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老到了延安后，即入抗大学习，虽然不久就转到抗大庆阳分校，在延安的时间并不长，但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不只是在学习、生活上使苏老得到进一步锻炼，就是从思想上来讲，可以说是一个质的飞跃时期。在这里，苏老见到了敬仰已久的毛泽东、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他吃着陕北的小米，喝着延河水，过着艰苦但却自由充实的生活；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党的理论知识、方针路线，尤其是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这一切都使苏老受益终身……
今天讲到延安后的学习生活情况。
我在到延安的旅途中受到很大的锻炼，主要是行军的休息10多天后，我们从八路军总部继续行军，准备越过太岳山脉的主峰——绵山。穿过太岳山时，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吃饭的困难和没有想到会下雪的困难。当时大概是农历八月下旬，天气开始变冷了，山上已经下雪了。我们还碰到吃燕麦面的困难。同志们吃燕麦面时，有的不懂得燕麦面的性能。这种面，吃多了肚子胀得不得了。我就吃得拉肚子。过绵山那一天，大家起早贪黑，路途大概有120多华里远，要带着吃的东西，因为山上没有住户。在绵山上面，有野兽，有豹子。下山以后，我们住在一个叫军寨的村里d这儿驻有国民党的部队。我们下绵山以后，离同蒲路还有几十里。又往前走，经过同蒲路。过了同蒲路就是过汾河，正好遇上汾河涨水，那里又没有船，得徒步涉水走过去，困难比较大。
第一次因敌情紧张没有过去，我们又退回来住了几天。后来经掩护部队的侦察，第二次比较顺利地过去了。但水也比较大。山西汾河的水流得急，我们背着行李，水涨到胸部，我们200多人人挽着人，行李放到头上，这样才成功渡过。129师的部队送我们到了115师部队的防地，把我们安全地交到115师，他们就回去了。到115师以后，路就比较好走了。这样，已经过了2座山、2条封锁线、1条河。在115师休息几天以后，我们穿过吕梁山，到永和关渡过黄河，黄河水比较大，但那时国民党部队同八．路军115师的部队还没有什么磨擦，因此，比较顺利地到达永和关。渡过黄河以后，经过延川城，就到延安。此时已是11月初了。从山东到延安的行军生活，是我当时最长时间的走路。这次走路，穿过了山东、河北、山西和陕西四省；过了3座了两条敌人的封锁线：当时的平汉路和同蒲路。
我们一行从南宫出发，八路军129师护送我们到吕梁山区。我和张金龙有了走路的经验，走路是不成问题的，爬山也不成问题。我们穿过第一道封锁线，即平汉线，进入太行山，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只是吃饭和行军的困难。我们从平原到山地，穿的鞋不适合于走山路。鞋一天换一双，自己带的鞋都不够用了。于是又买了一双走山地的鞋，才能走山路。至于吃饭的困难，主要是吃小米，没有大米，面食也很少。小米里的沙子比较多，山地嘛。我们一开始做第一餐饭时，饭里又是沙子又是米，根本不能吃。当地群众就问我们是怎么做的饭。他们告诉我们，烧开了水把米倒下这怕不行，沙子滤不出来。把米倒下，沙子全在里面。他们说，应该把米倒在筛子里，这样可把沙子拣出来，这样做的饭就可以吃了。这样，我们就学会了山里人是怎样做饭的了。还有就是爬山困难：太行山很大也很高，有一座山当地老百姓叫“抓蛟岭”，说明山高得像上天抓蛟龙一样。在山东可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山。上山以后，就到了太行山的山顶。虽然爬山有困难，但经过这次锻炼以后，以后爬高山也不成问题了。这是第一次爬这样高的山。上山以后，就到了129师师部即桐玉镇。休息了几天又走，走到屯留县故县镇，八路军的前方总部就驻扎在那里。我们大概是住在附近的古樟镇。部队休息了10多天，这时大概正好是八月中秋。
我们行军时是边走边休息边学习，还要过封锁线。过不去的话，得等机会才能过。我们同学在行军中组织了一个宣传队，一边走一边作抗日宣传，很受沿途群众的欢迎。
据地建立分校、学习内容有马列主义基础知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运工作、游击战、中国革命运动史等。特别注重思想政治教育，要求理论联系实际，边学习、边战斗、边生产。抗战八年间培养了20余万革命干部。抗战胜利后各个解放区以抗大为基础，先后设立军事政治学校。
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作了大量的艰苦的工作。1937年8月2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3日，蒋介石发表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宣告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国共合作之初，国民党还供应给延安一些给养，对八路军供应一些大米。因此，我们刚到延安的时候还能吃上几顿大米和小米混在一起的米饭，后来国民党断绝了对延安的供应，我们吃不上大米饭了，只能吃一些小米饭过日子，生活十分艰苦。其实，我们在到延安的旅途中已吃过小米饭，并不感到很难受。我们每天早晨拿着毛巾、杯子和牙刷到延河边去洗漱。那时没有牙膏，只有牙粉。我们就在河边上洗脸、刷牙，天天早上都是这样到河边去洗漱。延河的水很凉。由于我们都是年轻人，这种锻炼是能够经受得了的。因为抗大上一期的学员已经挖好了窑洞，我们住的窑洞就是他们留给我们的。
我们在延安住了一段时间，主要是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文件。
