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苏老来到贵州工作后，张天祥同志就担任苏老的秘书一职，时间长达6年之久。这时候的贵州，正值“文革”浩劫之后，百废待兴，任务十分艰巨。而苏老此时担任的是贵州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职务，工作量十分繁重。张天祥同志在苏老身边工作，每日朝夕相处，对苏老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可谓是耳熟能详，对苏老也怀有深厚的感情。我们一来到他的办公室，他就放下了手中的工作，很快进入了这次采访的主题。
我从1977年一直到1983年，一共有6年多的时间，一直在苏钢同志身边工作，时间还算比较长，与他长期朝夕相处。苏钢同志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省委、省政府的一位老领导，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现在他早就离休了，但是一直到现在，不管是在在任的年轻干部中，还是在离休的老干部中，苏钢同志的口碑都很好，大家对他评价相当高。苏钢同志赢得了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对他的尊重，至今我们在记忆中还仍然保留着他在任时留下的鲜明形象。
我认为在省级领导干部当中，不管是省委书记还是省长，苏钢同志应该说是很出类拔萃的。他当时担任贵州省委书记兼省长，我在其间跟随他担任秘书工作。这是贵州解放以来经济建设工作力度最大，业绩也比较突出的的一个时期。他和马力同志一起来贵州工作的时候，正好是“文革”刚刚结束的一段时间，国内的局势由于“四人帮”造成的一片混乱，政治上需要拨乱反正，经济上需要恢复发展，政治秩序、思想秩序、组织秩序，都要重新建立和完善。这时候的工作可谓是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的广大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身先士卒，用最大的力度来拨乱反正。
苏钢同志就是在这时候来到贵州工作的，他一开始时是担任贵州省委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分工主管工业经济。当时贵州的工业状况不容乐观，一个是工业产值比较低，另外一个是大多数产业处于很不景气的状态。不管是烟草工业、酿酒工业，还是轻工、纺织、机械、冶金、电子、电力、交通等行业，都需要下很大的功夫才能抓起来。苏钢同志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是，他抓工业生产的思路很清楚。既然是分管工业战线，他首当其冲地就抓了一个和贵州农业发展大有关系的赤水天然气化肥厂（以下简称赤天化）。
1977年的6月30日，苏钢同志冒着酷暑赶到了赤天化，7月1日就在赤天化度过了党的生日。当时气温特别高，赤水的温度是40多度。苏钢同志能吃苦，在大热天赶到了现场，召集当时的指挥长刘哲民同志（后来担任省化工厅厅长），以及当时领导小组的成员开会，包括卢绍善同志（后来担任省交通厅厅长），遵义地区副专员李西之同志。开会的目的一个是研究工程的进度，一个是协调存在的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措施，然后进一步明确分工，落实和强调责任制。由于措施得力，通过这次会议，大家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振。赤天化是在“文革”期间就开始着手建设的，苏钢同志去的时候正值工程建设的关键时期，他就把这项工作富有成效地抓了起来，迅速把赤天化的建设抓了上去。他抓赤天化的工作一是为了抓工业生产，二是因为赤天化联系着贵州的农业发展。赤天化的品是生产化肥，而且又有国外引进的比较好的先进设备，投产后可年生产40万吨合成尿素，30万吨合成氨，这套装置当时在国内也是很先进的。赤天化是工业战线上的一个重点项目，苏钢同志抓工业就以赤天化为重点。他对这项工程十分重视，我记得他一共去了六次赤天化，不管天气有多热多冷。因为每次去赤天化都要经过遵义和娄山关，我就和他开玩笑说红军是四渡赤水，我们是六过娄山关。特别是有一次去视察，当时离春节只有一个星期了，而且沿途又下着大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苏钢同志仍然坚持深入企业，深入现场，去协调出现的问题，作调查研究，及时解决问题。我们在途中经过一座名叫跑马岗的大山的时候，由于大雪封山，车轮打滑，车子无法上去，我们就只好停下来，等待修车的同志到来。苏钢同志却并不闲着，就利用这个机会，领着我和警卫员，到附近的农村去走访农户，访贫问苦。
