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夕，为了完成我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既定目标，中央决定抽调大批干部下江南，去支援那里的各项工作。在当时，全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江南的国民党军队也已成为强弩之末，垂死挣扎。在这种隋况下抽调大批干部南下就是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接管政权，实行土地改革，开展剿匪反霸任务。虽然南下工作远没有以前那么艰险，但摆在南下干部面前的新的困难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转变思想。当时，许多同志依然有故土难移的思想，不愿离开世代固守的故土，有的想尽办法推却任务。但是，作为一个入党多年的老同志，苏老没有在困难面前退却，没有与组织上讨价还价，而是毅然决然地将自己三个幼小的孩子（其中最小的一个还没有断奶）托付给亲戚朋友，与他夫人一起踏上了南下的征程。这是一名共产党员在面对严峻考验时交上的又一份圆满答卷。
1949年2月，这时淮海战役已经结束了。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那时已看到即将胜利的形势了，此时的口号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会议决定派3万干部南下，南下到新地区工作。我们一个县就被抽调了一半的干部。不久，我们就南下了。我那时从县委调到地委工作，原来的县长担任县委书记，他带了县里100多名干部重新组建了县级领导班子。
根据中央1949年2月的决定，从华北、华东各解放区抽调3万干部南下，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准备工作。这是迎接全国胜利的一个必要的组织工作。南下以前，我们已经打好了两个比较重要的思想基础：一个是整风运动，通过“三风”的整顿，统一了思想，奠定了迎接新的革命胜利的基础；另一个是经过土改、整党运动，端正了思想，把改革土地制度的路线、方针、政策都做好了准备。也就是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打倒地主阶级，推翻三座大山。当时的组织路线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倒地主阶级，保护工商业者。”从而完全纠正了土改初期侵犯中农利益、侵犯工商业者、乱打乱杀的错误，做好了迎接新解放区土改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当时对新解放区的提法，中央告诉我们，到新解放区去要中立富农。而原来是打倒地主和富农，现在提出了一个新的东西：中立富农，打倒地主。当时一个最通俗的提法是：“富农放哨，中农睡觉”。那就是我们到新解放区后就可以团结最广大的群众，达到打倒地主阶级的目的，同时按文件上提出的“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保护工商业者”。这些方针和政策可以说是做得比较充分。解放区土改已经完成时，动员3万干部南下，没有后顾之忧。
当时遇到的问题是南下干部被确定后，有些干部的思想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关系到干部离乡背井的问题，以及家里生活的安排问题。就我个人来说，春节前我已知道我被确定南下。南下前，我已有个小家庭，已是3个孩子的父亲了。当时我的孩子中，最大的5岁，最小的才3个月，因此，这些孩子的安置问题，都是很大的问题，不能不令父母牵肠挂肚。因为毕竟骨肉情深。总之，这对每一个南下的干部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下江南，从北方到南方，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北方人有句俗话说“宁愿北走一千，不愿南走一砖”，因为“下江南”就是回不来了，在农民中就有这种想法。当时对我们来说，主要的问题就是孩子的安置问题。把孩子安置到什么地方呢？他们小小的生命有没有保障？当时我的老伴比较好，她说：“送到我老家去。”她的家在山东济南郊区的农村，家里比较穷，当时已经分了田，还分了房子，并且在那里有亲戚。送到那个地方去安置的话，可以有人照顾这些孩子。因此，在过年前，我老伴就亲自把小孩送到娘家去了，给最小的还在吃奶的孩子找了个奶妈，以便于照顾。另外两个3岁和5岁的小孩就交给亲戚带。南下前，我坐马车去看了一下（当时没有汽车，只有马车坐），从我工作的地方到那儿要走两三天。我看了一下孩子，觉得安置得还可以，这样我们两口子就可以放心南下了。
那时，我已从冠县调回到地委工作。冠县抽出了一半干部南下，这些人上至县委书记、县长，下至一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农民，是老解放区、老根据地的农民，叫这些人南下，对其思想上的震动是很大的。当时各种议论都有，各种困难都存在。有些是家庭困难，组织上尽量加以解决。当时，一般的干部不能带家属随行。我的老伴是1937年参加工作的，还可以去，当时有的人说江南这地方特别热，据说热到可以把糊的饼子贴到墙上烤熟。还传说江南的蚊子特别多、特别大，大得像蜻蜓一样，人被咬以后就得打摆子。这种议论，加上部分干部农民意识浓厚，认为离乡背井，离开老家到千里之外的江南去工作，思想顾虑很多。
