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大浪淘沙。特别是在战乱年代，人们居无定所，颠沛流离，过着流亡生活。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带着不同的目的、追求，不断地排列、组合着。有的源于对人民群众的同情，对幸福、自由生活的热切向往，而逐渐游离于混浊之洪流而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成为中国民众的先进觉悟者，为革命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而有的人由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不同而走向相反的一列。因此，苏老在接受访谈时所讲的第一句话即是“成为一个革命者还是一个反革命者，流亡生活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日军由北平大举向南入侵以后，华北、华东为之震动，随之陷入慌乱动荡的岁月。这时的苏老也加入了逃亡大军，随着平津流亡同学会又漂泊至故乡山东。下面一段就是苏老对当时流亡生活的回忆。
流亡生活可以说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是作为一个革命者，还是反革命者，这段生活可以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到哪儿去呢？心里都很茫然，这时，看到码头上有一块醒目的写有“平津流亡同学会”的牌子，我就拼命地往招牌那儿挤。挤到跟前后才知道，他们是负责接待从北平、天津流亡出来的同学的。当时正在负责接待的是高元贵，他是中国大学的学生共产党员。我看见他在那里举着一块“烟台平津流亡学生会”的牌子，就上前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就安排我去了烟台平津流亡学生会。这算是真正地回到老家了，因为烟台当时还没有被日本占领。
苏老又接着谈到了他到烟台以后的经历。
到了烟台以后，我们身上带的钱都花光了。平津流亡同学会的同学说，吃住都不要钱，一切全由他们负责，我们这才安下心来。当时烟台有红十字会，红十字会每天向社会为我们募捐，我们每天的伙食就可以吃到粗粮就着咸菜什么的。在烟台住了几天后，同学会组织我们去潍县。当时还没有汽车，同学会中有人建议我们徒步走去。步行走路去很艰苦，烟台到潍县的距离有好几百里远。一些女同学是从北平、天津等大城市里来的，根本就没有走过远路。即使是我们，也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但又没有别的办法。于是，我们在烟台向红十字会要了一辆大马车，让实在走不动的女同学坐马车，我们男同学步行。头一天走了30里路，结果，两只脚都起泡了，可谓是步履维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坚持了下去。这样大概走了七八天，才到达潍县。途中经过福山、蓬莱、黄县、叶县、昌邑等地。我们到潍县以后，经与当地政府交涉，又转乘火车到济南，路上坐的是铁罐车。到济南后，我们就住在第一师范学校（位于当时济南的前院大街）。
第一师范学校是平津流亡同学会的会址。从青岛、烟台来的同学都住在第一师范。这儿的学生大部分都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成员。这次远行实际上是我进入社会后走出的第一步。
到第一师范学校以后，我见到了也是从北平出来的一个叫杨劝农的同学，他是我初中同学。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我就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上不久就派我们回家乡去参加抗日游击队。
我们回到家乡以后，由于日军已经进入山东，社会秩序非常混乱，没有和游击队联系上。因为找不到当地组织，我们只好又往回走。走到黄河边时，正等着过河，当时黄河的水很大，没有渡船过不了河。我们正在休息时，突然间有人说兵来了，我们赶紧藏到路边的芦苇中。仔细一看是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其中有我们在初中读书时做体育活动认识的，我们才放心地走出来。他们利用鸣枪作暗号，招来了南岸的小船，我们才得以渡过黄河。渡过黄河以后，我们走了一两天才走到济南。那天晚上，恰好国民党军队炸毁黄河铁桥即洛口大桥。第二天，我们想办法与平津流亡同学会联系，联系上以后，我们又回到了第一师范。这样，就开始了后来的抗战流亡生活。