中共中央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统一思想，克服错误倾向，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于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的主要成果是：第一，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形势，阐明中国人民的任务。第二，会议确定了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第三，再次说明了战争和战略问题在中国的重要性。第四，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及正确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责任。第五，会议还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原局。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它使全党干部明确地认识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基本上克服了党内新投降主义的错误。全面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策略和基本政策，从而取得全党在领导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一致，为坚持持久战和争取抗战胜利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在会上所作的报告，即《论新阶段》。所谓“新阶段”就是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阶段，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联合起来一致抗日。结合学习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我买了一些进步的书籍。譬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徐懋庸的《政治经济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教程》、《中国现代革命史》、《列宁主义概论》等等，还有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都是马列主义的一些初步知识及时事政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统一战线的问题。至于军事战略上，主要是学习《论持久战》。当时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已经发表了。我们的学习情绪很高，因为到延安学习的这种想法酝酿了很久，可以说从在济南平津流亡同学会那个时代开始，就有这种想到延安去学习的思想。确实在那个年代真正能学到很多东西的地方只有延安了。所以到延安以后，学习上很努力。我自己回想在延安的生活这一段，一是学习了一些理论知识，也学习了一些游击战略战术；一是受到艰苦奋斗的锻炼。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不久，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延安抗大要设立分校。于是，我们就被编到甘肃的庆阳分校。从延安到陇东大概有千多里路远，而且还是徒步行军。何长工同志担任我们的校长。我们统一集合后，就步行出发向庆阳进发。从延安到庆阳，途中经过甘泉、鄜县、合水等县。路上一共走了有十多天。气候已经是严冬了，天气很冷，路上一直都在下大雪。因此，从延安到庆阳的行军，我们再次受到艰苦奋斗的锻炼。
当时因为天冷，长时期不能洗澡，我身上长满了疱疥，腿上、臀部都长起了疱疥，痒得难受，又不能坐，坐下来的话就特别疼。因此，别人休息时，我就只有站着等，别人走时再跟着走。这个病一路上一直没有治好。到庆阳以后，我才找了点硫磺软膏擦，同时用干草烤。通过这样的治疗，大概一个多月才治好了这个顽症。因此，这一段行军应该说在我的记忆中是很痛苦的一段生活。
途中我们经过一个村子叫苗村，这里曾经是红军和东北军交战过的地方。因为战争，原来住的老百姓都逃走了，所以村子里空无一人。而我们又没有地方可住，随身只有自己带着的行李。我们就用刀把窑洞里的野草砍掉，然后我们就在破窑洞里住了一个晚上。这在我的记忆中是非常艰苦的。由于一路上人烟稀少，我们路上吃饭也很不方便，吃的是自己随身背的小米。
到了庆阳以后，我们一共只住了两个月。学习、生活都还可以。陇东比较富裕，老百姓的主食以小麦为主，生活比延安稍好一点。我们是住在庆阳的乡下，离庆阳县城有几里路远。在庆阳住了一段时间以后，中央又决定把抗大分校迁到敌人的后方去——即晋东南。庆阳分校被改成一分校。我们又奉命从庆阳经过原路返回。
部队回到甘泉县，这时抗大的教育长罗瑞卿同志来给我们作动员报告。听完报告后，我们又继续从甘泉往回行军。这一段路，我经历了生活中最痛苦的考验。当时已是严冬，气温已经降到零下十几度，河里的水早就结冰了。我的脚后跟生了冻疮，尤其是右脚，痛得难以忍受。尽管如此，为了能够跟上队伍，也得咬着牙坚持向前走。
