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小孩子们都毫不例外地喜欢看连环画，也有人称之为小人书。记得在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本连环画最吸引我们，看了十遍、几十遍甚至百遍都不厌倦，而且还当做藏书“珍品”，它的名字就叫《敌后武工队》，里面的故事情节引入入胜，让人爱不释手。我们对那些双手拿着驳壳枪、神出鬼没地到处杀鬼子、除汉奸的武工队员佩服得不得了，真想长大后也去当一回武工队员过把瘾。没想到事隔多年后，我们还能有机会亲自聆听一位老武工队员谈起当年的精彩战斗。这一节，苏老讲的就是当时在鲁西平原作为一名武工队员的亲身经历。
今天我讲讲那时的专员公署公安处（现在叫公安局）的情况。当时公安处的主要任务不是维护地方社会治安，它的主要任务是锄奸，主要是用来对付汉奸的，当时根据地的秩序非常好，主要是依靠当地民兵来维护秩序。公安处的任务主要是和武装部队配合起来进行对敌斗争。
1942年的敌人“五一大扫荡”以后，形势变得非常紧张。华北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几次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五一大扫荡”。他们对晋察冀、冀中、冀南、太行山等各个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他们的政策是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目的是企图彻底摧毁我们的抗日根据地。随着扫荡的深入，敌人在根据地里面安插了很多据点，有的据点驻扎的是日军，有的驻扎的是汉奸队，汉奸队那时叫警备队，据点和据点之间通过修公路进行联系。这样一来，根据地形势就变得更加艰苦和困难，不仅生活上困难，就是部队的活动也困难。因为敌人在我们的根据地建立了密密麻麻的据点，据点与据点之间的距离很近。敌人是想要分割、蚕食我抗日根据地，想一举毁灭我们的根据地。
由于敌人的疯狂扫荡，根据地面积缩小了，人口也减少了，光是华北各根据地的面积就缩小了六分之一，根据地被敌人分割成许多零散的小块。八路军、新四军也由1940年的50万人减少到1942年的30多万。敌顽的进攻和封锁使根据地遇到了极端的困难，毛主席在讲到当时的困难情况时说：“我们几乎弄到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菜，没有纸，战士们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当时在太行分局主持工作的是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提出来一个问题：我们在困难的情况下怎么办？他提出在战略方针上采取“敌进我进”的办法。敌人到我们根据地来了，我们就到敌占区去。那时候敌人在我们根据地安插据点之后，原来的两面政权（就是既保持和敌人联系，又是我们的政权）就完全变成了敌人的政权了。原来完全是我们的政权就变成两面政权了。这对我们的根据地，对我们的部队活动有很大的影响。邓小平同志提出两个措施：一个措施是变大部队为小部队，化整为零。部队过去都是以团为单位进行活动，也有的以营为单位活动。现在就变成以班、排、连为单位活动，最大的是以连为单位活动。这样子，“敌进我进”就是说敌人插到我们根据地来了，我们也插到敌占区去。另外，地方就组织武装工作队，武工队是以地区、县为单位组织起来的。
我们专署组织的武工队有二三十人，一人配备一辆自行车、一把驳壳枪、一支马步枪，我就带了一把驳壳枪和一把手枪。我们武工队的活动刚开始时叫“反资敌斗争”。所谓“反资敌”就是不让给敌人送东西、送粮食、送情报，这主要是针对两面政权的。武工队到处做工作，当时的目的就是要变两面政权为我们的一面政权，而原来是我们根据地的一面政权，再把它从两面政权夺回来。到后来我们的工作甚至做到敌伪军据点里面去了，据点里边的村长表面上是听敌人的，实际上是我们的村长。另外，通过武工队，变敌占区的一面政权为两面政权，既给敌人送东西、送情报，也给我们送东西、送情报。
武工队深入敌占区以后，一方面把原来完全依靠敌人的政权转变过来，变成两面政权，使他们同时也给我们送东西送消息，也给敌人送消息，但送给敌人的消息是假的。
另外，我们化装成老百姓，到集镇上进行活动，到集镇上活动的目的就是捉汉奸。在莘县的城南和朝城的据点，还有冠县的贾镇，我们都赶过集。我们通过赶集来杀恶除奸，然后由公安处出布告。我们有目标地进去，把死心塌地的汉奸捉住杀了以后，贴个布告在那个地方，然后一打枪，我们也就趁着人群撤退出来了，所以说，电影《平原游击队》没有很大的艺术性的夸张。我们这样活动的结果对日本鬼子、汉奸有很大的震动。一般的汉奸不敢出来，一出来的时候，先给我们送个信，报告敌人每天到哪儿去，要扫荡哪个地方，这使我们心中有数。
