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西抗日根据地，在碧波千顷的微山湖西岸，苏、鲁、豫大平原上。共产党领导的湖西区的抗日军民，战斗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直接威胁着敌、伪的徐、汴、津浦，陇海等交通线，牵制着大量南侵的敌人，使这里成为坚持敌后抗日的我八路军东进山东，南出华中，西接太行和延安等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通道。
一九四四年秋，为了迎接抗战胜利的早日到来，湖西区的抗日军民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蚕食”、反封锁的秋季战役。经过几天的大、小战斗，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把根据地周围的敌据点、碉堡大部拔除了。但是，在我军通往鲁西和后方的通道上，还有一个敌据点，就是“七路”盘据的巢穴——插花楼。它经常对我根据地进行骚扰破坏，已成为我军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
插花楼在单县西北万福河畔，过去是地主的土围子。国民党第七路军时锡九残部，在单县日寇和汉奸司令黑杂九（陈万福的诨号）部护庇之下，依仗着围寨坚固，地势开阔，易守难攻等有利条件，长期盘据在这里，和单县西南白杨庄“七路”保安第七旅陈伯扬部相互勾结，各霸一方。他们自一九三九年投敌后，打起了“曲线救国”的旗号，顽固地奉行蒋介石及共卖国的政策。时锡九被封为“山东省第十一战区督察专员兼国民党挺进军第二十九纵队司令”。
时锡九这个地头蛇，是时门楼人，是单县大地主八大家豢养的看家鹰犬，经常对我根据地进行袭击；到我边沿地区抓丁、派款、抓粮户（绑票）。把被抓去的抗日军民、地方干部用铡刀铡，名日：“放水”，活埋人叫“放大花”，即把活人埋到颈部，使血液凝结在头部，用杠子打碎脑壳，使脑血横飞；脚朝天活埋叫“栽电杆”。其残害人的刑法五花八门，耸人听闻。对这一伙穷凶极恶的匪徒，群众早已恨之入骨。
一天，我接到分区参谋处调我到分区接受紧急任务的通知之后，骑上自行车，晚上九点多赶到分区驻地。这时，匡斌司令员和李铮参谋长正在煤油灯下办公。一见面，李参谋长就和我握手；一号首长拍了拍我的头，把我按在长凳子上坐下，一连串地问：“吃饭了没有？累不累？怎么来的？”我向首长一一作了回答。然后，端起首长给我倒的一缸水“咕嘟”一饮而尽。这才坐下来等待首长布置任务。
匡司令员象往常布置作战任务一样，把一张分区形势图铺在长桌上的煤油灯下，操着湖南口音说：“小于同志，今天我们找你来，有一个重要任务想让你去完成——准备派你去进行侦察绘图，以便……”说着在地图上作了个“一锅端”的手势。
这时，我马上站起来表态：“报告首长，保证完成任务！”
其实到哪里去，完成一项什么任务，我还没弄清楚。
两位领导被我这样的举动给逗笑了。匡司令员收住笑容，严肃地说：“小鬼！你的决心和勇敢是好的，不过，这次和过去派你进城不同。这次任务时间紧，困难多，在思想上要有充分准备。同时，要绝对保密。”我看到首长态度这样严肃，不好再乱发表意见了。
匡司令员接着说：“要去的地方不同于县城，没有一个老百姓，没有可靠的‘关系’，不便于化装掩护，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你去是有一定风险的。”说到这里，首长似乎感到为难。他离开桌子在室内走来走去，边走边说：“我们曾经想用捉‘舌头’的办法，把敌人的兵力布置、工事构筑搞清楚，但是，那样会过早地惊动敌人，暴露我们的军事意图，增加部队攻坚的困难。”
