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按照访谈计划，我们这一次请苏老的夫人孟叶鸣同志从她的角度谈一谈他们的家庭。在这篇谈话中，她讲述了在战争年代生育孩子时的艰苦情景，谈了她如何紧随苏老辗转在各地工作的往事。也讲到了大跃进时期全家五六日人每月仅靠50斤粮食过日子而坚决不向组织要一分钱、借一两粮的情况。
我和苏钢同志是在1943年结婚的，1944年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正值苏钢同志到太行山去参加整风运动。当时敌人正在扫荡，我本来也要去，但因为我快生孩子了，走不了。1944年8月11日早晨，天刚亮，敌人的机关枪就响了。当时，我是抗联主任，就组织人到村外听听情况，并组织民兵防守。此时，我已发觉要生孩子了，就赶紧把东西准备好了，准备到高梁地里去生孩子。稍等一会儿，枪不响了，民兵回来报告说，是敌人在花儿庄抢了些鸡鸭之类的东西后就跑了。所以，我就在一个空院子里生孩子。北方老百姓不准外人在家里生孩子，当时又值灾荒年月，老百姓都逃荒走了，所以，我得以在一个空院子里生孩子。那时，条件十分艰苦，我刚生完孩子，坐月子什么东西都没有，连一两油、一钱盐都找不到，只好从别人那里借了一点东西。屋子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半截炕，生了一点火，很是冷清。当时县长听到这种情况之后，送了我30个鸡蛋。那一天夜里，莘县的伪县长刘仙舟被我们的县大队逮捕了，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县就没有敌人了。我生了孩子20天后，就重新开始了工作。
1945年7月，苏钢同志回来了，此时孩子已快一岁了。1946年我在临清生第二个孩子，那时苏钢是专署公安局局‘长。
1947年冬，为了彻底实现土地改革，巩固人民解放军的后方，迎接革命战争的更大胜利，根据全国土地会议的决定，各解放区农村的党组织，结合土地改革，普遍开展了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整党运动完成后，实行干部下放，苏钢同志被下放到冠县当县委书记。1948年10月8日我生第三个孩子，是第一个男孩。不久，组织上动员干部南下。当时苏钢同志也要南下，
我们也要南下。那时候，我思想上有斗争：最小的孩子还不到三个月，带着孩子不能去，留在地方上也不行，所以，是服从党组织安排，还是为了孩子留下来，不南下，思想上有过激烈的斗争。后来，我下定了决心，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服从党组织的安排。于是，我和苏钢同志商量，决定把孩子送回娘家。我的娘家在山东济南市郊区的一个县城，刚刚才解放。我们在春节前，先把两个大孩子送回去，老三是在临南下时送回去的。当时老三正在吃奶，找奶妈很难找，便托亲戚找了个奶妈。当时奶妈自己也有孩子。我送孩子那天，没见着奶妈，就把孩子放下了，托表弟送到奶妈家去。这样，我们就南下了。后来，听说孩子在奶妈那里不到两个月，奶妈就没奶了，我表弟去看的时候，孩子已经饿得快死了，表弟就把孩子抱回家。我母亲找人喂这喂那，才把孩子救活。
我和苏钢同志南下后，在湖北鄂城安顿下来（是在大冶地委）。我先被分到专署公安局里做秘书科长工作，后又被借调到一个干校做培养干部的工作，当班主任。学生们都还小，我教了一期，心情很舒畅，也算是安定下来了。到冬天时，把孩子们接回来了。老三当时还小，就留在我母亲家里。后来，我当副教育长，办了几期民族革命教育学校，那是地区办的。大冶地委和黄冈地委合并后，我又被调到了武汉市机关党委。而苏钢同志则被调去抓工业去了。
我到武汉市机关党委担任宣传部的副部长，直到1954年。1955年，武汉市委被并到湖北省委，那时市委和省委相距太远（约有三四十里），我家里有七个孩子，两个老人，苏钢同志又在工厂里担任党委书记。当时党委要求很严，干部上班必须提前五分钟报到。因此，我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家庭，觉得很困难。后来，省委看到我确实很困难，就把我调到省妇联担任副秘书长。这样，把家也搬到了省委，我就可以就近照顾家里了。苏钢同志这时则担任省委副秘书长，分管工业生产。
