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篇中。苏老着重谈了他从1954年调到湖北省委工作后的经历和体会。其中主要分析了“大跃进”运动产生的根源及其后果。对于当时许多领导同志的极“左”思想、浮夸风，苏老提出了批评，用他的话说，就是“当时人们的头脑、思想热得很”。
1954年我调到湖北省委工作。当时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抹平了战争带来的创伤，全国上下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一五”计划是从1953年开始执行的，它突出了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的思想，认为重工业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当时我国的重工业很落后，要实现国家工业化，不能不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重工业的基础比我们好，但仍然是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所以我们更需要首先发展重工业，即首先发展冶金工业、燃料工业、动力工业、机械制造工业和化学工业，以保证整个工业的发展，保证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在工业建设方面，国家当时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资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以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湖北也是一样，在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156个大中型项目中，湖北就有好几个，如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锅炉厂、武汉重型机床厂、青山热电站、武汉长江大桥、武昌造船厂、大冶钢铁厂等。我在湖北省委主要就是抓工业项目，和这些项目接触比较多，工作进行得也比较顺利。由于党在这一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全国从工业建设到农村工作都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局面，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群众生活有显著的改善。
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年的奋战取得了提前实现“一五”计划的成绩，到1957年底，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宣告超额完成。这是建国以来经济建设取得重大胜利的标志，它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了基础。在调动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的同时，摆在中共中央面前的又一个重要任务是，如何正确地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寻找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为解决这个问题，党中央从1955年冬开始进行了调查研究。1956年春，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许多重大的方针政策，特别是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以苏联的经验为借鉴，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为基础，从政治的角度，论述了我国工业化的必由之路，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估计。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会上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讲话。我当时在湖北省委工作，担任省委副秘书长，因此接触到的重要文件比较多，也比较清楚。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全面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矛盾，特剐是对人民内部矛盾作了更为完整的阐述，也是十分正确的，它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发展，对调动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对正确解决社会主义内部的各种矛盾，确实起着长期的指导作用。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刘少奇同志来到武汉考察工作。他对武汉钢铁公司的工作非常关心。刘少奇同志当时有一个顾虑，担心从东北鞍山钢铁公司调来的工人不习惯，安不下心。当时刘少奇同志提出给工人修建宿舍，想办法让工人安下心来，防止工人回流原地，不利于武汉钢铁公司的建设。刘少奇同志非常关心工人的生活，接近群众，生活作风很严谨。我当时参加过对刘少奇同志的汇报会，印象深刻。
在党的“八大”召开期间，我还在湖北省委工作。我当时有一个问题不太理解，在“八大”各代表团会议上，毛主席提出：在我们宇宙中间有很多星球，我们地球是宇宙中间的一个星球。我们住在这个星球上，是不是神仙？当时他对汪东兴等下属提出问题，也对“八大”的代表团提出问题，可是大家都不太理解毛泽东的思想，也都回答说：我们是人，不是神仙。对此，毛主席回答：我们也是神仙。如果别的星球上有人的话，看我们地球上的人也是天上的神仙。后来，我慢慢理解毛主席的这个说法，其实，他这话对人的思想是一种诱导和启发，就是叫人们敢想、敢干，为“大干快上”作些思想启发。 ．