李参谋长说：“小于同志，要你去的据点是插花楼。我们考虑到你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条件：你曾多次到敌人内部侦察绘图，年纪小，个子矮，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问题是如何混进去，又如何出来。我们曾设想几个方案都不妥当，最后，决定把你送进去当兵。”
“要我去当‘七路”?！
“对！只有当兵才能混得进去。要假兵真当，不要引起敌人的怀疑，完成任务后要设法跑回来。”
匡司令员坐下来，接着说：“万一你出不来，把情报和草图交给送你去的人带出来，等我们部队打进去后，再接你出来。”
李参谋长说：“负责送你去的人是自己人，十分可靠。他的文化较低，要求你把敌人工事构筑、兵力布置、火力配备用代号画个草图交给他带出来，其他情况由他回来口头汇报。”
匡司令员紧接着问我：“小于同志，你看完成这个任务有困难吗？你有什么想法和要求也可以谈谈嘛！另外你家在什么地方，还有什么人，万一……”
我没等首长说完，马上说：“报告首长，我的家离这里较远，目前还是敌占区。我当八路军的事还不能让家乡的人知道，因为敌人对抗日家属是经常残害的，他们抓家属说是剥‘八路皮’。”
“噢!那你就谈谈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匡司令员再一次征求我的意见。
“报告首长，五号首长上侦察课时，对我们讲过：在侦察员的字典上就没有‘怕’字。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为了减少部队的伤亡，侦察人员以极小的代价，换来更大的胜利。我就是牺牲了也要完成这次任务。”
“不！小于同志，你的决心是可贵的，但是，牺牲了怎么完成任务呢?万一出了差错，只要你不暴露身份，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营救你的。”
我思考了一下，鼓起勇气站起来，说：“报告首长，我决心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接受党对我的考验。不过……我有个要求。”说到这里脸“刷”一下红到了脖子。
“小鬼!有什么要求就只管讲嘛！”匡司令员眯着一双眼笑着问道。
“报告首长！”我结结巴巴地说，“虽然我刚满十六岁，年龄和表现还不够入党条件，但我早有这个要求。万一牺牲了，要求追认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匡司令员立即站起来，隔着长桌子拉住我的双手，郑重地说：“小于同志，好！我代表分区党委正式接受你的入党申请。”李参谋长也站起来紧握着我的右手说：“我完全同意。完成任务后，我们给你记功。”
两位老首长对我的答复，真象一股巨大的暖流，温暖了我的心。我控制不住感情，泪珠从脸上滚了下来。是啊，一个革命战士最高的荣誉是什么呢？奠过于是党和人民的信任了。我从一个穷苦无知的孩子成长为八路军战士，全都是党教育培养的结果。现在，分区首长又答应了我申请入党的要求，使我多么激动啊！
我急忙问：“什么时候走？完成任务的时间要求？”匡司令员说：_力争在十天内进入插花楼，争取一个月内完成任务。战前准备工作，要在结冰前完成。当然，你能提前完成任务更好罗！有关具体的准备工作，明天由参谋处再同你详细研究研究!”
夜深了，警卫员小胖张端来一瓦盆绿豆面条和一盘咸菜，我和一号、五号首长、小胖张四个人吃完夜餐，就回侦察股休息去了。
第二天张股长、王参谋和我商量了一天，分析了“七路”内部的情况，规定了注意事项、暗号、绘图代号、方法，还把应带的经费等作了具体商量，并决定由王参谋带几个侦察员护送我，在当天晚上半夜出发。
