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八年抗战，取得胜利，是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反侵略战争仅有的一次胜利，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战胜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光辉范例。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扩大，为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准备了条件。
洗去了百年来的耻辱，全国人民沉浸在抗战胜利的无比喜悦之中，苏老也是一样。
今天讲讲我人生当中的第二次解放，所谓第二次解放就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从太行山冀鲁豫分局党校分校整风结束以后，我就回到冀鲁豫原来的工作岗位。这时已经是1945年的6月份了。我们根据地的环境已经大大改善了，我们的部队又以团、营，甚至旅为单位活动了。我们八路军那时已经打下根据地边缘的不少县城。后方机关的条件也大为改善，部队里的高级领导机关已经配备了电话，冀鲁豫军区机关可以较长时间地住在一个地方。1944、1945年连续两年丰收，人民生活也改善了。所以，我们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应该说情况已经好转。
我们专区也解放了两个县城，一个是莘县，一个是冠县，我们住的地方还是在根据地里面。这时党的“七大”已经结束，但是参加“七大”的一些领导干部还没有回到工作岗位。我们回到工作岗位两个多月后，到8月份时，从收音机（那时地委有一个收音机）里传来消息，说苏联出兵我国东北对日作战，美国在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日本已经投降了。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日期是8月15日，正式举行投降仪式则是9月2日在日本东京湾美舰“密苏里”号上，日本政府外相重光葵和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天皇在美、英、中、苏等胜利的同盟国代表面前，正式签订了投降协定。
一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大家为之极为振奋，胜利的消息从这个村子传到那个村子，因为那时乡下还没有电话，只有口耳相传，你通知我，我通知你。日本投降啦！群众也是一样非常激动。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心情为什么那么激动、那么高兴？主要是八年的抗战在人们的心理上产生很大的压抑感。我们可以想象，一直打了8年，日本人一直压迫着我们，我们总是处于敌强我弱的境地，到最后我们宣布进入反攻阶段时，也是在苏联出兵时才宣布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讲到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日本进攻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相持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反攻的阶段。可以说，日本的进攻阶段是日本占领武汉、太原以后。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又占领长沙、桂林，试图打通大陆交通线。在这一时期，只是一些小战役，没有大的战役。相持阶段的时间很长，可以说是从1941年一直到1945年。所以，我们在敌人进攻阶段、相持阶段，在精神上、思想上所受的压抑就像是有座高山压在心口一样。因此，日本一宣布投降，那欢快的心情简直就像火山爆发一样，特别高兴。当时根据地的军民有的打腰鼓、开庆祝会，有的老百姓唱大戏。这时根据地的整个农村，包括一些小县城（铁路线我们没进去）都解放了。
日本投降以前应该说我们党对抗战胜利的思想准备不够，我们没想到日本那么快就投降了，我们以为还要打几年。主要是因为当时苏德战争刚结束，《雅尔塔协定》中规定，苏德战争结束3个月以后，苏联承诺出兵我国东北。当时党中央的思想准备也不够，我们有的高级领导干部开完党的“七大”以后还来不及回到前方，还留在延安。虽然根据地扩大了，但我们的部队还没有做好反攻的准备工作，还没有把部队很好地组织起来，没有作好向日军反攻的准备。所以，当日本一宣布投降以后，党中央就用飞机尽快把一些高级将领送到前方，从延安送到晋冀鲁豫等地。同时，从延安临时组织了几千名干部到东北，当时中央的方针是：“巩固吉黑辽，接收东北”。东北有苏联作为后盾，国民党在那个地方没有一兵一卒，而我们部队在抗战期间在吉、热这个地方有根据地。我们抽调了大约10万大军到东北。同时，从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也抽调了一批干部到东北去。我所在的地委就抽调了几十名干部去支援东北。和我共同战斗了四五年的专员周持衡同志被调走了。后来，周持衡同志曾经担任吉林省省长。还有一个地委副书记老家是东北的，原来是东北大学的学生，叫杨易辰，也被调走了。杨易辰同志被分配到四平地委任书记。电影《四平保卫战》中，国民党军队向四平发起进攻，当时杨易辰同志正担任四平地委的书记。
