成作为工分，六成或七成作为集体分配。小自由、分配制度的改善、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这几条措施下来后，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全国的经济情形就好转了。首先是农村经济有了好转，主要是，在农村中普遍转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上，“共产风”已基本刹住，农民的积极性已调动起来，农业生产已得到恢复。如湖南粮食生产到1962年就恢复到220亿斤，达到了正常生产水平。长沙等地市场上有菜、蛋、肉、禽等副食品卖了，有点小市场了，群众生活也就好一些了。
我在湖南时，大部分时间在农村，先后在未阳、浏阳、湘潭、宁乡、桃江等地蹲过点，一年有2/3的时间在农村。我那时抓农业，湖南农业生产发展得很快，从1961年的160亿斤上升到1966年的260亿斤。市场上也比较丰富了，如鸡、肉、蛋、菜、花生等在市场上都有了，生活也好起来了。但也带来一个问题，毛主席说，资本主义泛滥，是大自由，不是小自由。后来，胡耀邦同志被下放到湘潭地委担任第一书记，华国锋任第二书记，这儿是毛主席的家乡。省委书记张平化、王延春、华国锋和我在浏阳蹲点时发现农民有一种积极性，就是农民的小自留地里的庄稼明显比公家地里的庄稼要长得好。我访问先锋生产队时，有人说，哪一块地的庄稼长得好，哪就是自留地；哪一块地的庄稼长得不好，就是大田，因为农民有点肥料都施在自己的自留地里去了。当时农民进一步要求能不能把地承包给他们，实行包产到户，定额上缴，按定额上缴集体后，多余的粮食则归自己。对此，湖南省委研究过多次，认为犁、耙、播种、插秧等程序由集体搞，而田间管理则由个人搞，包产的交集体分配，多余的则自己留下。当时，我们命名叫“产量责任制”。这种情况，当时广东、广西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安徽等地也在搞。而我们就在湖南的浏阳、黔阳、湘乡等地搞试点。其效果还不错，超过了定产，农民都有所收获。后来，省委把试验报告送给杨尚昆同志，他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就跟邓小平同志讲了这件事情。邓小平同志说：“试验不要搞了，毛主席不同意，认为这个东西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从那以后，我们就没再搞了。搞这个试点，不是哪个人的意见，而是广大农民和相当一部分干部的意见。虽然试点没有再搞了，但坚持了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和基本口粮加照顾的分配制度。我们在湖南搞六五对三五开。即100斤粮食中，35斤归个人，65斤给集体分配，后来干脆定了一个300斤基本口粮，其余按工分配。
从1962年到“文革”前，在全国来讲是相对平静的阶段，在湖南也较为平静。1962年9月，我国的经济调整正在大幅度地进行并开始有所好转，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国各地陆续开始了“四清”运动。我们在湖南也搞了“四清”、“社教”，但未搞到上层去，主要在农村基层进行。那时候，毛主席讲，增产才算四清成功。全省的四清由省委办公厅负责，我当时是兼省社教办的主任，负责全省的四清运动。当时是一个地委成立一个总团，我是在益阳总团，到宁乡、桃江蹲点，一直到“文革”时才停止。我那时候的指导思想是生产搞上去才算有成果。在一个大队搞点，生产搞不上去不算“四清”的胜利。那时也处理了个别基层干部，但数量也不多，县以上的干部基本没有动，主要是大队里的干部，而大队里的干部主要是那种多吃多占的人。在湖南这一段时间，一“四清”、“社教”未出现什么乱子。
湖南省委着重抓了一件大事，“八字”方针中不是提到了充实吗？在充实方面主要是充实水利、种子、肥料方面。在大跃进时，湖南修了不少的水库，蓄水不少，但排灌渠道没搞好，农田未受益。我们从1962年后主要搞水利配套，把渠道搞好，充分发挥水库的效益，韶山灌区就是那时候修的，那时华国锋任韶山灌区的指挥长。一个韶山灌区可灌溉上万顷良田，灌溉湘潭、湘乡等地。这个水库在涟水的上头，蓄水达四亿多立方米。在宁乡建了黄材水库，可灌溉大半个宁乡，30多万亩农田。当时，在水利配套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还有一个是在洞庭湖建设排灌工程设施，那时柘溪水库已修好了，装机达40多万千瓦。我们把柘溪的电引到常德，在常德修了一个22万伏的变电站，把电力用于洞庭湖的排灌。当时这项工作由省委书记李瑞山同志负责，他是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他一面管省委的工作，一面管洞庭湖的事。那一段还把涟钢也充实起来了。当时湖南虽然抓了“四清”，但“四清”对湖南的震动不大，“八字”方针倒是运用得比较好。经过这几年的建设，农业增产，工业也上了轨道，又在思想上发起学习雷锋精神，社会风尚和治安都比较好。
1956-1966年，这10年间，从总的方面来说，虽然经过了曲折，但纠正了错误，经过调整，走上了比较好的发展道路。但毛泽东当时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中苏意识形态的论战上。他认为中国是搞马克思主义，苏联是搞修正主义。在中苏论战的大环境下，他一直担心中国会变成修正主义。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座谈会，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共有十条，简称为“社会主义教育十条”；196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毛泽东又主持发布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23条，简称《二十三条》，这种思想就更明显了。他认为党内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台上的，有在台下的，有在台前的，有在幕后的。其目的主要是为“文革”作舆论准备，把目标对准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台上的是指刘少奇同志。在政治上，毛泽东继续用“左”的思想指导全国的政治运动，指导“四清”，所以，可以讲“四清”是为“文革”作了若干思想准备工作。但是就整个国民经济而言，经过执行“八字”方针，还是恢复得不错。
“文革”前的10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前进，尽管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但是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