四辆自行车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响，在星光闪烁的夜幕中飞奔……。我们赶到黄扬庄已下半夜了。在村头打谷场上碰见一个看场老头，一问正好是我们要找的黄扬庄的村长黄锡山同志。他说：“区里李区长已先到了，正在看场的小屋里等着你们。”为了不惊动村里的人，喊醒李区长，就在场屋里点上油灯，由跟来的侦察员担任警戒，我们四人便在屋里开会。会议决定：由我冒充黄锡山同志二姨妹的二孩子，改名叫王维喜。据黄大爷说，他二姨妹家住王楼，二孩子和我的年龄、长相、个头差不多。王楼原来也修了炮楼，过去隔着封锁沟，穷亲戚已几年没来往了，黄扬庄的人也不会记得那么清楚了。我先在黄扬庄熟悉一天，然后，由“姨父”带我去王楼认识一下“家”里的老少，熟悉情况。
我新认的“姨父”黄锡山，是个巴实的庄稼人。他手上的老茧、额上的绉纹是他辛勤劳动的最好记录。在我军和敌伪顽“拉锯”的情况下，全村人一直推他当村长，老百姓就少受点敌人的危害。实际上，他早已是村里秘密党支部的书记了。他为人忠厚、正直，虽没读过多少书，却善子思考问题，应付敌人，很有一套办法。他曾去过插花楼两三次，但．都没能进寨里去看过。他对完成这次任务充满信心，他对去的办法，可能发生的问题，都分析得非常透彻。要不是王参谋个别向我介绍，真看不出他是抗战初期入党的老党员。这时，鸡己叫第三遍了。为了保密，李区长和王参谋、侦察员们都在天明前分头走了。
黄锡山同志在“七路”中有个堂侄，叫黄伯岑，是时锡九的旧部，跟时闯江湖、打头阵，立过“汗马功劳”，从副官升到少校特务营长。黄伯岑当过土匪，无恶不作。去年，看见一个农村姑娘长得俊俏，就派兵抢去当了他的三姨太太，把“公馆”安在离插花楼不远的小王庄上。黄锡山同志几次去插花楼都住在小王庄，没能混进寨去。这次正好“三姨太太”生了个男孩，按这里的风俗生小孩兴送“粥米',(礼物)。送“粥米”和送“兵”就成了我们去插花楼的借口。我在“姨父”家住了三天。他家地少人多，当村长又没有什么待遇，虽然大秋作物已收到家，仍然缺吃少烧。红芋是主食，高粱捶一点吃一点。我“姨”对我很好，总怕我吃不饱，蒸红芋的锅里总单独给我做两个高梁饼子，自然我也是姨长姨短地叫得很亲热，并帮她儆点菜园里的活几。村庄上大人小孩真把我当王楼的二老表了。“姨父”又带我去王楼住了一天，目的是熟悉一下“家”里的情况。当然，对王楼“家”里的人，只说我是八路军部队上“插”下来的病号，认个“家”便于应付敌人“扫荡”。因为，这种“插”下来是掩护伤病员常用的办法。
为了让黄锡山同志安排一下家中的生活，准备给黄伯岑送的礼物，还给我找了几件化装用的破衣服。我把分区给我的活动经费八十元(法币)留下二十元备用，把六十元交给黄锡山同志去安排。临走那天到集上买了一大篮子送“粥米”的礼物，买了一副银项圈，红糖、糯米各两斤，用红纸包成四包，红鸡蛋五十个以及挂面等。然后，把礼物分成两个篮子，用蓝印花包皮扎好，上边贴上两张红纸，找了根棍子，准备由我挑着。
那天上午，我“姨”特意借来一斤白面，做了几张烙饼，杀了一只小公鸡，煮了四个咸鸭蛋，为我爷儿俩进行。这些东西我怎能吃得下呢，郝分给小弟弟，小妹妹吃了。临走时，我“姨父”身穿蓝粗布旧大褂，把他离不了的烟袋烟包、打火用的火镰、火石、火纸筒等缠了缠，插在腰间，肩上背一个“鞘马子”（农民用的帆布背褡子），上边印有“黄记积善堂”几个字，内装红辣椒、大蒜和一把烤烟叶。我穿了一件破蓝粗布小夹袄，紫花布裤子（土黄色）已补了好几处，一双布鞋已露出了脚指头，破草帽已断了边。挑上这担“礼物”，一老一少完全象父子二人走亲戚的样子。走时，我“大姨”把我们二人送到村口，边走边嘱咐我“姨父”说：“二孩子小，你多照应他。你爷俩早去早回，别耽搁，叫家里人担心。”
我安慰她说：“姨！你回去吧，回来再看望你！”我们走了很远了，我回头看时，我“姨”还在村头柳树旁，拉起大襟擦眼泪，这和四年多前，母亲送我参加八路军时的情景多么一样啊！
