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老真正从事军事工作，当是在八路军总部学习结束后分配到鲁西区委党校负责军事指挥。那时的党校当然不能与现在的规模和学习方式相比，现在的党校基本上是理论学习，尤其是党务理论学习。那时候的党校可就不同了，学习和斗争并不是独立的，可以说是边学习边战斗，边战斗边学习。苏老在鲁西党校工作期间就经常遭遇到日军的扫荡，而且每次战斗都很激烈，都很残酷。不过，正是这些战斗，使苏老在抗大、八路军总部学到的军事理论，尤其是游击战术派上了用场，真正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而且结合得很成功。在一次突围中，苏老第一次尝到了胜利的喜悦。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是很了不起的，但当八十高龄的苏老给我们讲起他平生第一次组织队伍完成了突围，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时，却是那样谦虚地说他是个“小指挥员”．．
我从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到鲁西走了4个月。因为战争的环境十分艰苦，我们从1939年12月底出发，到第二年3月才到达鲁西区党委。那时区党委准备组织一个游击队——鲁西支队，从六支队调来一个营，又招了一些新兵，大约组成一个团的样子。我本来应该去那里，但分配工作的时候，我被分到鲁西区党委党校。
当时党校有200多人，学员都是根据地各县的县委书记、副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县委领导干部。现在贵州许多离体老干部都是当时在鲁西党校学习过的。省公安厅老厅长朱迪同志就是那个党校出来的。组织上分配我担任党校的军事大队长。党校的200多人共分为三个中队，每个中队都有个班主任，三个班主任当中有两个是女同志（方志西和吴亚南），一个是男同志（彭勇）。现在这两个女同志都还健在，都在北京，彭勇同志已经牺牲了。
我在党校负责军事指挥。那时敌人经常来扫荡，差不多天天行军。敌人不扫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一个村子呆两三天，扫荡的时候就行军。我的任务是带部队反扫荡以及一些日常军事生活。我在党校只待了有一期的时间，总计不过四个多月，就又被调动，重新分配到鲁西支队担任参谋，不久鲁西支队改编，由我带领一个连、一个骑兵排、一个警卫排，到鲁西行署负责保卫工作。
鲁西行署的地位相当于现在的省政府，是省一级行政机构。这时，行署准备组建公安总局，总局长是万晓塘同志（解放后50年代的天津市委第一书记，“文革”时被迫害致死）。
我指挥部队在保卫行署期间，遇到的比较重大的事件就是皖南事变。1941年初，北移的新四军部队九千余人，在皖南地区遭遇到国民党军八万余人伏击，新四军英勇奋战七昼夜，终因弹尽粮绝，大部分壮烈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由于皖南事变，日本鬼子腾出兵力来扫荡华北。日军集中了一个师团的兵力来扫荡鲁西地区。当时正值严冬，我们事先并不知道皖南事变的发生。突然接到第一军分区给我们发来的电报，说有敌人来扫荡，是从临清出来的一股敌人。
听到敌人前来扫荡的消息后，我们就开始转移。我们转移到朝城县南，住到苏村一带。我带的小部队，有一个连，一个骑兵排，一个警卫排，住在郢王村。两个村相距三里路，中间都是沙地。一天黎明时分，军区通知我们赶快吃饭，说发现了敌人。同时，我派出去的侦察员（我带的部队派出去了侦察班）向我报告在朝城县方向有敌人向我们扑来。于是，我们赶紧做早饭吃。刚吃完早饭不久，战斗就打响了。敌人因为是机械化部队，前进速度很快。敌人主要是冲着苏村来的，战斗打响以后，军区和区党委就突围到鲁西北方向去。与此同时，军区也通知我们撤退、突围。我还没来得及准备好，就让行署主任段君毅带领一个骑兵排先突围。