我在延安生活学习的这一段的时间，是我人生当中的重要阶段。在生活上、体质上受到艰苦的锻炼和磨练。这一段经历对我终身坚定艰苦奋斗的信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后来我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任何艰苦的环境都受得了，可以说跟在延安的这一段经历有很大的关系。除了艰苦的生活外，我在学习上也受益非浅。正是在延安的学习，使我树立了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的坚定的政治方向，懂得了人生的道理，懂得了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道理，懂得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懂得了党的建设的道理，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听到这里，我们想到了孟子说的一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是的，苏老如果没有这一段艰苦生活的磨练，就不会有为革命而锲而不舍的精神，也不会有干革命就必须有的坚强体魄；如果没有这一段所受到的先进革命思想的教育，就不会有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的坚定的政治方向。
1939年1月，我们经过艰苦的磨练，从甘泉到达了延长。队伍在延长休息了几天。就是在延长，组织上看到我一直表现得比较坚定、能吃苦，于是由指导员和分队长介绍我加入了向往已久的中国共产党。入党使我受到很大的鼓舞。我在山东由组织上推荐去改造国民党的军队，算是有了点组织关系了吧，但那时是同群众组织有关系，同共产党还没有关系。加入中国共产党，应该说是人生当中最令人激动的事情。
从入党到现在，终身难忘的可说是入党时的宣誓：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一切服从党的利益，个人利益在党的利益中间，有了党的利益才会有个人的利益。自己对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印象、对为人民服务的印象，还有个人要服从组织等，是非常深刻的。我的入党介绍人后来都到上海工作去了，本来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文革”期间，造反派说我是假党员，他们就到处去调查，后来到上海找到了我的入党介绍人，才得以澄清事实。
当苏老讲到他终身最难忘的是入党时的宣誓，并铿锵有力地回忆当年的入党誓词时，我们几位参加采访的同志都不觉停下了手中的笔，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苏老那饱经风霜而又刚毅的面容，从这位老共产党员的表情和字里行间中，我们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自入党之日起就把自己一生献给党，并且忠实地实践了自己誓词后的一种自豪感。
在延安学习期间，我开始形成一个很重要的哲学观点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使我终身受益。当时我们学习的主要是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但是，只是理论学习还不够，归根结底是要靠自己艰苦奋斗的努力，才能在工作中有一定的成绩。如果自己不努力，是不可能取得优异成绩的。在我后来的工作中，我总是记住这一点，对自己提出这方面的严格要求，按照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努力去做，对党交给的任务认真做好。在延安的这段学习，我不论是在哲学思想上、抗战理论上、党的基础知识上，还是在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上，应该说是收获很大、终身受益的。
我们东进的时候正好是1939年的春节前后。到达太行山时，正好是过春节。这里是山西的长治地区，是我们的相当大的一块抗日根据地。我们同八路军总部住得很近，八路军总部驻在屯留县，我们驻扎在潞城县。在潞城县，我们学习了大概有五六个月的时间。
1939年夏，日本鬼子开始了对根据地的扫荡，占领了长治、潞城、屯留等县城。我们就转移到太行山深处的平顺、壶关一带。平顺一带山高谷深，敌军难于进攻。但我们也遇到了困难，山里没有菜吃，也没有油盐，更没有粮食。我们住在这儿，每天都到山上挖野菜——野韭菜、野蒜吃。要吃粮食则只有行军到30里以外的壶关去背粮，背点小米来吃。那时我们没有装粮食的布袋子，就只好用裤子来装，把两只裤腿下面用绳子一扎，就可以装小米了。一天大概得跑60 - 70里路，每次一个人背几十斤。我们根本就没有吃过肉。也几乎没有油。还遇到过一次险情，有一天下大雨的时候，山洪爆发。我们住的窑洞从后面垮下来了，泥沙把我们推出来，险些被埋在里面。
平顺在太行山的南端，那个地方很艰苦，群众都没有饭吃。我们住在那里，每天除了背粮、挖野菜以外，就是学习，自己看看书，有时也组织上课。上课多半是以中队为单位，因为住得比较分散。到10月份的时候，我在抗大还没有正式毕业，上面就把我抽调出来，调到八路军总部的一个参谋训练班去学习军事。这个总部不是八路军延安总部，而是八路军前方总部，是在太行山由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领导的。这时候，抗大的课程还没有正式结束，要在10月底才结束。
理论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反过来理论又要回到实践中去检验并指导实践。抗大培养我党领导干部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当时，就是政治理论与军事理论、军事斗争相结合。因此，苏老还没有毕业就被分配到八路军总部，参加军事学习，进行军事锻炼。这时，学习、生活条件都有了改善，吃住行都基本有了保障，但是残酷的军事战斗成为生活中的主题，使他们时刻都面临着负伤、甚至牺牲的危险。也正是在这期间，苏老在一次突围中，第一次负了伤……