1959年，我和苏钢同志又被调到湖南省工作。当时省委没有房子，我们住在省委招待所里有一年多的时间。这时候已经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了，我们家原先的粮票、油票没有了，家里可以说是没有一粒米、一两油。孩子们就是那一丁点儿粮，我们两个人是每人27斤粮，还要节约2斤去救灾，孩子们根本就没吃的。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很艰苦，组织上就调拨了一些豆腐渣给干部。豆腐渣都已经生绿毛了，我就把它淘净，再放些碱，加上点面粉，捏成窝窝头之类的形状来充饥。还去农场拾用于喂猪的牛皮菜，把人家都不要的烂叶子摘下，放上点面粉做成糊糊，就算是吃的东西。苏钢同志这时一直在下面农村工作。所以，尽管当时生活非常艰苦，我一分钱也没有向国家要，一两粮也没有向组织要。组织上看到我孩子多，又是刚刚来，想照顾我们，要借粮食给我们，我是坚决不要，予以谢绝。我们就这样凑合过来了，虽然生活艰苦，但精神上很充实。这时候孩子们有的在上小学，有的在上长沙一中，最小的还在上幼儿园。
1966年5月10日，我的老二姑娘被火车压伤了，左胳膊被火车压断了。当时通知我赶快送小孩去医院抢救，但不久后《五•一六通知》就下来了，便把孩子的治疗时间给耽误了。当时把孩子放在这里也不行，放在那里也不行，孩子就这样变成了终身残疾。这个姑娘在“文革”期间结婚了，而我们在“文革”中是被关着的，已顾不上孩子们的事情了。后来，她由于不堪丈夫的虐待、折磨，于1983年10月10日跳楼自杀，现留下了一个小孩。
“文革”开始后，由于我当时是省委宣传部学校处的处长，所以，在“文革”中我是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在长沙一中的“文革”小组组织学生闹得很厉害，把校总支书记批斗得很厉害。这位总支书记是一个转业军人，因被斗得太厉害，不堪忍受，就自杀了。人一自杀，问题就严重了。
工作组就找到我，我也就一直在一中被批斗。有人说这个人是我杀的，有人说是省委书记王延春派人来杀的。我说，没有这回事，完全是无中生有。后来，把我们斗来斗去，也说不清楚，我反复讲这个事是我们政策掌握不好，我们有责任，但他自杀这件事完全是真的，不是我们杀他的。我当时又是宣传部的支部书记，后来，造反派又说我搞黑材料，开黑会。对此，我反驳说没有这回事。当时宣传部副部长开会，我说我们的干部都表现不错，没有什么坏人。但组织部又发现了一个名单，造反派非说是我搞的，斗了一次又一次，但我坚决说没有干这件事。最后，我实在没有办法，我就说，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的家庭过去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我之所以上过学，是为了好找个婆家．有饭吃。我家里很穷，在抗战中我也没有被捕过，更没有叛变过，我啥问题也没有，更没有所谓黑名单的这个事，你们可以去调查。可是造反派就这样斗我，我心里实在过不去了。苏钢同志也被造反派抓走了，我叫孩子们去找，找了一天多，还是找不到人，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与此同时，我这里也过不了关，说还要斗，还要我交待，说他们已掌握了材料，就是我不老实，不愿交待。没有办法，我只好给孩子们写了张纸条，说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也没有搞黑材料，我没有做错事，你们自己好好劳动就是。于是，我吃了38片安眠药。当时孩子给我去送水，进去一看，我不行了，孩子们便叫人赶紧把我送到医院里去，把我抢救过来了。抢救过来后，造反派还要继续批斗，说我这是畏罪自杀，是罪上加罪。我对他们说，你们说是罪上加罪就是罪上加罪吧，你们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
后来，干部处的副处长承认是他写的黑材料，这样，证明我这事是清楚的。后来，苏钢同志把我从医院里接出来了。“文革”中，还有一件事，我记忆很深。湖南当时搞了个张、王、苏“三家村”事件。其中，张是指张平化，王是指王延春，苏是指苏钢。这三个人都是前前后后从湖北调过来的。当时去中南局开会，是华国锋到广州去开会的。他回来后叫我们支部书记（当时我是宣传部党支部书记）亲自召集党员传达。苏钢同志当时分工抓生产，而当时是“抓革命促生产”。为此，就有人说，苏钢是只抓生产，而不是“抓革命促生产”。这时，华国锋以糖尿病为由住进了医院，不出来了。王延春同志此时已60多岁了，天天被批斗。尤其是中央来的三司，不讲道理，一见面就打人，王延春同志接待了他们很多次，身体也不行了。