那个时候在平原进行游击战，我们挖了很多沟渠，大车一般从道沟里走。段主任带着骑兵排往西北方向突围，在突围当中，段主任负了伤，一颗子弹从他的胸腔穿过，所幸没有伤到心脏和肺部。他只好带着部队又回来，问我怎么办，我那时候很年轻，才21岁，也是第一次真正投入战斗。我在抗大学军事时学习过游击战术，我说：“你还是突围，我带部队暂时不走。”同时，我同骑兵排长、指导员又商量了一下。于是段主任又带着骑兵排第二次突围，敌人发现了他们，进行阻击。我对段主任说，不管敌人怎么阻击，一定得冲出去，结果他们突围成功了。这时候，敌人包围了苏村，当时苏村住了警卫团的两个连，机关突围带走了一个连，还剩一个连在那儿坚持。坚持的目的是牵制敌人，便于军区、区党委突围。敌人把苏村包围后，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我在郢王村把部队布置好，做到敌人不打我们，我们也暂时不动，同时隐蔽好自己。我们这里是一个大机关，里面的处长（相当于现在的厅长）每个人都有两匹马，每个处还有一匹骡子驮东西，有很多牲口。我那个时候很年轻，也有一匹马，是个小指挥员。我跟部队的同志们说敌人不打我们，我们不要先打，看看动静再说。因为在总部参谋训练队时左权总参谋长给我们讲过游击战术，我懂得保存自己、消灭敌人、避实就虚的战术原则。当时我就指挥部队相机而动，随时准备突围。同时，我派出侦察员向东南方向侦察情况，发现那个方向没有发现敌情。这样坚持到上午10点多钟，我就跟行署剩下的领导同志商量向东南方向突围。这时太阳已经很高了。我们一直向东南方向突围，急行军到达范县城内。我们急行军到老黄河的河堤里面时，天就快黑了。当时群众也搞不清是哪儿来的部队，都躲了起来。我们没有东西吃，就在地里挖了点红薯之类的东西充饥。我们一直走到黄河以南，在一个村庄住了下来。同时对村庄实行严密警戒，站岗的战士全部穿上便衣，以防被扫荡的敌人发觉，这样才算是完成了突围。这是我工作以来所遇到的第一次最激烈的战斗，通过这次苏村战斗，我就对消灭敌人、保存自己、避实就虚的战术原则运用总结出经验来了。这次战斗，我能够使领导机关安全转移，又使部队没有受到什么损失，我觉得应该是个胜仗。
我们晚上住在村子里，第二天天一亮就遇到敌人的扫荡部队，是从阳谷来的日本鬼子。由于我们严密的警戒，站岗的战士又都是便衣，部队也隐蔽在老百姓家里休息，敌人没发觉我们。天黑以后，军区、区党委从鲁西北一夜急行军也到黄河以南来了。当时黄河以南的地方是老根据地，是我们经常活动的地方，我们在这儿又会合了。从苏村战斗这天开始，我们根据地进入了40多天的反扫荡战斗。军区派人通知我们，敌人扫荡时间会持续得比较长，据说因为华中地区国民党进攻新四军，所以，日军就抽出力量来，敌人派的一个师团就是从华中抽调来的，专门来扫荡鲁西地区。军区通报情况以后，我们机关大量工作人员分散到群众当中去了，军区、区党委、行署等机关只剩下很少的干部。反扫荡期间，为了防止暴露目标，我们的战士都不敢唱歌，战士们都是年轻人，喜欢唱歌，从前天天唱歌，现在都憋坏了。在反扫荡期间也很少去洗衣服，也没有时间洗，最多是在夜晚行军以后洗个脚。因此，战士们身上都长满了虱子，我也是一样。我身上的虱子多得是要用刷子去刷的。反扫荡期间，吃饭也非常简单，很少有菜，最多吃一点咸菜。反扫荡的斗争一直持续到过春节的时候才算结束。这时，才正式接到中央通知皖南事变的情况，即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项英牺牲，还有我们七八千人的新四军将士牺牲，接着，蒋介石又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进攻在华中、华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我党严正驳斥了蒋介石的反动命令，粉碎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成立江北司令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重整并扩大了新四军的主力。至1941年3月，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为什么敌人那么疯狂扫荡，而且时间持续如此之长的原因了。