这件事情在干部队伍思想上产生的震动，可以说是一次很严峻的考验，这种考验同抗日战争时期度过的艰苦年代的考验差不多。所以，在我们组织干部南下的过程中，就有好几个干部经受不住考验逃跑了。有的答应去，可临走时又不见了，已逃回家了。有一个逃走的干部在我们工作安排好以后，听说我们的工作环境还可以，又回来了。其中有个叫宋秋重的，因为家属不能一同南下，便逃跑了。他是我在冠县当县委书记时我们公安局的一个干部。当我到湖北大冶地委后，他听说我的情况还可以，便又自己找到湖北我工作的地方。我告诉他，他们县的队伍到湖南常德去了，我是单独被调到湖北的。他听后不愿去湖南。但在湖北呆了几个月后，最后他还是到湖南去了，被分配到湖南常德地区的石门县。1966年后他担任石门县的县长，“文革”期间在被批斗后自杀了。当时我们队伍中逃跑的人还有几个。所以，这是一次严峻的考验，特别对农民保守思想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另外，就是南下总动员。当时动员大会在河北威县召开，领队的是王任重同志。当时他的母亲也参加了动员大会。王任重在动员时就讲：“根据地好像我们的衣食父母一样，把我们养大成人了。我们离开家乡，离开衣食父母，就好像出嫁一样，姑娘长大了，总要出嫁的。”他的母亲听了这话之后，眼看自己的儿子就要南下了，心情异常难过。当时全国的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三大战役已基本结束。那时还未提出百万雄师下江南的渡江战役。那时候的思想动员是这样说的：我们南下可能还要打游击，国民党占领的城市一下子收不回。可能还有一段艰苦的斗争，还要与国民党的残余势力作斗争。当时我们动员南下的目标是京、沪、杭地区。经过动员，有的干部比较害怕。但不动员也不行，必须要有思想准备，万一遇到艰苦情况，也好有思想准备。
1949年2月，我们开始南下，都是步行，每个人限定不能带超过15公斤的东西。当时有些地方干部没有经过长途行军锻炼，也成为一个问题。
当然，南下进城的过程中，也有一些人是自愿报名去的。如我的警卫员、饲养员。警卫员本来在公安局工作，却自动报名南下，后来在湖北工作。我的饲养员，原来是一个很好的厨师，他哥哥在县委赶大车。他哥哥对我说：“我弟弟也跟你去吧。”结果就跟我来了。这两个同志后来表现都很好。
经过动员后，我们从冀南到兰考，一天行程约五六十里。我们一个地委下辖五个县，一个县的南下干部编为一个中队，我们地委被编成一个大队，都是按军事编制，县长是中队长，县委书记是政委。一个地委有五六个中队，大约二千余人，浩浩荡荡南下，经过冠县、濮阳到兰考，一路都是步行。
这时候，长江以北的局势已得到控制，路上很安全。走到兰考后，到了陇海线。此时火车已开通了，我们就乘火车到了开封，住到开封附近的乡下。趁休息时间，学习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通过决议的学习，应该说使我们在思想上有了一个新的提高。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的工作有了一个大的转变，即以城市为中心，由城市领导农村。我们过去是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农村包围城市。但是，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开始，就有了一个大的转变。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政策，主要是如何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保护工商业、依靠工人阶级、团结知识分子等等，这都是城市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当时通过传达和学习，我们知道了这些政策的转变。
还有一个方面印象比较深刻，那就是毛主席强调全体共产党员要警惕骄傲自满情绪和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进攻。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是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只是工作的第一步，革命胜利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艰苦、更伟大。全体共产党员必须保持党的优良作风——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艰苦奋斗的作风，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继续奋斗。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制止对个人歌功颂德的现象等等。毛主席说：我们打败蒋介石，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得从长远来看这些问题。经过这次学习以后，我们思想上有了一些提高，感到除了农村工作以外，还要学会做城市工作，怎么依靠工人阶级、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保护民族工商业、团结知识分子、保护好城市设施和进行城市建设等等。在开封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以后，我们继续南下。
在开封学习的后期，有一个新的组织变动，我们原来的部队不去京、沪、杭了，改到湖南去接管。有少数干部，。加上另外调了一个地委的班子到湖北去。其中我就属于被调到湖北的一个干部，我们两口子被调到湖北，我当时担任地委宣传部长。这样，我原来的地委领导班子就被分开了，而我原来工作过的冠县的干部则全部被调到湖南去了。我和韩克华同志、韩宁夫同志在一起。其中，韩宁夫同志后来在湖北担任省长；韩克华同志被派往法国担任大使，后又担任国家旅游局局长。