张平化同志有个毛病，神经一紧张就要拉肚子。他怕接待不好，就把苏钢同志调回来去医院找华国锋，要华国锋出来接待。可华国锋却说，他有糖尿病，不能动，不能吃，拒绝了。实际上，华国锋是在写“张、王、苏”三人的材料，写好后叫他的秘书送材料到北京，给中央“文革”小组，给江青看。所以邓小平说华国锋是造反派，我觉得这种提法一点也没错，华国锋就是蹬着“张、王、苏”三个人的脊梁骨上去的，他这个人非常阴险。当时华国锋是支持造反派的，他为了笼络学生，他做检讨时，说一中死了人，是听了工作组的假报告，把责任推给我们这些下边的人。王、苏、华等去作检讨，检讨完了，回到招待所，华国锋就问王延春同志：“我的检讨怎么样？”王延春同志说：“你的检查还可以，不错。”可是，到了第二天开大会时，华国锋却说： “我的检查本来就不像话，没有触及到灵魂，但王延春却说很好，他又叫我犯错误，说我检查得很好。”，这就是华国锋的为人。我当时听了这话，觉得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呢？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得到高升。
1968年4月8日，湖南省革委会成立。苏钢他们4月3日就被关起来了。华国锋却当了省革委会主任。当时张平化同志已被中央接走了，苏钢同志和王延春同志两个人却被造反派天天围斗。有一天，苏、王被造反派围打，苏钢同志的额头被打伤了，一共缝了八针。我当时就找到工作组，说苏钢同志受伤了，下午是不是可以不陪斗了。但是造反派说不行，下午苏钢同志只得又去陪斗。
1968年，我又被叫去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一共上了两期，还不让我回家。给我的任务是叫我交待“张、王、苏”三家村的阴谋活动。我说，苏钢同志的问题我啥也不清楚，我是一个处长，他们开什么会，做什么事，我怎么会知道呢？我说我就知道一件事，贺龙同志到湖南时，批评张平化同志，说湖南的体育上不去。当时张平化同志说，苏钢同志爱好运动，可以让他兼省体委的党委书记，加强体委的领导。我就知道这件事，其余都不知道。他们搞阴谋也好，不搞阴谋也好，我全不知道。因此，我的罪状交待不出来了，只得下农村。这时张平化同志的夫人已被中央保护起来了。我和王延春同志的夫人都被下放了。因此，“三家村”就只剩两家了。
当时我被下放到资兴县的黄草坪公社，是在前程大队高坡生产队，在白石渡下火车后，再坐汽车到瑶岗仙矿，还有75里的“之”字形的路得走。当时我的老大孩子从北京被下到陕西合阳县，老二是工人，因为残疾留在工厂中，另有三个孩子被下放到洞庭湖边去了，老六、老七孩子则由我带着去下放。我那时已是51岁的年纪了，在那劳动了三年半的时间。因我有心脏病、高血压，身体不太好，被划在老年组，带着的两个小孩中，13岁的孩子去上学，15岁的孩子说是年龄大，已是劳动力了，不能上学。对此，我多次去找下放干部的连队，请他们向当地政府反映，要求让孩子去上学。这样，这个孩子在停了半年学以后，也去上学了，但同时得帮着生产队干点活。我种了几亩棉花，因为没有肥料，我就下力气除草、松土，棉花也长得很好，解决了生产队里的棉纱、棉被等。由于我和群众的关系很好，群众都称我为“棉花师傅”。后来，所有人都分配工作了，有海外关系的也好，杀、管、关的也好，就是我没有被分配，原因是当时苏钢同志还没有解放。因此，我到长沙探听过原因，但不能讲是去探听的。当时有人讲，说苏钢同志的工作日记本上有一句话是反对毛主席的，所以，他不能解放。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当时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讲的一句话，苏钢同志在记录时写在旁边，他没有标出来，被造反派抓住了，所以苏钢的问题就是解决不了。
1969年初到1972年夏，我在资兴县深山老林中劳动时，几个孩子每年都去看我一至三次，南北相距上千华里的火车，还要坐两三个小时的汽车，才能到瑶岗仙钨矿住下，第二天再走75华里的山路。这一段有运木材的路，如果有车运木材，在瑶岗仙矿托人说说情，可以搭车到我这里。有一次我儿子偷着背上十筒罐头给我送来。
苏钢同志在草市“五七”干校（原中科委种桔基地）被管制劳动时，儿子每年利用除夕的晚上坐火车去看他，到初一早上才到了目的地，在有人监视的情况下，陪他呆一天，到晚上再坐车返回去。
我们的孩子们都很孝敬我们，到现在都是如此。
