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的夏季，武汉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奋力拼搏，洪魔被最终战胜了。苏老亲身参与了那场动人心魄的战斗。
1953年9月，当时的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亲自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去国棉一厂工作，我的思想是不想去，因为我在裕华厂干得比较顺手，但是王任重同志强调说，这是工作需要，你不去不行。我也就二话没说，服从组织安排，来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不仅自己去了，连家都搬过去了。到了国棉一厂以后，工作还算顺利。10月份我还到成阳的西北国棉一厂去参观过一次，学习人家的先进工作经验。回来后积极工作，经过全体干部和职工的一致努力，国棉一厂的工作到1954年初就走上轨道了，干部、工人都团结得很好。
1954年夏，长江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武汉的抗洪形势十分严峻，武汉市委在6月下旬召开动员大会，宣布整个武汉市进入以防汛为中心的工作状态，保卫大武汉，一切以防汛为中心，决不能出现1931年武汉三镇被大水淹没的惨状。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市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一定要保住武汉。我们也有信心，因为有全国人民的支援，有全省3000万人民的支持，有全市200万人民作后盾。
当时武汉市委主要是关注汉口的防汛，而没有注意汉阳，也没有注意到汉阳龟山脚下的国棉一厂也要防汛。这个地方（汉阳）以南是长江，以东是汉水，原来是汉冶萍公司的汉阳铁厂的旧址，国棉一厂就是在这里新建起来的。国棉一厂未被列入防汛区，我当时就提出，国棉一厂的地下结构非常复杂，是过去汉阳铁厂的旧址，风道、涵洞、排水、进水，纵横交错。另外，厂区叉沿江边，虽然江边的龟山地势较高，但国棉一厂的厂址并不高，因此，国棉一厂应当列入防汛区。武汉市委接受了我的这个建议，把国棉一厂也列入了防汛区。
我们接受防汛任务后，武汉市委给我们安排了防汛用的各种物资。那时，长江水位已达27米，防汛任务十分艰巨。我们首先是动员干部。厂党委进行了分工，我在防汛第一线领导。车间主要领导干部被抽调出来，组成防汛的干部队伍。当时工人要进行生产，于是要求市委从郊区调农民进来从事防汛、修堤工作等。这样，我们就组织起来了一支防汛大军。随后，又要求市委给我们安排懂水利的专家、技术人员，因为我们不懂水利，不懂得堤怎么修，出了紧急情况时怎么处理等等。有了技术人员，还需要资源。当时龟山上的石头不能炸，而且炸石将影响我们工厂的生产和建筑物，所以，防汛的土方、石方都要从外地逯来。市委从武汉上游的金口镇（距武汉约有90里）的山上取石、取土。接下来的问题是要解决运输、装卸问题。此时，长江的水流很急，行船困难，工地采取土石方和往返运输的任务都很艰巨。我们向市委反映情况后，市委决定从长江航运管理局调拖头和驳船，用来拖运土石方。这些问题解决后，武汉市委给我们提出要求，要求我们及时检查一下原来汉阳铁厂的地下工程情况，要查清楚。因为当时汉阳铁厂的图纸已经没有了，因此，还要找工程技术人员来查清楚。待查清地下的情况后，首先把这些风道、涵洞、排水、进水的通道堵好，不能让水从下面冒出来，以免把工厂淹没。然后，市委又要求我们，水涨一寸，堤涨一尺，也就是说修堤要赶在涨水之前。
当时长江水势很猛，我们最担心长江的西水和南水碰头。此时湖南、四川、贵州、云南、湖北等省的雨量都很大，水势汹涌。武汉在长江的中游。上游的来水很猛，而下游在泻水时又不畅通，因为江西、安徽等地也涨水，水泻不下去。在这种情况下，由国家总体调度，要求湖北、湖南两省牺牲局部利益来保住武汉。所以，湖南的洞庭湖一带，除南县一个垸子没挖开外，其他全都挖开了，以利泻洪、蓄水。另外，湖北洪湖一带的垸子也都被挖开了。洞庭湖、洪湖一带都被淹了，大小湖泊都蓄满了水。但水还是在涨，因此，保卫武汉的任务就显得非常艰巨了。