我们从开封坐火车到郑州，又到了漯河。到达漯河后，不通火车了，但一路上还比较安全。那时，“四野”正南下准备渡江战役。我们在漯河住了一段时间。后来，我们坐“四野”的汽车经大别山到达湖北黄陂。一路上走走停停，我们到达黄陂时，正是4月间，渡江战役已经开始了。武汉是我们从漯河到黄陂期间解放的。我们找到湖北省委，正式进入武汉，帮助接管武汉。我那时被分配单独接管一个省民众教育馆，是一个省级机构。搞了十几天的接管工作后，我被分配到了大冶地区，驻地是鄂城，即现在的鄂州。鄂城不过是一个不到一二万人的小城，沿江，交通方便。我们地委属下有鄂城、大冶、阳新、通山、通城、崇阳、成宁、武昌、嘉鱼、蒲圻共10个县。这时的主要任务是筹粮，支援南下大军，其次是搞土改。这时长沙还没有解放，长沙是在8月份解放的。到长沙解放时，我们的筹粮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1950 - 1951年，我们按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农村土改和剿匪反霸。我那时担任地委社会部长，我的大量时间是和军分区的一个副司令员徐捷同志（我在抗大时的同班同学）到鄂南山区进行剿匪反霸，鄂南山区包括通城、通山、崇阳以及大冶部分地区。剿匪工作进行了大约有半年的时间，进展得很顺利，牺牲的干部战士较少，约有20多人在战斗中牺牲。到1949年底，剿匪支前任务完成了，然后集中力量土改。
我们地委几个主要干部都被分到各县的乡里去。我被分配到通城，张体学（后任湖北省省长）被分到通山，李自成就死在通山九官山的那个地方，副专员则分在崇阳。我在通城的中苛乡蹲点，总结新区土改的经验，那时除比较重要的东西如房屋外，不强调一般财物的追查，如金子、钢洋之类的。这样，土改比较平和，农民得了土地房屋，地主阶级的反抗也因大势所趋不很激烈，土改工作在大冶完成得较好，我们到1951年基本上完成了新区的土改。1952年春，我离开大冶地委时，我们已经在鄂城华容乡建立起了第一个农业合作社，我们组织农具、土地入股，那是从抗旱开始的。那年遇到大旱，田里浇不到水，农民要求联合抗旱，把水稻救活。为此，我们组织农民从梁子湖里用几十乘水车往梯田里车水。经过抗旱，农民尝到了组织起来的甜头，所以农民自觉要求组织起来，包括土地、农具、耕牛的使用、换工等等。因为农民有这些要求，我们根据农民的愿望，组织了一个农业合作社，刚开始规模很小，只有几十户人家。组织起第一个农业合作社以后，1952年春，我被调到武汉市工作，开始转向抓工业生产。我们在土改的过程中，遇到一个比较重大的全国性运动，那就是“三反”、“五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一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严重斗争。是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巩固国防，保证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是针对资产阶级的，包括资产阶级盗窃经济情报、偷工减料、偷税漏税等等。这期间，我们有些干部没有学好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没有经受住“糖衣炮弹”的攻击，有些干部进城以后，经受不住资产阶级生活的利诱，经受不住和平生活的考验，因此就出现了刘青山、张子善等这样的一批干部，犯了错误。
那时干部还没有实行工资制，还是实行供给制，一个月发几块钱，买点零碎东西，如牙膏、牙刷等，烟也是靠发，衣服也是发，出差是报销。所以，有些地方出现了铺张浪费，忘记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干部思想上引起了很大震动。城市的和平生活对干部也是很重要的考验，经受住考验的干部，才是真正的好干部，才说明真正学习好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三反”、“五反”运动，是新中国建立不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破旧立新，改造国家机关，改造资产阶级的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革运动。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后，我们干部队伍的思想有了一个新的提高，增强了抵制资产阶级腐蚀的能力，树立了清正廉洁，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一大批干部经受住了这次考验，以后都担任了重要的工作，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中都表现得很好，工作好，生活俭朴。群众说，我们既能经受住艰苦生活的考验，又能经受住美好环境的考验。这一段在我的思想认识上是非常深刻的。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在我们的干部成长的经历中能经过各种生活环境的考验，是观察干部的一个主要准则，即既能经受艰苦奋斗的考验，又能经受美好生活环境的考验。经受不住考验的干部决不是好干部。这不仅在我国解放初期这段生活里，而且直到我们现在选择提拔干部，都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现在有些只重才，不重德，往往德是参考，才是实质。其实是搞颠倒了，应该德是实质，才是参考，不能只看能力的大小，应该德才兼备。
苏老对于选择提拔干部的标准所提出的意见确实发人深省，干部队伍的年轻化、专业化是我们党现在选择提拔干部的重要标准，但是如何在推进干部队伍年轻化、专业化的同时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已经成为党在新世纪中的重要任务。只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成长起来，我们党的事业才会后继有人，才会永葆生机和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