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了解、记忆中，苏老是作为一位革命前辈，一位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这样一种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的。然而，通过这次采访，我们却多了一份了解，那就是苏老曾作为中共代表担任过一个大企业的总经理。那是在1952年苏老转向抓工业生产后的一件事情。通过这一段叙述，我们可以深刻而生动地了解到，老一辈革命家是如何由领导革命战争向领导经济建设转变的。
在解放初期的土改和“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1952年开始有大批干部从抓农业转向抓工业，我也开始转向抓工业。由抓农业转向抓工业，是我这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我在解放后的几十年工作经历中，抓工业的时间比较多，我那时转向抓工业，一开始是转到一个公私合营的纺织厂，名叫裕华纺织厂。
裕华厂原来是一个纺织资本家办的工厂，它在全国有五六个纱厂。当时组织上派我到裕大华总公司当副总经理即公股代表，实际上主要是到裕华纺织厂工作。这个厂有5万个纱锭和几百台织布机，有几千名员工，机器都是从英国进口的纺机、织机，设备比较好。我作为中共的代表到公司当副总经理，在这个厂里面是作为经理兼党委书记。原来的支部书记作为副书记，是一位老干部。这时工厂已经经过了民主改革，工人和资本家的界线划得比较清楚，经过民主改革、解放时的护厂斗争，工人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党的组织也建立起来了，成立了一个支委，另外，提拔了一批工人干部，因裕华纺织厂有自备火电厂，提拔的工人干部里面既有纺织厂的，也有电厂的干部。这个厂在武昌，是在长江边上，临近有三个大纱厂，这是一个纺织工业区。包括自备电厂，这个区有两三万工人。当时，武汉市里面有四大纱厂，在汉口有申新纱厂。
我当时转向抓工业后，有自知之明，感觉是外行，虽然当时毛主席提出来叫做“外行领导内行”，我自己却很清楚，知道我是外行，很难领导好，所以，我从转向抓工业那天开始，就努力学习，主要是在实践中学习，当然也买专业书，订杂志，如《中国纺织》等等，但主要是向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当时民主改革、“五反”斗争刚完，工厂情况还比较混乱。“五反”斗争中，狠斗了一些资本家，资本家也基本上被管起来，技术人员对我们有点害怕，因为他们原来是为资本家服务的，对我们有点不信任。所以，我进入这家工厂以后，主要是团结干部，包括新提拔的，还有组织上派来的及武汉市派来的，这家工厂原来多半是武汉市地下党的干部。其次是团结工人，这个工作好做，因为当时我们党在工人中的威信很高，经过民主改革以后，我们党和工人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工人知道党是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的，工人对党组织可说是无话不讲，形势很好。当时，我们通过工人干部跟工人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对工人的生活也比较关心，为工人谋利益。譬如，过去工人进出厂时，资本家都要搜身，怕工人偷东西出去。到后来，我们取消了这种制度。另外，我们搞了一些福利，年终给工人发双工资，多发一个月的工资；办起了托儿所，让女工抱小孩来上托儿所，吃饭时间给半个钟头，给她们时间喂奶，工人们很感激；女工生小孩后，工会给她们送一定的营养品以及小孩的用品，工会把这些东西送到工人家里去，再给女工发卫生用品；工人结婚或丧葬（红白喜事），工会给予一些补助等等。我们都是从这些细小方面给予关心，工人把党和干部当作亲人一样。
在工厂的领导方面，当时中南局、武汉市委、武昌区委对工厂的干部要求非常严格，要求工厂干部，党委书记或者经理要认识20%的工人，而且能叫上名字来，要和工人一起吃中餐，要求下车间，要求工厂的领导干部不能用对待资本家的态度去对待工人，要求团结工人，团结从总工程师到—．般技术人员，团结和改造这些知识分子。那时毛主席不是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吗？讲的就是：知识分子在有资产阶级时靠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被打倒了，只有靠无产阶级。所以，我们党要求我们团结和改造知识分子。这个工作当时我们在做，我主要是对纺织厂和电厂的工程师进行工作。我记得有一个姓吴的工程师，那时有50多岁了，我集中力量做好他的工作。因为做好他的工作，我感觉到他可以带动一批人。另外，我们下到车间、工段做团结车间技术员的工作，因为那时技术员都是大学毕业生，对机械设备、纺织技术比较熟悉。经过一段时间后，资本家经过改造都作了合适的安置，如总公司里面的一个最大的资本家、董事长叫黄师让，有60几岁了，被安排担任湖北省工业厅的副厅长，原来的厂长是个资本家，我们安排其担任副厂长、副经理。当时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就是团结工人，关心工人，密切党群关系，适当安置了部分资本家。有一次，我到北京去开人代会，恰好遇到原来裕毕总公司的一个资本家，他叫苏先勤，后来被安排担任武汉市工商联合会的主席，他坐在我后边，问我：“你还认得我吗？”我回头一看，是他，我说：“怎么不认得，我在武汉时有些政策掌握得不好，对不起你。”他却很热情，表示理解。