这是我参加工作以后所遇到的第一次震撼人心的战斗。
通过这次战斗，我积累了许多战斗经验。我对游击战术有了更深的理解，不像是以前只是在课本上接触过。
转眼就到了春季，这时冀鲁豫军区和鲁西军区合并成一个抗日根据地。鲁西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合并以后，领导干部有所变化，由杨得志担任军区司令员。
1941年的春季大扫荡虽然比较紧张，但军区、区党委、行署没有受到什么损失，我们这个连牺牲了几个同志。我们的连长牺牲了，他战斗时没有及时注意隐蔽自己。这次敌人扫荡持续的时间比较短。
面对艰难困苦的生活，面对残酷的对敌斗争，难免有些同志会产生悲观失望情绪。这种情况在1941、1942年抗战最困难时期，更为突出。当时苏老所在的队伍中也有这种情况，苏老对我们说起这段情况时，心情有些沉重。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法西斯德国开始猖狂进攻社会主义苏联。我们大家当时都很紧张。我们知道希特勒的闪电战术就是集中力量突击一个地方，苏联当时因为准备不足，希特勒的精锐部队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打到莫斯科附近，占领了距莫斯科只有几十公里的图拉，莫斯科情势非常紧张。我们干部中间有少数人弥漫着失望情绪。当时流传一种说法：如果希特勒占领莫斯科，世界将黑暗五十年。1941年冬天到1942年春节期间，日军又发动了扫荡。这时在我们的干部中出现了悲观情绪。鲁西北公安局长王明远同志就自杀了。他当时悲观地相信“如果希特勒占领莫斯科，世界将黑暗五十年”的论调。同时，日本鬼子在扫荡时，烧毁了他家并杀害了他的家人。王明远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自杀了。他自杀以后，当时公安总局局长刘汉生同志派我去接替他的工作。一天中午刘汉生找我谈话，让我晚上就走，到鲁西北去接替公安局长的职务。当时我思想上毫无准备，但组织上的安排是必须服从的。他派了一个骑兵班护送我，从鲁西到鲁西北得经过一道封锁线，封锁线上碉堡林立。我在骑兵班的掩护下顺利地通过了封锁线。这样，我待在这个工作岗位上直到南下以前。谈到当时一些干部悲观情绪的情况，这里还有一个故事。我有一个初中时的老同学，后来又在延安一起学习过，名叫王成，他当时就有悲观失望的情绪。1941年年底，抗战到了最艰苦的阶段，又是日本鬼子对我根据地的扫荡，又是希特勒对苏联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他悲观动摇了，提出要回家。当时我们的领导段君毅同志要我找他谈话，劝他不要回家，回去也不好生活，还是待在部队好。但他坚决不听，坚持要走。后来段君毅同志亲自找他谈话也不行，结果他还是回家了。1941年以后，是有一些同志坚持不下去回家了。我们行署司法科的科长也跑回了家。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1942年以前入党的同志可以参加顾问委员会。他说的背景就是因为1941-1942年根据地条件十分艰苦，环境很困难，敌人扫荡叉多，又实行“三光”政策，铁壁合围，干部的队伍在逐渐地减少，所受的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能经受住1941 - 1942年间考验的干部，成了以后地方、部队中真正坚强的骨干。它说明干部的成长是在艰苦奋斗中磨练出来的。