过金单公路时，炮楼上的汉奸队都认得我“姨父”，站岗的还和他打招呼：“黄村长，过沟西去走亲戚?楼上喝茶吧!”、“您辛苦啦？不啦!回来再坐吧。” -过了封锁线就进入“七路”的控制区了。这里和根据地有着明显的不同，到处是断壁残垣，光秃秃的树桩，村庄重多是老弱妇女，看不见青壮年；地里的高粱穗子早已收割来吃了，只留下光秃秃的高粱秆子在秋风中摇晃着，到处是一片荒凉的景象。
我俩急于赶路，很少说话。后来，离村庄远了，“姨父”。竟有板有眼地唱起“梆子腔”来：“……磨坏了多少鞍和镫，铁甲穿破多少套。我五十三岁又率领三军哪！……”
“姨父！真看不出你还有这两下。这是《穆桂英挂帅》，吧？”
“哈！哈！二孩子，我扛了这半辈子锄头把子，没别的爱好，就是喜欢听个梆子戏。等抗战胜利了，咱爷儿俩到济南府去，听他三天梆子戏，那比请我到单县城里喝上三碗有名的羊肉汤，还要过瘾哩！”
“姨父！你放心，咱总能盼到那一天！抗战胜利了，我请你坐包厢，看个够！”“那中！那中!”不久，我俩来到一座松柏参天的古庙前，准备休息一会儿再走。
我放下担子，坐在庙门前的石台上，“姨父”也拿出烟袋打火吸烟。这时，从庙门里窜出五个兵来，灰军衣，军帽上是国民党的帽徽，蓝臂章上有“七路”两个字。他们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对着我俩的胸口：“干什么的？检查！” 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使我心中有点紧张。我一看“姨父”照样抽他的烟，好象没看见他们一样，我也沉着起来一言不发。“喂！老家伙，你是干啥的?快说！”
我“姨父”把烟袋往石狮子腿上一磕，慢声慢气地说：“干什么的，不都在这里吗？你没长眼睛吗？”
“嗬！我×他马马（当地人骂姑姑的口语），老家伙嘴巴怪硬的，一定不是好人，先捆起来再说。一定是八路的探子！”一个班长模样的人骂着走到篮子旁边来。
“老百姓只知道种地、纳粮、交税，管不了你们什么七路、八路、九路的那么多。你们都有路，就是老百姓没有路！我这大把年纪，当官的也不能骂人。”
“老子还要揍人呢，拿绳子来！”
我“姨父，，坐在那里纹丝不动，用烟袋揞肴他们说：“嘿！嘿!我看你哪个敢？”
“别管他嘴多硬！天王老子也得检查！”那个七路班长，把我的两个篮子上的花包皮撕开；“嗬！老子早饿了，今天总算没白来，还有人给送慰劳的哩!”说着抓了三个红鸡蛋、两把油馓子就想往嘴里塞。
“姨父”火了，一下跳到那个班长面前，大吼一声：“放下，这东西好吃不好吐!快给我放下！”这一吼，把几个“七路”真吓住了。那个班长把红鸡蛋往篮子里一摔，上来要抓我“姨父”。这时，“姨父”从怀中掏出一张纸来，说：“拿去看看，你不认得招牌也摸摸字儿，敢到这里来的有几个是凡人?”那个班长接过“护照” 一看，态度马上变了，事先我不知道有这样一张“护身符”，远远地瞄了瞄，“护照”是石印的，上面有国民党的国旗和党旗，蒋介石的秃头像。内容没看清，只看见有“黄伯岑”三个草书大字和长方形鲜红的官防。
那个“七路”的班长满面陪笑，双手把“护照”交还“姨父”说：“对不起！这是误会，弟兄们不认得你是黄营长的老太爷！见了黄营长还请你老人家美言几句。”他回头对几个当兵的说：“看什么?还不快把篮子盖好！”回头又对我俩说：“对不起！对不起！小的有公事到那边去转转，后会有期。”他又对几个兵说：“走”一窝蜂地背着枪走了。
太阳已经偏西了，我们走了约有七八里路，万福河堤已近了。隔河望去，插花楼的几个碉堡象几个高大的烟囱上戴着个尖草帽。爬上千枯的万福河，插花楼便呈现在眼前。围寨周围层层的铁丝网和鹿砦，使插花楼看上去活象一个大刺猬。
我放慢了步子，仔细观察插花楼周围的地形，并把它默记在心里。不远处一群野狗正在撕咬着什么，两只老鹰在空中盘旋着。
“这是最近才被‘七路’活埋的一个同志。他原来是咱们芳桂区中队的指导员，听说还是你的小老乡。”我听了，心中一惊：“是不是叫张恒敬！?”