日本一投降，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即发布命令，要求各根据地所有抗日武装部队，立即夺取并解除所有日伪军的武装，要他们无条件向人民军队投降。而国民党蒋介石却企图命令所有中国共产党的抗日部队均应“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不许人民军队向敌伪收复失地。
为了确保战胜的中国得到真正的独立解放，不让八年来千万同胞牺牲生命所换来的胜利付之东流，根据地军民以武力为后盾，顽强地威逼敌人，严令日伪军立即缴械投降，否则就彻底消灭。到10月中旬，人民军队共收复国土31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800多万，收复城市近200座，停敌16万人，迫敌投降3万余人。热河、察哈尔两省全告解放，平、津、京、沪都被人民军队紧紧包围。
在冀南地区，我们的部队接收了邯郸、邢台，占领了平汉铁路的一段，从石家庄以南到安阳以北这一段我们都占领了。这样一来，冀南、冀鲁豫就连成了一个解放区了。国民党看到我们占领了邯郸、邢台以后，十分焦急，因为铁路不通，运兵到东北都困难。为、此，1945年冬，国民党调集10多万兵力，沿平汉线向晋冀鲁豫根据地之邯郸一带大举进犯。对此，我们早有准备，刘邓大军在根据地军民的大力支持下，一举取得了邯郸战役的胜利，全歼国民党军4万多人。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响应中共的号召，率其部属全体官兵1万余人，在磁县举行了反内战起义，拒绝蒋介石的“剿匪”命令，停止内战，毅然站到人民方面来。其余二个军，在溃逃途中被我军围歼，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等高级军官及其部属2万余人放下了武器。国民党军被迫缩回安阳去了，从那以后，邯郸一直在人民解放军手中。后来，在国共谈判期间，国民党又纠集了13个师共7万人左右，向晋东南上党地区进犯。刘邓大军3万多部队从涉县出发，沿路又增加5万多参军的农民，在一个多月的战斗中，共歼灭阎锡山部3.5万余人，俘虏敌军长1名，师长12名，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从而胜利地结束了上党战役。
总之，在1945年冬到1946年春的这段时间，各解放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确定以休养生息、巩固和平为当前的基本任务。同时积极整编和扩大人民武装力量，广泛组织并发展民兵和地方部队，并根据成熟情况，大力吸收地方部队扩大组成野战军。同时，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练兵运动。这就为战胜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准备了雄厚的军事力量。
当时我们解放军的10万大军星夜兼程地开赴东北。彭真、林彪、陈云、张闻天、黄克诚、李富春等中央高级领导同志都到了东北。延安也派出大批干部到了东北，各个抗日根据地也调了一些去。这样，在原抗联的基础上，很快组成了30万人的东北民主联军。并建立了中共在东北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东北人民的斗争。
这时候我们根据地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群众工作、搞反奸清算。在这个期间，在各个抗日根据地里面（各个抗日根据地都连起来了）都有通邮了。津浦路一线的德州地区也解放了。我的老家是在渤海地区，这时候冀鲁豫和渤海地区也连接起来了，也可以通邮了。抗战八年我都不敢给家里写信，这时我往家里写了一封信。信果真还被收到了，家里还给我回了一封信。家人在信中说，我母亲在1942年去世了，叫我回去给母亲发丧。由于没有人在家，母亲还没有入土。