总之，我们对资本家都做了一些适当的安置。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在转抓工业以后，组织上交待给我们的一些方针、路线、政策都是正确的，当时的民主生活也是很突出的。党对工厂干部要求很严，工人对我们工厂干部的监督也很严。我在工厂和工人的关系是真正的同志式的关系，互相关心。我从地委到工厂去时，带了警卫员。我去食堂吃饭时，有时警卫员代替我去盛饭，工人看到后，就说我像官僚一样，自己还不能盛饭，叫别人去给你盛饭。可见就是这些小事，工人对我们的监督也很严。工人对我们提拔的干部也监督很严，当时有个提拔的干部叫汪久久，他是个保卫科长，是解放初期在护厂斗争中的积极分子。这个人大概在和女工的关系上有些不明不白的关系，但也没有抓住什么证据。工人们就反映他与某某人的关系不正常，因为那时纺织厂女工特别多，都很年轻。工人们把他告到了武汉市检察局，检察局的局长名叫蹇先任（是贺老总离婚的夫人，长征干部）。检察局派人下来查，他们觉得确实有些不明不白，也没有真正抓住什么，但就是决定要处分、判刑。对我们领导干部也要处理，说我们管理不严。我当时就给武汉市委写信，我们认为不该判刑，处理过严。但检察局觉得我们包庇他，非处分不可，最后，汪久久还是被判了刑，对我们倒是没有什么处理。这个事情说明，领导对干部要求很严，工人们对干部监督也很严。我们对工人们关心和工人们对我们监督很严，从而使我们的关系更加紧密。
纱厂的女工多，一共有一两万人。她们的婚姻问题可是个大事，到了十八九岁，二十几岁，都要恋爱结婚。我们领导也应该关心这个问题，我们同武昌造船厂（有几千名员工），还同武昌车辆厂（也有几千员工）联系，因为他们工厂的小伙子很多。我们想办法在星期天主动派交通车把女工送过去，或者把小伙子们接过来，开交际舞会，通过交友、恋爱，比较好地解决了职工们的婚姻问题。我们采取这样一些措施，当时工人们反映非常好。
一直到80年代，我到武汉市去的时候，原来的一些劳动模范，她们有些担任厂长了，有些担任工会主席了，听说我去了，找到湖北纺织局，叫我非到她们厂里去看看不可。其中有一个叫夏桂钰，一个叫昊桂英，都是纺织工厂的能手，一个人可以同时照看800个锭子，都参加过全国的劳模大会。
我觉得那段时间在党的正确方针、路线、政策的指导下，加上党的严格要求，工人的监督，以及自己的刻苦学习，工作虽然辛苦，但是心情很愉快，在裕华纱厂工作了一年多。那时王任重担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担任副书记。武汉市委又决定调我到武汉国棉一厂，这个厂是全国解放后，国家在武汉建设的第一个工厂，有5万个纱锭，还没有织布机，棉纱出口到东南亚。组织上让我去担任党委书记，当时那个厂的干部不太团结，以前的党委书记是从南昌地委调来的一个地委委员，厂长是纺织工业部派来的。组织上派我和中南局纺织工业联合会主席李波（女）一同去解决领导班子的问题。
这期间，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工厂究竟是实行什么样的领导制度的问题。那时是学苏联，我看了一些苏联的小说、电影，其中有反映联合纺织厂的小说。比如我看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是讲一个石油管线的建设，另一个是讲建设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事。
那时苏联在工业方面推行一长制，这还是列宁提出来的，叫做千百万人服从一个人的意志，一个人说了算。我们的同志对这个重大的领导制度问题争论激烈，我从1952年到1954年在工厂中工作，从我的经验来看，我觉得还是党委集体领导好，在生产上可以一个人指挥，决策还是党委集体决策好。这个问题在全国都有很大的争论，比如中南建筑工程局、武汉钢铁公司、大冶钢厂等几个大单位，以及中央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同志，他们都主张实行一长制。而根据我的实践经验，觉得集体决策，由一个人指挥生产比较好。当时我给市委、省委建议，最好还是集体决策，团结协作，生产指挥可以一人指挥，由厂长指挥，大家提建议，最后决策还是厂长负责制好。
1954年底，我调到湖北省委工作后，张平化同志（当时担任省委第三书记）召开会议，研究党委在工厂中的作用问题，在会议上同志们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这次会议不算很成功，没有明确确定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当时王任重同志担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他的主张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较好。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我那时在湖北省委担任副秘书长。王任重同志对我说：“你在工厂搞了几年，你给我起草发言，就按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思路起草。”当时我列举了一些例子说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好处，作为王任重同志在“八大”时的发言。在“八大”上，毛主席讲，为什么军队可以实行党委领导，指挥员指挥，而工厂却不行？毛主席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他又说，工厂再集中也没有军队打仗那样集中，军队能够实行的制度工厂一定也能实行。中共“八大”就确定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实践证明，这是合适的。“文革”后，我到贵州来工作，工厂里还是谈到这个问题，我还是主张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当然也有人主张厂长、书记一肩挑，那要看厂长或书记的水平而定，一概而论不行。