苏老说到这里，缓缓地停下了讲述，摘下了眼镜。我们看见他的双眼有些湿润。苏老把视线转向窗外，似乎在凝视伴随他无数春秋的丛丛翠竹，那翠竹挺拔高大，尽管历经风雨，骨节未曾被摧折过，依然潇潇屹立。此时房间里很寂静，苏老无语，我们也在沉默。为了多少清除苏老因往事而带来的感怀，我们打破了宁静，换了个话题，请苏老谈谈他和老伴的恋爱婚姻经过，苏老回过头来，轻轻一笑，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我到鲁西北以后，工作还是比较顺利。从1941年一直到日本投降都在这里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我认识了现在的老伴孟叶鸣同志。
我的老伴是1937年11月参加工作的，比我大1岁多。她1937年11月到山西临汾一个八路军学兵队学习，当时杨尚昆、肖克带领部队正在那里。队长就是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我老伴在那儿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被派到敌后根据地，到山东泰西地区工作。后来对敌斗争形势变得困难，敌人到处设置据点，我们政策上也出现了一些错误，犯了“左”的错误，脱离群众，汉奸又趁此机会煽动反动会道门起来反对我们。所以，他们在根据地就呆不住了，只有撤退出来。1942年春撤出来以后，我老伴就到区党委党校学习。学习之后被派到鲁西北我待的这个地区，时间大概是1942年的夏天。鲁西北虽然环境也很恶劣，但比泰西要稍好一些。她在南峰县工作，这个县原来的县长齐南峰同志牺牲了，因此改名为南峰县。我当时带着武工队到处活动，活动到南峰县的时候，南峰县委副书记张风彩同志跟我很熟，他夫人叫苏光。经过他的介绍，我和老伴结识了。
我们是在1943年的时候逐步结识的。她当时是县妇联主席、区抗联主任，我担任公安处长。那时我们见面机会很少，经过大半年的交往、通信（根据地有交通站）等，互相了解，1943年10月，我们幸福地结合了。结婚时正赶上敌人扫荡，山东在当年出现了严重的灾荒，干旱得非常厉害，群众没有什么吃的，很多群众去逃荒了，村里仅留少数村干部维持。汉奸也趁机抢粮，给群众生活带来很大的困难。我们结婚的时候非常艰难，可以说是在战斗中的婚礼。当时生活非常困难，她连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我也是穿得破破烂烂。结婚时她带一床被子，我也只有一床被子。我的被子小一点就做褥子铺着。当地群众的习惯是不准外人在家里结婚。我们就只好拿了点钱租一间房子做结婚用。我们的主婚人是专员周持衡同志，结婚时，他从行署拿了点钱，行署有二三十个同志参加，炊事班炒了几个菜，算是祝贺。当时根据地有烟、酒、荼、糖果，我们就买了二斤绿豆丸子，用绿豆丸子煮萝1、给大伙儿象征性的吃点东西，就算是祝贺一下。结婚那天晚上有敌情，说敌人可能来扫荡，机关要转移。我们当时刚结婚怎么能走呢，那新婚之夜怎么过？后来组织决定留下武工队给我们警卫，我们等到黎明再走，因为敌人一般是黎明、拂晓的时候才会出动。他们就先转移了，留下武工队警卫，派出侦察员侦察敌情，这样保护我们算是过了一个新婚之夜。结婚以后，我又随部队转移，我爱人又回到她原来的单位。当我们部队活动到她们住的附近时就见个面，但见面的次数也并不多。
那时候的斗争十分艰苦，因为行署不和部队一齐走，只有我和专员、武工队在前方。我们在杨下庄挖地道，地道挖的规模不小，是分几次挖的，里面能藏两三百人，可以吃住在里面，是十分完善的防御设施。我们在杨下庄前前后后挖了20多天地道，敌人始终没有发现，所以这个地道一直没有受到破坏。
苏老把鲁西北地区的战斗生活讲述得十分精彩，我们不禁都听得入了神，甚至有时忘记了记录，跟随着他的讲述又回到了那硝烟弥漫的岁月。是啊，只有经过战火的洗礼和考验，才能使人能够真正地成长起来，才能肩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才能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栋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