我的家庭是自耕农出身。我祖父和父亲都是单传，他们都是靠自己劳动，各种农活都会做，只有在农忙的时候才请帮工，其他时间都是自己劳动。正是因为我父亲是单传，又是自耕农，所以在村里很受人欺负，连街头的地痞流氓也欺负他。因此，我父亲在年轻时就立下这样的志愿：叫我们都要好好读书，以便以后都能做官，给家里争气。有了这个思想，所以，我大哥、二哥、姐姐都出去读书了，我自然也不例外。但是，这么多人读书，家里经济情况也越来越困难了，因为没有人干活了。后来，我的哥哥们读完书都出去了。当时可说是不同的时代找不同的出路。我大哥那时候正是军阀混战的时期，他就出去到阎锡山的部队里面当兵去了，还当了一个小官，大概是连一级的官。我二哥读到乡村师范毕业后，在外面教书，他们都可以挣几个钱，有时给家里补贴一点儿。我和我姐姐都是书没读完抗日战争就爆发了。所以，后来我这个家庭因为没人干活，加上父亲年老了，也就请了一些帮工，但是从来没有出租过土地，经济困难时还卖了十几亩土地，有的是用来还债，有的是用来供我读书。所以说我的家庭总的来说算是自耕农。
像我这样的人在革命队伍里出身算是一般。我前面所说的周持衡专员，是一起同吃、同住、同战斗四五年的老战友，他家里是大地主、大官僚。他父亲娶了好几个姨太太，他家在北平，在西山有好多庄园。他到山东大学读书以后，由于接触到了进步思想，参加了革命，成了家里的“叛徒”，背叛了他原来的阶级，参加了革命。可以说，在革命队伍里，成分以比较贫寒的人居多，但还是有相当数量地主、资产阶级、大官僚、大军阀的子女。他们经过读书以后，接触了进步思想，也参加了革命，例如傅作义的女儿、陈布雷的女儿等等就是典型。在我们的革命队伍里面，这样的例子还是相当多的。再比如说，葬在贵州息峰的张露萍烈士，她就是四川一位师长夫人的妹妹，她就曾经在延安抗大四期学习过。可以说革命队伍里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工人、农民，也有学生，也有南洋华侨。在南洋华侨里面有很多有钱人的子弟回国来投身革命，包括印尼、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一带有相当多的华侨回来到延安学习，参加革命工作。所以说革命队伍里面并不都是贫苦出身的人。后来，在各种运动中，好些人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比如像我的老战友周持衡同志，就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高岗诬陷坐牢。那是在1951年，当时正当“三反”、“五反”的时候，周持衡同志在担任吉林省省长期间，被高岗诬陷为生活腐化、出身不好，反正是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加在他的身上。直到1954年，他才从牢房里被释放出来，并获得了工作，被分配到大伙房水库（辽宁省的一个大水库）当指挥，叫他去修水库。一直到“文革”以后，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时候，才被彻底平反。到1983年，陈璞如同志（贵州原来的省委副书记）到辽宁担任省长时，我被调到贵州担任省长。陈璞如同志到辽宁的时候准备启用我的老朋友周持衡同志担任常务副省长，但他那时已经得了肺癌。1983年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担任辽宁省人大副主任。我们从1945年离开后就一直没有见面过。1983年我去北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我们说去看看他，因为我和老伴结婚的时候是他负责主持的。他的夫人也是我给他介绍的，叫吴亚楠。经过一夜的火车旅行，我们到了沈阳，老朋友见面分外激动。大家约好第二年去大连住一住，再见见面。结果1984年他去世了，以后就再也不可能见到他了，我的心情十分难过。
我们的革命队伍里像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很少，在各种运动中，出身不好的人都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三反”、“五反”、反右倾、“文革”期间……因为“左”的思想在作怪，都发生了许多不该发生的悲剧，这是后话了。在日本投降以后的那段时间，我们在工作中间，也曾出现过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也是“左”的思想在作怪。比如说，日本投降以后，中央有个批示，在原来的敌占区开展“反奸清算”的斗争。“反奸”，就是反对汉奸，“清算”，就是清算当过汉奸的人。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些“左”的错误，如乱打乱杀、侵犯工商业、侵犯中农的利益等。在运动中就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因为当时群众对汉奸十分仇恨，汉奸那么多年欺压在他们身上，可以说使他们受尽了痛苦。所以，一旦解放以后，把汉奸打倒了，他们的罪恶是历历在目的。同时，在“反奸清算”中开展“诉苦运动”，痛哭流涕的群众哭诉汉奸、地主的剥削和压迫，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乱棍打死汉奸、地主的现象。那时我们依靠贫雇农，也就是最底层最基本的群众，实行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的方针。