党的“八大”后，从1957年5月起，党又开展了整风运动。毛主席出于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考虑，对章伯钧、罗隆基提出来的在中国建立两院制有所警觉。毛主席很清楚，当时他觉得章、罗想在中国搞两院制，是资产阶级想在中国复辟。于是，他提出开展整风运动，开展大鸣大放，把“大鸣大放”叫“有话就说”。1957年5月，毛主席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1957年夏，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全国各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作了《1957年夏季的形势》的报告，开展了全国性的反右派斗争。
党的“八大”以后，毛泽东否定了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八大”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也就是否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此，他开始按照他的偏“左”的思想指导全党的工作。反右斗争是在他这个比较“左”的思想的指导下开展的。对反右斗争，我开始感觉不深，总是感觉到我们应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不认为反右斗争有那么大的后患。后来，邓小平同志也没有全盘否定反右斗争。到1962年后，右派大部分得到了平反，但一部分右派一直未得到平反。
反右斗争后，在毛泽东比较“左”的思想的指导下，开始酝酿“大干快上”，为大跃进作准备。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了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是发动“大跃进”的一次重要会议。在成都会议前，毛泽东从武汉乘船考察“三峡”，经重庆坐火车到成都。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多次讲话，正式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了“大跃进”，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他当时解释说，从武汉到重庆是力争上游，不鼓足干劲是上不来的。我们的工作也应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他提出总路线后，在全国没有不同的声音，没有人说这个路线不行。同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于是，在全国开始了大跃进的高潮。
大跃进高潮时期，我们湖北省有两件大事情：一是襄阳出了一个一亩地产3900斤小麦的重大事件。当时我不太相信，认为不可能。那时王任重同志是省委第一书记，他的大参谋是梅白（省委副秘书长），这个人很会写文章，他就为3900斤小麦辩护。因为我当时管工业，没有发表意见。早稻成熟后，当时在麻城有一个叫建国合作社的，他们上报说有一亩水稻产了3.6万斤。这时在全国已经掀起了“浮夸风”的高潮。当时王任重同志和我都去看了，稻谷都垛在地里，有几尺高，听说是从别的地方移过来的。王任重同志给他们发了锦旗，表示祝贺。第二天，陶铸同志（当时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来到武汉。吃中午饭时，我们谈到了建国合作社的问题。当时陶铸同志头脑也是热的。他说：“我正派农村部长去天津小站参观，听说天津正在培植一亩地可以产10万斤产量的稻谷。”当时王任重同志提出来，阳光、风力怎么解决？陶铸同志说：“阳光不够可以用日光灯照射；风力不够可以用鼓风机。”从这可以说明，当时人们的思想热得很，“浮夸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于建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事，我当时有些怀疑，我们参观回来后，下了一场大暴雨，淹没了建国合作社，后来也就没有人再去看了。但是，这个东西吹出去了， 《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用大字登了出去。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陶铸和王任重从武汉坐飞机去北戴河参加，我作为一名助手也随同去参加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肯定了大跃进运动，毛泽东又提出了人民公社的问题。当时毛泽东说：“河南有个查亚山，在河南遂平县，成立了第一个人民公社，有30万人到查亚山参观，人民公社势在必行。”又有一次，毛泽东亲自讲话，提出大办钢铁。他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钢铁要达到1070万吨，大办钢铁我们用群众运动来完成。北戴河会议后期，毛主席又把各省管工业的书记召去，专门研究大炼钢铁的会议。这次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等文件，标志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倾错误。因此，北戴河会议后，在全国迅速出现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这两个运动完全打乱了我国工农业生产秩序和农村社会制度，把党的“左”倾错误推向了顶点。当时提出的三面红旗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时正在炮击金门，毛泽东说他主要是在专门研究炮击金门的问题，对人民公社没有研究过，下次开中央全会时要好好研究一下，现在可以先派人到查亚山看看。