从6月到9月的4个月，每天白天、晚上我都坚守在防汛第一线。当时长江水已涨到同我们厂房的天窗一样高了。那时的汉阳除我们厂和邻近的一个厂外，其他地方都被淹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昼夜坚守在第一线上，时刻警惕着，防止破堤的险情发生。在同志们的努力下，虽然险情不断，但未出太大的险情。当时我们设想，万一出现险情，就把警报器拉响，把工厂后门敞开，一旦垮堤，就拉响警报器，要求工人们径直从后门往龟山上跑，因为水万一冲进来是很危险的。一旦出现险情，我们可能会抢救不及。如当时幼儿园前的一个池塘里突然出现管涌，我们那时一开始也不知道啥叫管涌，更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技术人员说，治理管涌的办法是麻袋装土造沙井，通过倒流井，即在管涌的周围用麻袋造一个井围住管涌，长江的水有多高，围管涌的井也就多高，里外水面平衡了，也就不冒水了。仅仅堵是不行的，一堵的话，又从其他地方冒出来。这个办法还真行，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当时一些涵道、水道出现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我们只有一个一个地来治理。
当时市委要求我们，工作要两手抓，一手抓防汛，一手抓生产，防汛是中心，但生产也不能丢。我就和厂长分工，一个抓生产，一个抓防洪。广大职工们的纪律性很强，积极性也很高，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职工们一般都年轻，大多数住在集体宿舍里，越到防汛紧张，工人们越是纪律性强，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都很好。
我们的防汛任务还是完成得很好，把工厂守住了。为此，我们受到市委和《人民日报》的表扬。防汛战斗持续了4个多月，到9月份，水开始退了，雨量也少了。市委当时提醒我们，越是退水，越要防止崩堤，不要因退水而产生思想麻痹情绪。
当时的汉阳决堤后是一片汪洋，只剩下龟山下我们的国棉一厂，可以说是水下面的一个孤岛，因为工厂大堤外的水面很高，与外面相比，工厂在水下面，所以称为水下孤岛。防汛期间，我们觉得农民兄弟的纪律性也很强。当时农民刚经过土改，积极性也非常高。整个防汛期间，人力、资源、技术方面都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可以说是比较顺利，虽然任务艰巨，但组织严密。我们取得了胜利，经过防汛，我们的领导班子也更加团结了。
到了10月1日国庆节，市委、市府组织阅兵、游行，我们国棉一厂专门组织了队伍参加游行，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热烈欢迎，因为我们经受了防汛、生产两不误的考验，做到生产、防汛双丰收。
在我这一生的经历中，感到这次防汛任务的艰巨性不亚于当年山东苏村战斗中带队伍突围。虽然任务很艰巨，但精神上非常愉快，完成了党组织所交给的任务，生产也完成得很好。
我在8月底9月初防洪最紧张的时候，身体由于长期超负荷运转，支持不住了。当时主要是腹泻不止，为此，我不得不请示市委，请厂长代替我到防洪一线去指挥，由副厂长组织生产。我被送进了医院，到医院后，医生说：“你的脸色就像是从土里挖出来的一样，怎么到这时才来看病？”我那时才30多岁，应该身体很好，但脸色就变成这样，说明我在这一段时间的体力消耗太大，三四个月没有得到体息，怎么能不病倒？因此，在我这一生中，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是相当辛苦的。
1998年长江又发大洪水，这是我这一生中所经历的又一场大水。这场大洪水动员了那么多的解放军，也是非常艰巨的任务，防汛的代价太大了，但最终还是胜利了。相对而言，这次农民所受的损失小些。1954年的那场大水中，农民所受的损失却是太大了。当时全国支持抗洪，前方要什么给什么。由于当时的洪水太大，物资运输非常困难，铁路被淹，火车在浸水的铁路上行驶，前面要有人引路，火车慢慢前行。因此，陆上运输非常困难，铁路工人也为抗洪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54年11月我离开国棉一厂，被调到湖北省委工作。那时中央直辖的武汉市已与湖北省合并了。我被调到省委担任副秘书长，主要工作是担任一名主管工业的省委书记的助手。
在工厂工作的这三年期间，应该说是学习、工作、生活都比较顺利的阶段。工作虽然很辛苦，但和工人、技术员们在一起，在精神上、生活上患难与共，是非常愉快的。1954年的洪水在人们的记忆中可能已经模糊了，但是1998年的长江抗洪我们却还记忆犹新，虽然二者事隔40多年了，可是我们的党还是那么的坚强，我们的人民还是那么的团结，从而使我们更加坚信，没有任何艰难险阻是我们所不能克服和战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