因为他们受的压迫最多、最残酷，他们对汉奸也最痛恨，所以，经过哭诉运动，群众被发动得非常深入。但是群众被发动起来以后，也有一些不太规范的行为，如乱打乱杀、乱棍打死人等。后来，这个情况被反映到党中央、毛主席那里。对此，毛主席讲了三条：第一，还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第二，不要乱打乱杀；第三，不要侵犯工商业，不要侵犯中农的利益，要团结中农。毛主席的指示下发以后，纠正了“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的口号。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五四”指示。通过“五四”指示的下发，发动群众的运动走上了正轨。“左”的错误的纠正，应该说给我们后来全国解放以后南方的土改运动奠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指导思想。这是我们在那段时间经过的曲折的道路。
这时解放战争已经打响，我们集中力量扩军备战。当时刘邓大军只有几万人，到南下大别山的时候已经有20几万人，其中也有国民党的一些俘虏。
1947年土改、整党运动后，毛主席从延安到了河北的西柏坡。1947年夏天的土改整党运动中，我们晋冀鲁豫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都到邯郸中央局去参加整党。国民党也发觉我们正在那个地方开大型会议，所以不断地派飞机来轰炸。我们白天不能开会，只有到晚上才能开会。敌机有的时候晚上也来轰炸，我们就在山沟里开会。土改、整党运动差不多搞了4个月，我们是8月去的，到12月初才回来。通过学习和总结，彻底纠正了乱打乱杀、侵犯工商业、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作法。那次也交流了一些干部，因为抗战时期，我们是团结地主抗日，所以在土改中，一些干部对地主下不了手，因此，中央决定交流干部，以利土改。有的干部从太行山交流到冀鲁豫，有的从冀鲁豫交流到冀南，有的从冀南交流到太行去。或者是从县里交流到区党委。在那个会议上，也对一些所谓有地富思想的干部作了处分，主要是出身不好的，如地主出身等等。这次土改、整党以后，我党基本上确定了一条路线，那就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倒地主”。我们南下以后，土改一般是按这个路线方针进行的。这次土改、整党的时间比较长，但是，确实在我们党内纠正了土改中的一些“左”的错误。
这次土改、整党以后，因为干部大交流，我从地委调到冠县县委去，担任县委书记，专门负责搞土地改革。这次土地改革搞得比较正规。我所在的县是老革命根据地，土地改革进行得比较成功。
在土改过程中，也是我当县委书记时，还有一件突出的事件就是大搞水利建设。我们一面搞土改，一面搞水利建设，这件事情受到《人民日报》的表扬。这个水利建设的地方主要是一片洼地（黄河故道），原来一到下雨的时候就被淹，有时包括县城都被淹了。我通过熟悉地形和测量，亲自指挥挖了一条大渠，大渠是从县城通往马家河。到春天，在我们专署建设科长的帮助下，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终于把水渠挖成。这条大渠至今还在，我在1984 - 1986年间回去时还看到过，比原来的更好了。自从挖了这条大渠以后，县城再也没有被淹过了。当然那时候修渠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灌溉的问题，而是为了解决被淹的问题。
我在冠县工作的时候，工作一切都比较顺利，自己也觉得积累了一些经验，我的体会是，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要从人民的需要出发。我们当时也是按群众的要求去做的。群众当时的要求无非是分点地，安安心心搞生产，希望不再受剥削、受压迫。那时候冠县的社会秩序非常好，没有土匪，非常平静。只是前方在打仗，我们动员部分农民去支前。我们冀南地区从邯郸战役以后就再也没有打过什么仗了。1947年11月我军攻占石家庄以后，可以说敌人对我们华北抗日根据地已经没有什么威胁了，整个华北形成了一个整体。
我在冠县当县委书记的时候，北平、天津、东北都解放了。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我那个地区没有打过仗，过着比较安定的日子。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党难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会走过一些曲折的道路，但是我们党永远是光荣而伟大的，它总能及时地发现和纠正自己的错误，绕过前进中的暗礁和险滩，顺利地驶向正确的航向。苏老在讲述中并不隐讳我们党曾经走过的曲折，正是这些曲折才使我们的党更加成熟，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