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7月苏老出生在山东省乐陵县的黄夹镇，家里一共有四兄妹，苏老排行最小，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乐陵地处鲁北，与河北沧州接壤。在苏老记忆中，那时的乐陵是一个又穷又土的小县，全县只有三十来万人口，只有一所中学，全县一共八个区，各区都有完全小学，苏老就是在镇上读完小学的。
我们对苏老的采访，是从他谈离开家乡到北平求学的经历开始的。
苏老在山东老家读完了高小课程以后，怀着报效国家的志向，决定外出求学，那时他首选的目标是去北平。北平自明清以来即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新文化运动以后，文入学者更是云集北平，众多有志于学到真才实学，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青年学子从全国各地奔向那里。即使是在30年代中期以后，在日寇的步步紧逼下，华北的形势不断吃紧，这些青年学子的求学热情依然没有改变，他们冲破各种艰难险阻毅然北上。苏老那时即是这样一位有志青年。当时的山东相对于东北、华北来讲，还算比较平静，战火尚未烧到这里，苏老在家乡生活也还可以。但他没有安于现状，不贪图安逸舒适的生活，而是怀着一颗火热的爱国心，走上艰难的求学之路。
俗话说，在家时时易，出外时时难。苏老辗转到了北平之后，随着战事的扩大，在生活上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囊中羞涩，缺衣少食，不得不依靠借钱度日。生活上的困难还算是小事，最可怕的是生命时刻受到极大的威胁。每次出门常常遭遇到日本鬼子的盘查、污辱甚至殴打，说不定哪次倒霉连生命都得搭上。在这种恶劣危险的环境中生存，没有一定的胆魄是坚持不下去的。可以说，当时的苏老并没有想这么多，基于对知识的渴求，对进步人生的一种朦胧的向往，他没有停下自己的步伐……
苏老沉思着开始了对漫漫往事的回忆：
我是在1937年的3月在大哥的带领下到北平（今北京市）的，开始准备升学考试。当时华北的形势已经十分紧张，日本帝国主义随时都准备发动侵华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是明治维新以后的国策。自“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全境以后，日本要实现其大陆政策，并不以完成了对满洲和热河的占领为满足，进一步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1935年6月，日本强迫国民党政府签订《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使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而国民党中央在华北的势力不得不从平津和河北一再后撤。日本侵略者企图变华北五省为“第二个东北”，成立“华北国”。1935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为满足日本“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在华北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由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任委员长。这个政权是当时国民党和日本共同策划的介于中日之间的一个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虽然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但实际上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汉奸势力对它有很大的影响和控制力。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并没有缓和中日之间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成立这样一个政权为满足，其最终目的是完成对华北的侵占。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进入北平求学的。当时北平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高涨，经常上街宣传抗日的进步主张。我进入北平以后，考上了一所职业学校。在北平由于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思想开始有所进步，学了不少东西，在这大半年的时间内，奠定了我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础。
1937年7月7日爆发的“芦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地灭亡中国的重大步骤。“芦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我还在北平。事变以后，北平对外的通信中断。7月下旬，日寇调集了大批的兵力，发动对华北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北平战事继续扩大。日本鬼子打进来以后，我的生活就更困难了。7月29日，北平沦陷。这时的北平，可以说是一片混乱，到处是白色恐怖，到处都有爱国学生、进步分子被抓。当时我也是学生，自己虽然没有什么组织关系，但是也很害怕，可以说，是终日惶惶不安、战战兢兢。生活也更加困难，后来，连起码的生活费也没有了。有一次，我到西直门外一个煤站的同学处借钱，受到日本兵的极大污辱，使我终生难忘。我从同学处借来的钱只维持了几天，又没了钱，生活非常困难。当时我住在一个公寓里，叫西单新皮裤胡同第一公寓。到9月份，恢复通邮了，此时日军大概打到保定、沧州一带去了。通邮以后，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叫家中寄点钱给我。家中给我寄了几十块钱。到9月中旬的时候，终于收到了汇款。我把钱和我的两个同学一起共用，其中一个是我同乡的初中同学，一个是河北南皮县的同学。于是，我们一起用这些钱每人买了件换洗的衣服、一把伞、三双鞋。办完这些事情以后，我们就坐火车从北平的前门站出发，前往天津。9月中旬，我们到达了天津。
在天津火车站，我们一下车，就碰到日本兵检查。当时有几个日本兵把我们围住，我年龄小，个子也不高，看起来像学徒一样，就把我放了。而另外两个同学由于个子高大，日本鬼子就把他们抓到日军的宪兵司令部去了。我一个人怎么办呢？只好就在街边等着，一直等到天黑，他们二人才被放出。我们便一起到一家小客栈住了下来。到第二天，大概是9月16日，我们在店里等了大半天，该店的掌柜给我们买到了三张船票。我们乘船从天津经海河到塘沽，又住了一个晚上。到9月18日，我们换乘英轮“岳洲”号，从塘沽出发，经过一昼夜的航行，轮船驶入山东烟台。我们自从登上英轮“岳洲”号，感觉就不一样了，好像是被解放了一样。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解放，（第二次是日本投降；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我的心中特别高兴，如同回到家一样，我们纵情地唱着当时流行的抗日救亡歌曲，从此算是摆脱了亡国奴的生活，呼吸到祖国自由的空气。这样在船上坐了一天一夜，就到达了烟台。这段生活，现在回想起来，算是非常压抑痛苦的一段亡国奴生活，也是开始走向进步的一段生活。
听完苏老对他当时从山东到北平求学，再从铁蹄蹂躏下的北平辗转到烟台这段艰难曲折生活的叙述，我们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苏老几经曲折几经选择，仿佛是山重水复，路遥迷茫，但拨开云雾之后，又一个柳暗花明，使人真的有一种像苏老所讲的“好像解放了一样”的轻松感。这种轻松感源自于一种对自由的永恒追求，源自于一种对理想生活的无比向往。当然，如今我们这些年轻人，没有经历过那种年代，体会不出那种背井离乡争自由的感觉，但我们可以通过倾听像苏老这样的老一辈革命者对往事的追忆，用心去感悟那逝去久远的纷飞战火以及给我们的永恒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