苏钢同志除了抓赤天化的建设以外，又亲自抓了乌江渡63万千瓦水电站的工程建设。有一次我印象很深，我们从赤天化回来的路上，已经是晚上了，途中路过乌江渡的时候，本来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回到贵阳，但是苏钢同志说这里也是一个重点项目，我们应该去看一看。乌江渡水电站是由水电八局承建的，他们一听说苏钢同志这么晚了，都晚上7点多了，而且风尘仆仆地从赤天化赶来，还要听他们的汇报，非常感动。所有领导班子的成员没有下班，都在等着苏钢同志，苏钢同志一来他们就开始汇报。当晚苏钢同志又住了下来，第二天又到现场，协调和解决问题。
抓其他工业项目也是如此，苏钢同志认为烟草工业是贵州财政创收的重要支柱之一，于是也作为重点来抓。他多次视察贵阳卷烟一厂和二厂，后来把两个厂合并，成立新的贵阳卷烟厂，使其形成规模效益，这确实是英明之举。同时他又抓新的经济增长点，其中一个就是青松卷烟厂。安顺011基地有一个军工厂，由于生产很不景气，正准备要搬迁。苏钢同志知道这个情况后，和省烟草局的同志一起，就积极筹备，把这个军工厂改建为卷烟厂，起名就叫青松卷烟厂。后来这家卷烟厂由于领导管理层的问题，生产没有上去。现在这家卷烟厂与贵阳卷烟厂是联合的关系，仍然在继续生产，但生产的是贵阳卷烟厂的品牌。这家工厂现在已经从山沟里搬出来了，搬到了安顺市。对酿酒工业也是如此，他重点抓了茅台酒厂和董酒厂，也抓了其他一些酒厂。我举这些例子说明苏钢同志主管工业有一个“狠”字，既然党内分工让他分管工业，他抓就抓得像个样子，而且工作方法是采取重点突破，重点深入，重点解决问题。在苏钢同志分管工业期间，工作样样抓得都很出色，不但迅速恢复了正常的工业生产，而且很快上了规模，出了效益，使贵州省当时的工业产值递增的速度比较快。贵州省在1976年的工业产值是22亿元，以后每年都以百分之二十几的速度递增，可见苏钢同志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后来苏钢同志在省委分管干部工作，以后又分管了一段农业工作。苏钢同志在兼任省长期间，主持省政府工作也很出色，至今省委、省政府办公厅的同志们都对他非常怀念。总结起来，苏钢同志有几个特点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个特点是苏钢同志政治性强，党性强。这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党无限忠诚，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这是苏钢同志为党工作多年培养起来的传统，不但他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一丝不苟地、坚决地贯彻执行，而且他对省委也很尊重。对省委集体做出的决定，哪怕自己有不同的看法，他只是保留个人意见，仍然坚决地执行省委的决策。即使省委的决策有错误的地方，后来证明不太切合实际，他就在执行决策的工作当中，尽量减少可能造成的损失。
其次是组织观念特别强。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当时省里有些领导同志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贵州的生产老是上不去，就是因为工业项目搞多了，拖了农业生产发展的后腿。这种观点不仅在基层有，而且在一些省级领导成员当中也有。苏钢同志就不赞成这种看法，但是当时在主要的决策层有这种认识，认为贵州主要还是应该抓农业生产，工业生产以前抓多了。抓农业生产是对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根本，但是工业生产不抓也不行，没有强大的工业支撑，国民生产总产值上不去、财政上不去、人民收入上不去。