当时，这里已经聚集了大约有100多人。日军攻占保定、沧州后，立即沿津浦路南下，不久进入德州以南，逼近济南，所以，济南的一些人开始逃亡。国民党军韩复榘部队根本没有准备抵抗，当时韩复榘本人和他的后方部队都撤到河南豫西这一带。济南终于在12月25日沦陷，这样整个华北的战略要地都处于日寇的铁蹄之下。
我当时跟着平津流亡同学会过着流亡的生活。大约在11月的时候，平津流亡同学会就决定南迁到泰安。我们同学有100多人从济南坐火车到泰安。上车是在一个晚上，坐的是闷罐车，逃亡的人很多，大家挤来挤去，也无所谓买票还是不买票，都往车上挤，有的从车门挤进去，有的从窗户爬进去。火车走了整整一夜，才到达泰安。
当时泰安的情况比较平静，下车后，我们被安排到泰安省立第三中学，学校已经没有人了，学生都放假回家了。吃饭还是和原来一样，大概是平津流亡同学会到红十字会、到当地政府去请求接济钱粮来给我们吃用。我们的生活都非常艰苦，这段艰苦的生活，对我的人生来说，就好像是从烟台到潍县那段一样，是一段很有意义的生活。我们每天的生活，吃饭是吃窝窝头、咸菜；每天早晨都到邻近泰安城的一条小河边（从泰山里流出来的水）洗脸、漱口。北方11月的天气，已是很冷，每天都到河边去洗漱，也是够艰苦的。洗漱后，就去登泰山锻炼。爬到泰山半山，有一个叫“五贤祠”的地方，这里是过去冯玉祥住过的地方。阎、冯倒蒋以后，冯玉祥就失去了兵权，赋闲住在这里。韩复榘原来是他部下的一个军长，所以在这个地方修建房屋来让冯玉祥住。我们每天早上都来这个地方，一面爬山锻炼，一面去学唱歌，学唱救亡歌曲。我们平时还向民众宣讲一些抗战的情况，也宣传一些共产党抗战的主张，譬如关于西安事变的内幕，西安事变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共产党关于抗战的主张，我们都做过宣传。
这时我还从理论上接受到一些关于如何进行抗战的教育。在抗战的初期，我就接触到抗战中的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究竟是跟共产党抗日，还是跟国民党抗日。这可是个政治原则问题，它决定了我终生的命运。我们在泰安的生活大概就是这样：学习一些抗战的理论、看些进步书籍、刊物，譬如当时邹韬奋、柳堤等写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延安出版的书，也可以看到武汉出版的一些比较先进的理论刊物。那时还没有看到新华社发的消息，能看到的就是这些倾向革命的书籍刊物。
因为泰安地处津浦线上，经过泰安往后方流亡的学生也有很多在泰安下了车。当时我初中的同学有几个经过泰安，也专门来找过我，叫我一起到大后方去。当时因为淞沪战事正酣，打得十分激烈，我们不清楚国民政府是否已经迁到武汉，但是武汉已经成为一个全国的政治中心是毫无疑问的。一些学生纷纷往武汉流亡，他们大都是十八九岁的年龄。一些同学问我是不是和他们一起到武汉去，我问他们今后的打算，他们认为到了武汉再看情况，是继续读书还是放弃学业。我说我不走了，我就在泰安这个地方，看看情况再说，再说这个地方有平津流亡同学会，跟着组织，也可以学点东西，生活上多少有些关照，起码有饭吃，我说我不走了。
在泰安这一段时期的学习和锻炼，在生活上平时爬山锻炼，用冷水洗脸、漱口；在政治上进行一些抗日宣传。平津流亡同学会也组织给我们讲一些东西，虽不算是正式讲课，却总是给我们选讲一些进步的、宣传抗战的理论，以及提供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步的书刊，也可以说我们到这时才开始接受共产党的影响。当时他们并不公开讲，我也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政治学习对自己思想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可以说，在泰安的这一段时间，我在政治上、生活上都经受了锻炼，坚定了跟共产党抗战的决心。因而，在泰安的这一段生活，在我一生的生活中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当时我在表现上是吃苦耐劳，因为我是出身农民家庭、是农村的孩子，吃得起苦，所以在泰安过了一段艰苦的学习生活以后，我拒绝了继续往后方流亡的劝说。
听完苏老对在泰山脚下的那段艰苦生活的叙述，一种崇敬心情油然而生，60年前的情景仿佛一张张画面，一幕幕从我们的眼前闪过……泰山，乃五岳之首，世人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它巍峨屹立在齐鲁大地上，是高大、伟岸、挺拔、坚强的象征，泰山上的十八盘，没有强健的体魄和顽强的毅力是爬不上去的，然而，正是这令人生畏的高大之躯，磨练出多少不服输的山东汉子，磨练出多少民族的脊梁，然后，他们从这里走向祖国的四面八方。苏老的话又打断了我们的沉思，他接着往下讲道：
当时我也不清楚平津流亡同学会里面是否有共产党的组织，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一组织是肯定有的。