黄草坪公社方圆有几十里，我刚去时，每个星期黄草坪赶场，就有很多男男女女的老百姓来到高坡生产队，去看湖南省最大的“走资派”的老婆。我住的屋子里里外外都是人，他们光看不说话，我对他们很客气，经过一段时间也就烟消云散了。开始我的思想压力很大，后来也就不当回事了。
直到1972年8月，苏钢同志才被解除在“五七”干校的劳动。他在那里劳动也十分艰苦。
“文革”开始后，我和苏钢同志都被停发了工资，全家每人才15元的生活费，我那时上有母亲，下有小孩。后来，他们看到我十分困难，就发给我全工资（我是十三级）。苏钢同志是25元的生活费，每月还得订报纸，还要吃饭。他被关起来了之后，外面的情况一点也不清楚。毛主席有一次视察江南时说：给他们发全工资吧，以后苏钢同志的工资才补发了。他就每个月交100元的党费，可是连个纸条也没有得到，到现在也不知道钱是谁收了。当时我的老二孩子因为胳膊又犯病了，老是受气，孩子就去找她父亲。苏钢同志就去找管理干部，希望能够解决两百元钱，给孩子治病，但却一个钱也没有解决。当时孩子跟我讲，我就说，咱们过苦日子时都过来了，咱们将就过吧。“文革”当中，我们家可以说是非常艰苦。过去土改时，地主被扫地出门后，地主的家人还能在一起。而我们在“文革”的遭遇却还不如过去的地主。我们一家人有四年多的时间是各奔东西，我和苏钢同志就有4年没有见过面。
从1966年到1972年，我们被管制了有4年多的时间，在这4年多当中，可以说是一言难尽呀。
“文革”期间，我们精神上的打击、经济上的困难，一天到晚劳动12个小时，确实叫人难以忍受。尽管如此，“文革”中所受的磨难还是锻炼了我，使人更加坚强了。我坚信，没有吃不了的苦，也没有受不了的罪，同时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现在，我和当地群众的关系都还很好，群众们还叫我回去看看。
在我这一生中，我对苏钢同志的工作一直是支持的态度。他从来对自己的家人要求很严格。记得他在当县委书记时，有一次要增选县委委员，当时有两人被提出来：一个就是我，因为我从能力上、工作上、资格上都比另外一个人强得多；另一个是当时县长的爱人。在这种情况下，苏钢同志坚决同意提县长的爱人。这件事我当时不知道，是一些区委书记后来当着我的面对他提意见时，我才知道这件事。对此，我原谅他，我支持他的工作，让他放手干工作。
到了贵州后，有些同志不理解，说苏钢同志到贵州来是华国锋的人，并指责他对“包产到户”有意见。后来，还是胡耀邦同志主持公道，说“‘包产到户’最初还是苏钢提的意见，他是积极分子，当时是在试验中，是中央不让他们试验的，他是被华国锋整的人，不是华国锋的人。”这样之后，才把问题弄清楚。
1962年，胡耀邦同志被下放到湖南省湘潭地区担任第一书记，华国锋担任第二书记。以前在胡耀邦同志手下工作的梁步庭同志（后来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到浏阳县担任县委书记。当时在浏阳县试验“包产到户”（当时叫产量责任制），实行生产责任制，以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后来邓小平同志讲到这件事情，说这个东西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毛主席对此也讲了，说不要搞了。所以，浏阳的试验停止了。胡耀邦同志的讲话把这个问题澄清了，苏钢同志才在党的“十二大”上被选上中央委员。
苏钢同志在几十年的革命工作中，对党没有一点怨言。他面对不白之冤，从来没有说过对党不满的话。他对自己的家人要求很严格，没有给我们自己的孩子们递过一张条子，打过一次招呼。
我从1937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直到1983年4月在湖南省教育厅的工作岗位上退休，是一辈子为党工作的。现在我们的家庭是个和睦的家庭，孩子们都很孝敬我们，我和苏钢同志现在过着平静幸福的晚年生活。
苏老的夫人孟叶鸣同志在讲述中，充满着对相濡以沫几十年的苏老的深情，为了苏老的工作，为了家庭，苏老的夫人作出了极大的牺牲，她既要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又要照顾上有老。下有小的大家庭，任务是极其繁重的，尤其是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和“文革”当中。然而，她却是毫无怨言，对苏老的工作是全力地支持，无私地奉献，我们深深地被感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