苏钢同志认为只抓农业生产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不科学的。虽然在省委讨论时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是省委作出了决策，在执行当中他还是维护省委的决定。当时有一个项目，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被错过了。当时国家计划投资建设贵州五钠厂，这是国家轻工部对外开放引进的第一个项目，准备把厂址放在贵州。它是全套引进联邦德国五德公司的设备，这套设备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把这个项目放在贵州的原因，是觉得贵州有丰富的磷矿资源。这个项目投产后不仅生产的是磷肥，符合我们贵州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而且可以发挥贵州磷矿资源丰富的优势，把磷矿石的初级产品变成深加工产品。这是一个很好的项目，苏钢同志赞成这个项目，反复强调我们不能只是运出黑石头、白石头，黑石头就是煤炭，白石头就是磷矿石，我们应该走深加工的路子。他的这个思路很正确。他觉得这个项目一定要上，但是它毕竟算是一个工业项目，这个项目和赤天化一样，一头联系的是农业，另一头联系的是工业，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紧密相联的项目。他为此征求我的意见。因为我是工科大学毕业生，我就说要先看图纸，当时总共就只有两套图纸，直到今天我还保留了其中的一套图纸。我仔细看过图纸以后，认为这个项目很好，设备都是80年代的，而且对环境没有污染，可以放心。但是省里有些领导同志认为我们不能把钱再投入到工业项目上去，应该把钱投入到农业生产，特别是应该把主要工作精力和思想观念转到农业生产上去，结果省委作出决策，不要这个项目。实际上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工农业生产协调发展的问题，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并不等于不重视工业生产，还是应该以工业生产为主导产业。而这个项目是百分之百地由国家投资建设，不让贵州拿一分钱。而我们拒绝的理由一个是担心因此会阻碍贵州农业生产发展，认为贵州的农业生产相对于工业生产是短腿，这就有点形而上学了。另外一个理由是担心这项工程上马后会引起环境污染，当时国家轻工部想把厂址定在离贵阳30多公里的地方，有些同志怕污染百花湖的水资源。防止环境污染是对的，环境保护非常重要，但是这套装置本身是先进的，它并不会因泄露而引起环境污染。国家轻工部得知贵州省委的决定后，表示反对意见，说他们这套装置是很科学的，国家有上亿元的投资，将来投产后每年的产值就会有五六亿元，而且每年还可以产生2500万元左右的地方财政税收，另外把农业生产也带动起来了，把其他工业项目也带动起来了。国家轻工部起初仍然坚持我们贵州上这个项目，苏钢同志是主张要这个项目的，我也一直对此持赞同意见，但是后来省委最终决定还是不要，这项工程就为此耽误了6个月的时间。轻工部不得已把这个项目转到了云南，但云南的条件没有贵州的好，他们的磷矿品位低，另外区位也没有我们好，水电等条件也没有贵州好，因为我们坚决不要，轻工部就只好给了云南。我在1983年离开苏钢同志到省计划委员会工作，叉以省计委副主任的身份到了云南。我还惦记着这个工程，我不服这口气，就拿着工程图纸到了云南，我到现场一看，有一幅标语把我气坏了，标语上面写着“把贵州省耽误的六个月抢回来”，这不是在挖苦我们贵州吗？是说我们是憨包，这么好的项目不要，而且耽误了半年时间。我作为一个计委副主任心里多窝火，心里特别难受~，而且我又一直主张要这个项目。
苏钢同志坚持原则，坚持真理，组织观念强，大局观念强，既然组织上作出了决定，那么作为个人，作为党员，还是要认真遵守。从政治上讲，苏钢同志党性强，党风正，对党忠诚，清正廉明，顾全大局，为人正派，他常引古语说，吏要廉则威。我们今天联系到党内的腐败现象，再回忆起苏钢同志的言行，不仅感慨万千。
第二个特点是苏钢同志工作艰苦，生活朴素，勤奋刻苦。