还有一个就是又红又专的问题。毛主席说过，外行可以领导内行。当时我觉得还是又红又专好。共产党干部立场坚定，信念不能动摇，但是不专也就不可能领导好工作，因为一些思想工作做不到业务技术工作里面去，领导就深入不进去。领导不懂得专业上的一些一般性、常识性的问题，实际上你就深入不进去。譬如说：我讲纺织工业，如果你连起码的知识都不懂，尽说些外行话，出些外行上的点子，人家不好执行，又不好不执行，那怎么生产呢？所以我觉得，抓工业也好，抓农业也好，作为领导干部，自已既应该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而且也应该懂得你所领导的那个行业的一般知识。当时我抓纺织工业工作的时候，虽然深奥的技术我不懂得，但是一般的知识我通过学习大体上还是知道的，如什么样的棉花，怎样配各种等级的棉花可以纺出好纱采、织出好布来；细纱在什么条件下棉纱断头比较少，工作做起来比较舒服；做几道清洁卫生可以保证断头率比较低。到了钢铁厂工作，炼钢的时间，各种矿物的配比等等必须知道。你不知道，就永远是一个外行。虽然我们是学习管理，但是你管理这个事务的内部的实质性的东西还是要知道。毛主席说过，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实质性的问题一点都不知道，你想做好工作是有困难的。政治思想工作必须做到人的思想里面去，不联系实际光讲大道理，专家、学者是听不进去的。在这段时间里，我觉得“外行领导内行”的说法不如“又红又专”的说法好。
第三个问题是，干工业这行，既要懂生产，又要懂基本建设。我转向抓工业以后，一开始学工业管理，管理工厂，但是不懂基本建设，特别是到省委工作以后，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不懂基本建设。那时在省委设的与工业相关的部门有工业部和基本建设部，我作为一个副秘书长，协助省委书记管理工业这方面的事，基本建设方面的事不懂不行。当时正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基本建设项目多，工作量大。就拿武汉市来说，原来就是四大纱厂，两条铁路，没什么别的，还有就是少量的机械厂。但是新建的基本建设项目很多，如武汉钢铁公司、大冶钢厂、武昌造船厂、武汉锅炉厂、重型机器厂、武汉长江大桥等等。全国156个基本建设项目在湖北省就有好几个，都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来搞的。我们开始一点都不懂，到哪个地方协助省委书记去检查工作，完全是外行一样。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工业管理干部，既要懂生产，还要懂基本建设，才能领导好。
当时，我到省委后，大部分时间用在学习搞工业基本建设上，大部分时间是到武汉钢铁公司。从青山发电厂一号高炉、一号焦炉等等项目建设，我都参加了。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我也参加了，主要是学习。武汉钢铁公司抓基本建设的总经理，过去我们在华北的时候，在一个地委工作过，彼此很熟悉。后来，他担任过湖北省的省长。所以，我觉得从战争时期抓农村工作转向抓工业生产，搞工业建设，都要好好学习，既要学管理，又要学业务，这条很重要。
经过自己的努力，我就慢慢由原来的完全外行，逐步地学习积累相关方面的知识，这对我帮助是很大的。所以，我到贵州来工作以后，我不害怕到工厂去，工厂里面的干部也不敢跟我讲假话。他们知道我还懂得一些工业和基本建设方面的知识，特别是冶金工业方面的知识。我在武汉钢铁公司、大冶钢厂、涟源钢铁厂都工作过，这方面我都学了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从一个熟悉的农村，转到一个不熟悉的行业——工业，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调我到湖北省委去时，王任重同志（当时担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知道我的情况，说：“这个同志可以到省委来工作，他既担任过县委书记，又担任过工厂的党委书记，农村、城市情况他都比较熟悉。”张平化同志当时是湖北省委第三书记，在裕华纺织厂蹲过点，对我也比较熟悉。对我来说，从农村工作转到城市工作，又转到工业工作，多少有点体会，就是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既要懂得农村基层的情况，也要懂得工厂基层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领导好，才能做好一个地区或一个省的工作，这是我这么多年的一些体会和经验。
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从农村出来的干部会遇到许许多多新的问题和考验，是不懂装懂，还是知难而上，苏老给了我们一个满意的答案。他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从抓农村工作向抓工业生产的转换，正是在于他对“外行领导内行”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真正做到“又红又专”，从而在工作中能够得心应手，不断地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做出自己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