转眼就到了1937年的12月，前方的战事停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可能日本人正在和韩复榘讲条件，因此，我们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这时，平津流亡同学会就推荐我去济南，到韩复榘办的政工人员训练班去学习。这个政工人员训练班是个什么性质呢？原来韩复榘想通过这个训练班，招收一部分学生充实到他的部队、充实到他的部队基层，而我们党却想通过一些进步青年进去，来改造韩复榘的部队。不过当时我不太清楚。我后来参加革命后问过组织，组织上说是有一些条件规定，本来我是不符合招生条件的，当时招生的条件是要大学生，年龄在20岁以上。而我却年龄不够、学历也不够，但组织上考虑到我的表现，还是把我推荐进去了。
我进训练班以后，也没有什么笔试，只有一次口试。主持口试的教官是以前北京大学的一个教授，名叫齐燕铭。（后来日本军向南进攻，韩复榘撤退以后，韩复榘属下的一个保安司令在聊城创立了一所政治干校，齐燕铭担任政治干校的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面试无非是谈自已对当时抗战的形势的一些看法，并没有什么高深的政治理论。经过口试后，我被录取了。我后来想我当时对抗战的看法应该是对的。
我在政工人员训练班中表现相当积极，我以前的同班同学中，有一个叫伯里的人（解放后担任过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主席，“文革”中遭批判）也来上这个班。在政工人员训练班中，抗战的气氛很浓，大多数人都愿意跟着共产党抗战，有时大伙有这么一种想法，如果有机会能到延安学习就最好了。我在学习班学习了不长的时间，大概有一两个月，此时日本鬼子已占领济南，我们也被分配到国民党的部队里工作。
那时在国民党的部队里，政治工作无非是教唱歌、教士兵识字。因为士兵中抓来的农民比较多，都不识字。我们到部队里叫做政训员，我们在部队里做的工作和国民党军官的性质有点格格不入。当时国民党大部队南撤，只有少量部队留在黄河以北。部队当时驻扎在贫困山区。我们在政训班接受的教育是：抗战就必须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因此对国民党部队中盛行的打骂老百姓、抢老百姓东西的现象都看不惯。当时我们和国民党军队的军官接触比较多，他们也知道我们是政工训练班的学员，我们就对他们宣传说，军民关系应该是和谐的，如果伤民扰民，群众就不会支持我们。对此，他们却不以为然，认为是异端邪说。
我们在国民党的部队一共呆了有四五个月。日军在占领了济南以后，我们部队在乡下进攻过日军占领的一些地方。国民党的部队作战还是老一套的思维，要进行正规战，要攻打城市。‘我们同日本人打了一仗，失败了，部队退下来，退到山区里面。部队在这次战斗中受了点损失，但损失不大，只是连长牺牲了。
我们一起来的同学分在了三个连，我是在一连，在济南读高中的一个同学在三连，另外一个在二连。二连的那个同学思想比较陈旧，和我们的想法不太一致，对我们的一些想法有不同意见。
当地的国民党保安司令部里有一个政治部，政治部下属的组织科，有位名叫王力全的，当时他担任组织科科长。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共产党人（解放后在武汉科学分院任党委书记）。
大约到了1938年的6、7月份，有一天，王力全告诉我们说延安抗大第五期在招生，我和三连的一个名叫张金龙的同学当即表示愿意去。当时政治部的正副主任都是广西人，其中有一个赞成我们去报考，有一个却不赞成。赞成的那个人名叫农康（八路军东进以后参加了八路军）；另一个叫何宝建，他是副主任，不赞成我们去。
当时山东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韩复榘在山东不抵抗日军，后来在武昌被蒋介石依军法枪毙了。韩复渠被枪决后，换上沈洪烈担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洪烈在抗战前是青岛市市长）。在沈洪烈的省政府里有一个顾问，这个人在解放后在南京大学担任校长兼党委书记，名叫匡亚明，他是共产党员。当时我们去找他，见到他以后，告诉了我们的想法，他支持我们到延安学习，但他不能直接介绍。王力全就把我们介绍到聊城政干学校，去找齐燕铭，因为齐燕铭当时是政干校的校长。得到匡亚明的支持和王力全的介绍以后，我们下决心去找齐燕铭请他介绍我们到延安去读抗大。