“你怎么认得他？”听他这么一说，张恒敬同志的形象，立刻出现在我的眼前。他是沛县张双楼人，一九三九年春参加革命，在宣传队当队员。他高个子，粗壮的身体，对人热情诚实，是有名的大力士。行军时他背枪、背包、还背大幕，经常帮助女同志和我们小同志挑背包。后来，当了芳桂区中队的指导员。听黄锡山同志讲：他在一个月前，带领芳桂区中队为完成对插花楼的武装侦察任务，遭叛徒原区刘中队副暗算，被绑架到插花楼的。姓刘的带着几个人投“七路”后，在特务营当了个连附。我和张恒敬同志有几年没见面了，想不到抗战快要胜利了，他却死在叛徒之手。见此情景，我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只默默念着：“恒敬同志，为你报仇的日子不远了。”
黄锡山同志看我默默不语，他有点后悔地说：“本来不打算告诉你这件事，可是姓刘的叛徒在特务营二连，他认得你吧？”
我摇摇头。“记不准了，也许认不得我。”
“如果认出你，那就糟了!进去后，你少到二连去，最好别和那个姓刘的打照面。”
“我好几年没到西边来了，姓刘的就是见到过我也记不清楚了。进去后，你先偷偷指给我看看，我好防备着点。”
“中！那个姓张的是个好同志，死得可有骨气啦!‘七路，什么刑罚都用了，压杠子、灌辣椒水，没问出八路军一点情况！”
“‘姨父”，这回咱们队伍打进来，我先把那个姓刘的收拾了，给老张同志报仇！”
“注意！游动哨奔咱这边来啦，我来应付，你别说话。”我会意地点了点头。
“干什么的？过来，过来！”几个人端着枪走过来。
“嘿!你们不认得我啦？我是黄营长的叔叔!咱家添了个孙子，我来…” 说着，指了指我挑的篮子，又指了指河边上的小王庄，“送东西到太太那里去。”
“嘿！嘿！是这样……”“姨父”说着凑上前去，对着领头那个家伙的耳朵，用手做了个喇叭叨咕，那个家伙好象了解了什么机密大事一样，回头对那两个兵说：“找营长有重要公事的。”又回头对我俩说：“你们去吧！寨门口值班的要问，就说我们检查过啦!”说完，他们三人向河边走去了。
我爷俩来到寨门口，两道吊桥仍是高高拉起。我俩在铁丝网外放下东西，“姨父”拿着烟袋对着寨门楼喊：“喂！哪个值班？请往里传，就说黄营长的叔叔来了，请打个电话给他。”这时，寨门楼下出来一个懒洋洋打着呵欠的兵说：“好啦！电话摇过去啦!”
我们二人蹲在寨门外等了几袋烟的工夫，寨门楼上才出现一个勤务兵模样的人，手里拿着一张白纸，摇了摇说：“喂！放吊桥吧，请黄营长的家属进来！”
这时，从寨门楼下出来几个站岗的，其中一个对着寨门楼上的勤务兵骂骂咧咧地说：“你他妈的别叫化子吃酸楂——穷开味啦！老子不见出入证就是不放桥。你是营长的护兵也不能咬我的××!”
“给你!”勤务兵把出入证包上小石头从上边甩下来，这几个人拾起来看了看，才懒洋洋地把吊桥放下来。我们走过吊桥后，勤务兵接过我的担子，把我们接到营部里。正是开晚饭的时候，勤务兵从小伙房端来自馒头和几样菜。我俩走了一天也真饿了，狼吞虎咽地吃了个精光。从副官和勤务兵口里得知：营长骑马进城玩去了，三天内还不一定能回来。晚上，我俩被安排在特务长（司务长）房里睡觉（他圆家去了）。我二人在司务长床头搭了个临时草铺，头上枕着半袋子小米，每人盖着件破军大衣。我一整天奔波，双肩疼痛得厉害，再加初进敌营，怎能睡得着呢？好不容易才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姨父”一夜没睡，坐在铺上一袋接一袋地抽烟；他在为我的安全和如何顺利完成这次侦察任务操心啊！
天刚亮，我俩爬起来，侦察了一下周围环境，便小声、简短地商量一下，力争在营长没回来之前，三天内完成任务。万一他不收下我当兵，；把我=人赶到小王庄去住，就进不来了。
但是，三天完成任务是有困难的，特别是敌人地道暗堡的情况很难摸清楚。于是我俩作了分工，准备分头进行。一大早，冯司务长回来了。当他知道我们是营长的亲属，自然也不敢怠慢。此人三十多岁，家中是个小地主，本人是个高中生，会写、会算。因为家离寨子很近，为保住家产不被“七路，，糟害，投到黄伯岑名下，当了个少尉特务长。从谈吐中了解到他还有点民族自尊心。虽然，他对八路军的情况很乐意打听，但为了怕他“反侦察”，“姨父”只谈点似是而非的传闻。谈话中，他忽然指着窗外操场中旗杆上加了黄边的青天白日旗说：“大叔，不瞒你老人家说，我们是个啥队伍？又喊抗日又请日本人来作客！”他又指着内小寨时锡九住的地方说：“我看中国要败坏在这些龟孙手里了！”我“姨父”装着听不懂：“冯特务长，莫谈国事，这年头只要能混饱肚子就好！咱庄户人家，不管是南军、北军，谁来了就应付谁。这几年老百姓可遭罪啦！你看这孩子的爹娘阉关东去啦，没法子我只好把他送到这里来，要伯岑给朴个名，混碗饱饭吃，找个生路。”
冯司务长一看黄锡山岔开话题，便转过来问我：“你多大啦?识字吧？”
“俺十五岁啦，上了一年私塾，在家就只会放羊。”“要是会写字就好啦，帮我记个帐，跑跑腿。”
“姨父”马上接着说：“这个孩子还机灵，写得不好可跟特务长学嘛l他要能跟特务长当个差，那算烧了高香啦！天这么凉啦，孩子还穿着单衣，连换洗的衣裳都没有。”
“这好办，咱管这个，这里就有两捆嘛。”他指了指屋里的两捆旧军装，“你们打开挑套把好的先穿着，等营长回来补上名字，我再发新的。你爷俩冷了，这里的大衣随便穿。”“二孩子，还不谢谢特务长!”