当时有两件事可以说是比较典型的。我们的武工队有队长、副队长、政委。队长是新调来的，以前是冠县的一个区长，叫李炳炎，年龄较大，办事比较稳，但战斗经验稍微差一点。还有一个副队长叫戴德龙，他原来是29军的一个连长，属于宋哲元的部下。这个人打仗勇敢，外号叫戴二虎。政委叫张常生，是从正规部队南进支队下来的，打仗也很勇敢。南进支队是从冀中来的一支部队。有一次他带部队到根据地边缘地区去活动，捉到一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可以说是群众很痛恨的一个汉奸。他把这个汉奸杀掉了，并把头割下挂在村头。对这件事，当时我就批评了他：杀汉奸是因为他罪大恶极，但是你采取封建帝王时代的做法，把头割下挂在村头，这个做法很不好，结果对他进行了处分，因为他违反了我们的对敌斗争政策，我们的对敌政策是实行分化、瓦解。但这个事件对汉奸的震动却很大，感觉到我们武工队神出鬼没，很怕武工队，以后我们每到一个地方，汉奸就赶快派人与我们联系。
还有一件事。当时敌人在我们根据地建立了许多封锁线。我们一个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叫杨易辰（“八•一五”日本投降以后，他因为是东北人，就返回东北工作，解放后担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当时地委派他到另一块根据地去发动群众，那时候叫“民主、民生”斗争，就是“减租、减息”，实行二五减租、分芈减息。他到另一块根据地要经过一道封锁线，即经过从冠县到聊城的封锁线。这道封锁线是一条公路，封锁得相当严密。地委派我们武工队送他，让我亲自带武工队送他过封锁线。我们经过仔细侦察，弄清敌情，把他顺利地从我们这儿送到另一个小根据地——张庄。
这两件事情对我的印象很深。我们武工队的活动在瓦解敌伪军方面、在反资敌方面、在改变两面政权方面，可以说在敌情很严重的情况下，经过我们小部队、武工队的活动，慢慢往敌人眼皮底下延伸，甚至据点里面都有我们的人。不知道你们看过一部电影《粮食》没有？说的是有一个村的村长率领群众给我们送粮，边送边喊“平安无事”，这在当时是常见的事情。经过我们的活动，我们根据地的情况变好了，敌人反倒被围在据点里不敢出来。那时候一个是我们对敌人的情况了如指掌，另一个是敌人抢不到我们根据地的资源。武工队的活动、小部队的活动可以说是在根据地严峻形势下缓解困难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敌进我进”的方针，可以说是有创造性的、是正确的。
由于我们采取了“敌进我进”的正确战略方针，经过1942年下半年和1943年这一年，我们根据地形势由敌情严重与艰苦到逐渐地好转，整个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武工队的活动可以说是功不可没。1944年以后，形势变得更加好了。
大生产运动是在自力更生精神指导下开展的。从苏老的简短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生产运动的开展，谱写了一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壮丽凯歌。从机关、学校到部队，从陕甘宁边区到各敌后根据地，从中央领导到普通战士、群众，包括军民男女老少，毫无例外地投入了这场群众运动中。
为了克服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给根据地造成的困难，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展生产。我们根据地也是一样，除了上述的原因外，又遇上连年的灾荒，根据地的供给十分困难。1944年春天的时候，我们组织到冠县的桑阿镇去从事生产。这地方原来是国民党顽军占领的地方，经过国民党顽军的蹂躏和连年的战乱，当地基本上是十室九空，就像是无人区一样，土地荒芜，树都被砍光用来修筑防御工事，连行人走的路都长满了草。那儿野兔子很多，于是我们开玩笑说，只剩下兔子走的路了。
我们专员公署带着部队去搞生产，我们到那儿开荒生产，可以说是一手拿镐，一手拿枪。部队到那儿以后，把枪一放就搞生产，敌人来了就打。自己拉犁，把原来荒芜的土地重新种上庄稼。经过我们的努力，再加上1944年的雨水好，庄稼长得好，我们种的包谷丰收了，一亩地可以收一两百斤包谷，从而部队、机关吃饭、穿衣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后来逃到外地的老百姓知道了，逐渐地返回了家园。这样根据地的生活条件有了好转。
1944年以后，敌人的扫荡渐渐减少了。根据地的形势好转了，部队机关有粮食吃了，我们部队也逐渐壮大起来。根据地不断扩大，我们开始收复被敌人占领的一些县城。整风运动是影响中国新民主主义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它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我们请苏老谈谈他对整风运动的认识以及他个人在整风运动中的经历。
1942年到1943年，中国共产党普遍地开展了整风运动，这一场运动实际上是从1942年开始的，到1945年结束，整整经过了四年。