我和张金龙就直接背起铺盖行李，步行奔赴聊城。有了上次从烟台到潍县的锻炼，这次到聊城也就不当回事了。我们俩走路走到聊城。一路上，社会秩序很乱。当时我们是学生装束，没有穿国民党军队的衣服。走了两天，才走到聊城。找到齐燕铭，我们将延安抗大五期招生，想去学习的愿望告诉了他，他表示支持。但他说，政干校不能直接介绍去，可以把我们介绍到鲁西北民先总队部去找徐少岩，因为徐是总队长。于是，齐燕铭写了个条子，叫我们去找徐少岩。找到徐少岩以后，他很爽快地同意了，说他们那儿还有几个人也要到延安去，可以一起去（徐少岩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在湖南、湖北都见到过他。解放后，他担任过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秘书长，后来又到过湖南、湖北任职）。他写了介绍信，介绍我们到延安去。我们就从聊城大概走了两天两夜的时间，到达临清，碰到一个同学，也在保安司令部工作，当地的保安司令是韩德锋。我的同学劝我们不要走了，就在这儿工作。我们说不行啊，去上延安抗大的机会不多。我们只在那住了一个晚上，就又出发了，又走了两天，终于走到了河北省的南宫县。
到了南宫，我们找到了延安抗大招生的组织，报了名。南官当时是八路军129师的前方司令部，当时徐向前在那里领导着八路军的一个东进支队。
这样，经过一段时期以后，我才真正走上了进步的道路，参加了八路军。这时大概已经是1938年7月。这一段生活决定了我终生的命运，算是真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那时起，到我离休，一直没有离开过党的组织，没有被俘过，也没有发生意外的事情，顺利走完了革命的历程。这一段生活，现在自己回想起来，在年轻的时候，能否走上一种理想的道路，首先应该有一种不怕吃苦、追求真理的精神，又能找到一种真正先进的思想作引导，青年人就能走上进步的道路。我的同学，像大浪淘沙一样，有的在进步组织引导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参加了部队，后来成了烈士；也有的同学走到国民党的道路上去了，参加了国民党。所以说，青年时代是决定自己终生命运的关键时期。通过这些经历可以体验出，年轻人不怕吃苦，在先进思想和组织的引导下，慢慢走上进步的道路，这是终生受用的经验。
下面苏老讲到前往延安行军和生活的情况。
我们从1938年7月开始走，从河北南官出发走到11月“十月革命”节以前，才走到延安。其中，穿过三座大山、两条大河：太行山、吕梁山、太岳山；汾河和黄河。穿过锻炼，使自己受到了意志力的锻炼。到延安以后，我在思想上和学习、生活上受到进一步的锻炼。这基本上是由抗大的校风所造就的。总结起来，抗大的校风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我们主要受到这些方面的学习和锻炼。
我们到达延安以后正是俄国“十月革命”节前夕，因此是在延安过的“十月革命”节。当时正值11月，延安的天气已经比较凉了。到延安以后，正赶上纪念“十月革命”节的大会。同志们刚到延安，情绪很高，也很兴奋。我们在会上见到我们党的领袖，如毛主席、贺老总等。当时我还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见到这些领导同志以后非常兴奋，急忙拿出本子，挤上前去请他们签名。贺老总给我签了个名，找毛主席签名的人太多，我一直没机会挨上去。
我们在抗大报名后，就被安排在四大队，驻地是过去的延安师范学校，现在我们知道的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校址，就是那个地方。
抗日军政大学全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1937年初由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改称。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校址在延安。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亲自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学员以从各部队中抽调的干部为主，并招收从全国各地到陕北的知识青年。随着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抗大总校于1939年迁至华北敌后根据地，并先后在晋东南、晋察冀、山东、延安、苏北、晋绥、淮南、苏中、鄂豫皖等抗日根据地，几座大山，两条封锁线，两条河。从东到西，大约有几千里路。经过这次跋涉，奠定了自己这一生中军队生活的初步基础，受到很大的锻炼。
苏老讲完后，我们的眼前仿佛看到了当年一同前往革命圣地延安的200多位热血青年，他们一边行军，一边唱着革命歌曲，朝气蓬勃的生动情景。他们不是像现在和平年代的年轻人一样是去郊外踏青、游玩，而是为着国家、民族的新生，向着光明、向着理想而行。苏老他们虽然旅途十分艰难困苦，但却是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是一段令当今青年获得教益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