我在苏钢同志身边工作期间，我们几乎没有节假日，没有真正休息过一天，晚上经常开会到十二点半，回来还要写材料，半夜两点钟以前很少睡觉，是苏钢同志严谨的工作作风养成了我严谨、勤奋、不懒不贪的好作风。我有一个习惯，清晨早起以后一定要锻炼身体，打太极拳，练长跑，因而瞌睡特别少。苏钢同志发现我瞌睡少，开玩笑说我是拿破仑式的人物，意思是我瞌睡少，精神旺盛。
苏钢同志日日夜夜扑在工作上，日常生活却十分简朴，他不喜饮酒，不喜奢侈浪费。每天早餐，就是一碗稀饭，一盘咸菜，再就是一个热馒头，或者吃面条；中午吃米饭，晚上吃面食。如果下去到县里，到工厂视察，人家摆丰盛的酒席招待，他就非常反感，往往扭头就走，要求撤摔酒席，态度非常严肃。在视察的路上就餐也很简单，往往就在街边的小店，只要干净、卫生就行，毫不讲究。
苏钢同志在工作中还善于学习，用脑刻苦。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国家主要是学匈牙利、南斯拉夫模式，这就有一个摸索的过程，对干部来讲就有一个学习的任务，都需要广泛地学习。苏钢同志当时年纪大了，每天还要夜以继日地工作，处理大量的文件、公文。我们除了处理日常的工作以外，还要学习一些新的理论，学习一些新生事物，诸如什么叫商品，商品是什么概念，我们如何重视商品等等。在当时的背景下，特别是处于拨乱反正时期，我们国家处于重大转变时期，对我们干部客观上提出比较高的要求，必须善于动脑，有开拓精神，工作才能打开局面。
第三个特点是作风深入，善于做调查研究。
苏钢同志常说，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如果作风不深入，就不能善于捕捉时机，及时地发现问题来指导工作。他在任期间，几乎走遍了贵州省的每个县份，他深入到工厂，不但地方工厂他去视察，中央在省里的三线企业他也常去，有些还去过多次；他深入到农村，到公社，大队、村寨，访贫问苦。有时路上路况不好，就换乘吉普车。他去的目的主要是作调查研究，研究存在的问题，协调和解决问题。
第四个特点是关心群众疾苦。
苏钢同志下到工厂、农村，总是深入到群众家里，询问家里有几口人，收入如何，粮食够不够吃，计划生育工作抓得怎么样。对此感触最深的还是我们的一些干部，包括我们的厅局级干部，认为苏钢同志对干部群众特别地关心，给人以很随和的印象。前几天我遇到一位处长，这位处长说苏钢同志见到他，这么多年了，还记得他的名字，关心地询问他现在的工作，家里的情况，他很受感动。苏钢同志对下属的厅局长一方面工作上要求很严格，一方面又特别随和，关心人。我当时经常跟着他深夜访问了很多的厅局长家里。当时有一位姓刘的厅长，住房条件不好，苏钢同志让我先打听清楚了地址，也没有事先通知，夜里我们就去了，穿街过巷，好不容易找到了家门，一见面就说我来看望你，他当时正在练毛笔字，苏钢同志夸奖他写得好，说我要向你学习，你写得很有功夫，我也喜欢书法，我老伴也喜欢，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一方面是鼓励，一方面是关心，问寒问暖，这位厅长非常受感动。
当时正值“文革”结束之初，不少干部的冤假错案还没有平反，有一些老同志，被打成右派，也没有恢复工作，还被开除党籍。苏钢同志听说了以后，就亲自去走访，作调查研究，收集材料，最后很多同志都获得了平反，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工作。有一位“文革”前的正厅级干部，解放前做党的地下工作，人称是贵州的华予良，当时还没有被平反。有一天夜里我们去看他，他住在小十字附近的一个小巷子里，房子很破旧，我们深夜走访，老同志十分感动。还有申云浦同志，是党内的老干部，曾经担任过省委副书记， “文革”中也受到了迫害，苏钢同志也去看望他，和他交上了朋友，后来申云浦同志担任副省长，对苏钢同志非常佩服。还有陈铁，是一位党外人士，解放前是国民党的沈阳剿总副司令，苏钢同志担任省长时期，我们也访问过他。
总之，苏钢同志不论在工作上、学习上、生活上都给我及其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做出了可贵的榜样，也使得我们对他有着深深的敬意和爱戴。
张天祥同志的工作很忙，我们的采访几次被电话打断，最后不得已我们只有提前结束了采访。张天祥同志还有意犹未尽的感觉，但是我们已从这次采访中对苏老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