我是被单独抽调出来学军事的，那时敌人还占据着从长治到邯郸的交通线。八路军护送我们过了封锁线后才能到达八路军总部。那时八路军总部在太行山中段的武乡。我经过几天的行军，到达了八路军总部。当时从抗大共抽调了100多人去学习。训练班的队长叫徐立行，指导员是金世纲（金世纲在随军下太行山时牺牲了）。在参谋训练班学习的时候，我被党支部指定为党建科代表，任务是学习党的建设的一些基本知识。在这里，生活比较安定。我们总共学习了3个多月的时间，也没有行军，生活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星期可以吃点肉，吃一次馒头。但是，住的地方没有水。那儿用水管理得非常严格，平均一个人一个星期才一盆水，每天洗了以后存起来，到了第二天再用。由于武乡是在高山上，没有泉水，用的全部是接的雨水和冬天下雪时存的水，再存在水窖里，就像甘肃的一些地方一样。这里盛产煤，挖煤的工人下煤窑回家以后，常常在家中和媳妇打架，因为无水洗澡，媳妇不让上床。这里除了用水非常困难外，其他像穿衣、吃饭等，都比平顺好得多。参谋训练班结束以后，我们就下了太行山。分配工作时，我们中有10个人被分配到山东鲁中的徐向前纵队。
当时给我们上过课的领导同志中，有左权同志，他当时是八路军前方总部的参谋长。他给我们讲的是游击战术，他的讲课对我们的教育启发很大。因为我们在延安时只学过“论持久战”，那可说是个战略问题，是讲抗日战争中的战略问题。而游击战这个事物，我们在延安还没有具体学过。另外还有朱总司令，他给我们讲团结的问题，要求我们要善于团结。此外，杨尚昆同志给我们讲马列主义，陆定一同志也给我们讲过课。还有傅锺，他当时是野战部队政治部的主任，也给我们讲过课。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杨尚昆同志和左权同志给我们讲的课，他们很善于讲课，我们也乐意听他们的课。
1939年年底，我们和从延安马列学院来的20个人一起下山。八路军派了一个部队沿途护送我们。
那时正是国民党组织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期。
1939年中国抗战出现了非常复杂的局面，在根据地，扫荡和反扫荡整年都在激烈地进行着，但在国民党战场，好几个月都没有战争。因为蒋介石认为，“日本不足虑，所可虑者，惟有共产党”。所以在这时不去抵御外侮，而是集中力量制造内战。在山西，阎锡山于1939年12月发动了“十二月事变”。
在太行山有国民党的一个军，军长是朱怀冰。此时，他正积极组织对八路军和根据地的进攻。而日本鬼子为了配合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也对我们的根据地边缘实行扫荡。
我们下山以后，在冀西邢台县的石关村住下，以便随时过铁路、过封锁线。那年冀西因夏天发了大水，正在闹灾荒。农民种的粮食颗粒无收，群众差不多都在吃糠、吃柿子，吃用柿子和糠混在一起的糠面。我们在这儿住了3天，到第4天的早晨，我们突然发现被日本鬼子包围了。当时护送我们的部队是个新兵连，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就拉回到山上去了。我们听到枪响才知道出事了，这时带队的队长告诉大家说日本人来了，并组织大家赶紧撤退，急行军突围。在突围的过程中，我负了伤，腿部被擦掉了一块皮，所幸没伤到骨头，只是裤子给打穿了个洞。突围出来以后，我们才发现有三个从延安来的马列学院的同学找不到了，我们抗大来的10个人则全部突围出来了，只有两个人负伤。于是我们只好又回到原来寄宿的一个叫将军墓的村子。
我们找到抗日游击青年纵队司令部住的地方，找到他们说明情况。他们恰好也要下山，准备到冀南去参加一个战役。我们就随他们部队一起下山，过了封锁线。这一次倒是比较顺利，因为跟随的是大部队，身上又没有带东西，走起路来倒也轻快。过了封锁线，就到达了冀南抗日根据地。到冀南军区以后，冀南军区讨伐石友三的部队已经往南去追讨叛军。恰好此时日本鬼子借我们讨伐叛军后方空虚的时候来扫荡，我们就跟着冀南军区一起参加了反扫荡的战斗。这时恰好是过春节，除夕的那天晚上，我们又得赶快行军，饺子还是半生不熟的，于是每个人只有用缸子装了几个，一边走一边吃。这样，我们又跟着冀南军区的部队走了几天。然后我们又跟着讨逆的部队往鲁西地区进发。到鲁西地区以后，由于我们的目的地是山东徐向前纵队，还得继续往前走。当时带队的是刘诚模同志，他是副队长（解放后，刘诚模被下放到过贵州。我调到贵州以后，他才调离。他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因替彭德怀说话而遭下放的。刘当时是中央军委训练处的处长）。我们到鲁西以后，当地同志就跟刘诚模同志讲，地方也急需干部，特别是需要军事干部，要我们留二三个人下来。于是，我就被留到鲁西。当时留下3个人，还有一位是白晶武同志，解放以后他担任过贵州省邮电局的局长。从此以后，我就算是真正走上了正式的工作岗位。
听完了苏老对他在抗大时期学习和生活的回忆，我们感触良多，苏老在抗大的学习，是在不断的行军、战斗中度过的，生活、学习条件十分艰苦。但是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苏老和抗大的其他学员一样，仍然是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且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我们现在，能够在窗明几净、和平宁静的校园里学习，与抗大的学习条件自然不能同日而语，而这一切都是当年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