这个会议后全国上下掀起大办钢铁的高潮，全国6000万人上山大办钢铁。会后我与王任重、张平化回到湖北。我协助张平化同志集中力量大办钢铁。当时中央是书记处书记彭真同志抓这件事。在湖北，省委派我到恩施地区帮助地委搞大办钢铁。那时恩施地委书记恰好是我南下时一个地委班子里的专员李夫全同志。1958年，他被调到恩施地委担任书记。我去的时候，他正好要去利川县铁厂沟蹲点大办钢铁。于是，我乘车去铁厂沟与他一同蹲点。当时铁厂沟有几千人，砍了不少树木用来烧木炭炼铁，可是，10多天炼不出铁来。后来，听广播、看报纸，说广西炼铁放了卫星，一个卫星就放了40万吨。对此，我们当时就想，我们怎么就炼不出来？于是，湖北省委就派工业部长韩克华去广西考察。我则被调回省委。张平化同志见到我后就问我炼出铁来没有。我如实地告诉他，很难炼出来，不知是矿石的问题还是其他原因。他说广西柳州是怎么放的卫星呢？居然还上了《人民日报》，受到《人民日报》的表扬。省委工业部长考察回来后，也吞吞吐吐地说，广西炼铁是在一个大山沟里面，把煤和铁矿石混在一起烧，烧出来的东西又是铁又是渣，铁和渣分不出来，连铁带渣估算是40万吨。张平化当时问我们能不能也放一个“万吨卫星”呢？一天产l万吨铁。可是湖北既缺煤，又缺树。到后来，我们终于也放了个“万吨钢铁卫星”并向中央书记处报告了，实际上这个报告也是浮夸的。这个事情我比较清楚，虽然清楚，但我从思想上来讲不敢说这个东西是假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这不是实事求是。当时不敢讲，也是大势所趋，浮夸风是一种全党性的指导思想。
1958年冬，我与张平化同志去北京开钢铁会议。当时会议要求钢铁厂集中一点，改造满天飞的小铁厂的情况，要搞一些“小土群”或“小洋群”。这次会议是薄一波同志主持的。经过这次会议后，办钢铁厂就走上了比较集中办厂的道路，出现了若干“小土群”和“小洋群”，后来逐渐地淘汰了“小土群”，留下“小洋群”。经过一段时期后，就定点成为中小钢铁厂。如湖北鄂城钢铁厂、湖南涟源钢铁厂、河南安阳钢铁厂、广东韶关钢铁厂等等。从最后的结果来看，经过大炼钢铁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批中型钢铁厂。如安阳、邯郸、鄂城、涟源、韶关、柳州等地的钢铁厂慢慢形成为中型钢铁厂。在这期间，在“左”的路线的影响下，敢出来说真话的人比较少。
“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毛泽东开始觉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纠正“共产风”、“平调风”、高指标等错误，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这8个月的纠“左”仍然是不彻底的。主要是因为毛泽东仍然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只是政策上有错误。
195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会议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左”的错误。彭德怀同志在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关于“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党的指导思想和作风等方面的意见。他说大炼钢铁、大跃进都是劳民伤财的事。大炼钢铁时有6000万人去炼铁，以致快熟的稻谷没人去收，棉花也没人去摘，因此，农业上受了很大的损失，可谓得不偿失。
毛泽东认为这封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始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随后又对支持彭德怀同志意见的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进行了批判。实际上彭德怀同志是说了实话。彭德怀同志是亲自到湖南作过调查的，周小舟也在湖南作了考察，对大炼钢铁、大跃进有不同的意见，张闻天和黄克诚也是实事求是的。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主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左”倾思想。他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应该继续“大干快上”。对此，他当时有批示。庐山会议后，继续实行人民公社化，办大食堂，吃饭不要钱。可是，人民对此并不欢迎。1960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苏联把大批专家撤走。当时我们说赫鲁晓夫是在搞修正主义，于是，展开了中苏之间的论战，主要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展开论战。由于国际形势恶化，国内形势的变化，加上自然灾害，于是出现了从1959年底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我当时就知道武汉的粮食储备只够市民吃几天了。当时朝鲜的金日成主席到湖北参观，专门参观了食堂。在参观后，湖北的粮食供应很快就感觉不行了，吃饭不要钱、大食堂的做法很快就坚持不下去了。所以，湖北的领导对人民公社、大办钢铁的错误做法觉悟得比较早，觉得这个东西不可行。湖南认识得就稍迟些。
就在这个时候，我奉调到湖南省工作，时间是在1959年11月。
苏老讲述的这段历史，是我们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一段曲折的经历，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其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