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中国共产党人若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能使马列主义深入中国，就不能更加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为了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开展了一次整风运动，使人们的思想从“左”倾机会主义者制造的教条主义下解放出来，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马列主义学风得以传播。
我参加整风是在我结婚之后。1944年7月我从工作岗位奉调到太行山根据地去参加整风。我去参加整风的时候，根据地的生产和生活都比较好了，但是去太行山的路上还是不很安全，还需要通过敌人的几道封锁线。这次去整风大概调了我们30多个干部，有部队的，也有地方的。部队干部都是连级到团级的干部，我们地方上的就是军分区的科长和县委以上的一些领导干部。调我去的时候，我爱人已经怀孕了。当时同志们劝我，说我刚结婚，爱人又怀孕了，还是不去为好。我说组织上调我去就得去，当时我自己也想去，因为1944年的整风可以说是最后一次了。
我们去太行山必须经过卫河，还要经过三道敌人的封锁线。沿途都是部队护送，有一个班的战士一直跟着我们。过卫河时没有遇到困难，顺利通过了，因为卫河就在我们根据地的边上。比较困难的是从肥乡县到大名县的公路封锁线。肥乡一大名这条公路上经常有敌人特务队活动，也不在我们根据地里，是我们的另一个小根据地，我们叫三分区。第一天晚上过封锁线时，经过侦察，说是有肥乡县的特务队活动，就没过去。回来后又在那儿等了几天，把情报搞清楚以后就过去了。然后就是过平汉路（即今天的京广线），我们是从邯郸以南一个地方过的铁路，这也是敌人的一条封锁线。过这道封锁线时，我们遇到了一支经我们工作后争取过来的原土匪部队，他们是在敌占区活动的，也要到太行山去。我们先是住在滏阳河以西、平汉路以东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子大概离铁路线还有lo多华里，是在敌占区内。我们在了解敌情以后，利用夜幕的掩护就通过了平汉路。
我们过平汉路以后遇到很大的困难，过了平汉路以西有纵深70多华里的敌占区，敌人靠近我们根据地还挖了一道封锁沟，一直到太行山。这是一条很深的封锁沟，封锁沟和平汉路之间是敌占区。虽然我们有些小部队来这里经常活动，但基本上是敌占区。我们清楚一夜之间走不过去这么长的一段距离。那天晚上我们就住在敌占区的一个村子里，当时我们住在这里很不安全，经常有汉奸来活动，我们又不了解情况。后来我们想出一个办法，我们住在村子里，把村子里的副保长（即副村长）软禁起来。我们跟保长说：如果你把汉奸队引来，你们副保长也出不去了。这样，我们把副保长做了人质，在那儿住了一天，白天不敢出去。这天恰好磁县的一个据点叫东冶镇的镇上来了汉奸队，因为这是他们的治安区。那个保长就在村子的前街给他们搞好吃的应付他们，没引他们到后街来。这样，他们吃饱喝足以后就走了。保长把这件事情的具体情况告诉了我们，天快黑时我们出发了。走到封锁沟的时候已经是两三点了。过这个封锁沟特别困难，封锁沟有一丈多深，两边直上直下，我们找来绳子，又沿峭壁挖了一些小洞当作上下的台阶，然后大家紧接着就这样过去了。
过封锁沟以后，还有几华里路才到根据地。我们到了根据地边上的一个村子，这个村的民兵非常警觉，一听说有部队来了，又不知道是汉奸队还是八路军，就都上了房，准备要打的样子。我们跟他们讲是八路军，讲清楚情况以后，他们就下来一个人，见见面说清情况，这样我们才进了那个村庄。然后到达我们整风学习的地方小南庄，小南庄在武安县，也就是冀南区党委办整风学习班的地方，敌人很少骚扰这个地方。这时冀南区和冀鲁豫区合并，合并后的冀鲁豫分局党校设在太行山区的林县，校长是苏振华，我们队的队长是覃应机（解放后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主席）。我们一共学习了一年的时间。中间经过一次敌人的扫荡，敌人到林县南部临淇镇我们住的地方扫荡。我们就撤退到太行山的西边。大概敌人在那儿扫荡了10多天。我们一起学习的一个县委宣传部长，在我们撤退时因为生病了，被安顿在群众家里，结果不章被汉奸告密，而英勇牺牲了。他是我们莘县的宣传部长，他牺牲以后，消息传到鲁西北，我们的家属们都很担心，因为当时不知道是谁牺牲了，就都到地委去打听消息。敌人扫荡完以后，我们又回到原来住的地方学习，在那里学习到1945年的3-4月，这时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形势已经大有好转，八路军叉解放了好几座县城。军区决定我们回到冀鲁豫根据地继续整风。这样我从1945年春天回到根据地继续参加整风，一直学习到6月结业，我就叉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