我马上站起来给特务长行个一鞠躬。
“不啦!不啦！"说着，他拉出来一捆好一点的，“你打开挑一挑，试试看。”
我爷俩挑来挑去，裤子好办，长了可以卷上裤腿，就是上衣都超过了膝盖，穿在身上象件小大衣，冯特务长看了直笑。后来，他想了个办法，从墙上拿了根皮带帮我扎上，又找了个大得把眉眼都盖上了的军帽给我带上。虽然，没有帽徽、胸章，这一身“七路皮”，就算混到身上了，这就为我在寨里的活动带来了有利条件。自然我给特务长扫地、倒水，端饭、打水，侍候得更用心了。
寨里的规矩很严，当兵的不准乱窜，唯有传令兵、勤务兵有一定的自由。“姨父”只能在营部、伙房里走动，利用攀亲戚、拉同乡等办法和他们摆谈。我要走出营部的门，就能到传令班去活动，找个引路人。我选择了营部接我们进寨的那个勤务兵（他姓蔡，因为长得矮胖，别人给起了个外号叫“菜墩”）。我在他面前“墩哥长墩哥短”地喊得很亲热。可他有点欺生，营部的重活都让我帮他干，我当然很乐意，于是很快和他混熟了。这天晚上，他领我到营部门口的传令班里去玩。五、六个正在铺上赌博的传令兵看见我和“菜墩”来了，忙把骰子和碗藏到被子底下，都躺下不说话了。
“怕什么!我又不打小报告、出卖朋友。当官的到城里又赌又嫖，咱们搞点小玩意儿怕啥!我来一个。这是营长的表弟，新来的弟兄，他也会赌的。”
我假装说：“俺不来。俺看您来，俺没有钱!”
菜墩说：“别听他的。他刚才给我说他会的，他刚卖了羊。怕什么，玩小一点嘛!”
这几个传令兵一听说我有钱，便一窝蜂拥上来拉我，这个喊“小老弟”，那个叫“小老表”，把我推到铺中间，把碗和骰子交给了我，要我坐庄。我只好说：“下小点，多了我赔不起。”喊了声“四、五、六”把骰子丢在碗里。开始我输了一阵，后来又赢了钱。快吹熄灯号了，再赢多了，怕他们恼火，我把碗一扣：“不来啦，不来啦！不管谁输谁赢，咱们初次见面，交个朋友，这钱今晚上打‘平伙’，我当东道。”说着，为了表示义气，我又从腰里掏出一张一元的票子，加上刚才赢的钱，约有三、四块钱，顺手摘下墙上挂的“公文包”，把钱往里一装说：“墩哥！这事交给你办。走，咱们到军人社去买东西。”
“好!”这伙人高兴极了，一齐下铺拿着缸子和碗一窝蜂拥向大操场。操场对面的“军人社”是官办的商店，卖有烟、洒、糖、日用品之类的东西，晚上还卖烧鸡、油条、麻花点心等，但价钱很贵。小兵一般是买不起的。虽然已熄灯了，这里的生意兴隆，来买吃食的人多半是勤务兵，为当官的打麻将办夜宵。我们钱不多，只能打点酒，买点当官的不吃的鸡杂、鸡爪、羊杂碎等便宜货。回到传令班打开荷叶包，放在铺中间，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这一着真灵，从此传令班就成了我的“家”。我和他们打得火热，亲热得象老朋友一样，连他们送“公事”，传“口令”，也要我跟着去。我乘机用目测、步量等方法把围寨的长、宽、地形等基本情况逐步“绘”在脑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