这次整风的主要内容是整顿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运动一度在延安搞得很紧张，又是抓特务、又是抢救失足者，那是康生搞的。康生曾把白区地下党诬陷为国民党搞的“红旗党”，许多省的大批地下党员都被打成“叛徒”、“特务”、“内奸”，冤枉了一大批好人，株连的人很多。毛主席发觉后纠正了这种“左”的错误。到了我们去太行山整风的时候，已经纠正了“左”的错误。我们这一年整风就是学习文件，批评与自我批评，可以说是和风细雨的整风。我们觉得这次整风，除了学习中央的整风文件以外，最大的收获是真正看了一些马列著作。因为除了一次敌人扫荡外，我们的学习一直都比较安定，住的地方晚上可以脱下衣服睡觉了，一住几个月可以不行军，夜晚可以睡觉，感到很安逸。特别深刻的是学习了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这是郭沫若推荐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以后让我们学习的，也是整风文件之一。
我们觉得通过这次整风，首先是端正了思想，反对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对我们党的影响很大，教训很深。我们针对王明的教条主义整顿了学风。其次是反对了宗派主义，原来红一、二、四几个方面军各有各的山头，再加上各抗日根据地，有新四军的根据地、有八路军的根据地等等。因此，毛主席讲要消灭山头主义，并针对当时各个根据地的情况，整顿了党风。当时对“党八股”虽然有些感觉，但感觉不深，接触得不太多。我们觉得在思想上，在理论联系实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等等方面，自己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学习了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之后，为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很好的思想基础。我们对李自成的失败印象深刻，当时在延安演了一出戏叫《阎王进京》，讲阎王可以发动群众推倒明王朝，但在进京以后就不再讲政策，乱打乱杀，腐化堕落，刘宗敏纳陈圆圆为妾等等。可以说这是为日本投降以后打败蒋介石、占领各大城市打下了很好的思想基础，为全国胜利作了思想上的准备。那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胜利，但感觉得到离胜利为时不远了，毛主席指定这本书让我们学习是为进城作准备的。再加上后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毛主席在报告中提到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整风运动和七届二中全会应该都为我们进城奠定了很好的思想基础。我们这些干部进城后，虽然也有腐化堕落的如刘青山、张子善等，但大多数干部的思想比较好，都能够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都经受得住胜利与和平生活的考验。这次整风在我思想记忆里是很深刻的，在自己思想上真正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回顾整风运动，它的意义就在于它真正在思想上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成长，发扬光大。
苏老讲到整风运动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特别是警惕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确实如此，不能不说当时党中央的高瞻远瞩，能够清醒地认识到革命胜利后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前给广大党员干部打了预防针。这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建立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它不仅在当时，而且在现在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今天我们党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端正党风、反腐倡廉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艰巨，如何保持党的纯洁性是摆在当今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可以从苏老的这篇谈话中受到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