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来的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
在去年徐州失守，山东全部沦为敌人后方，当时表现出两个不同的特点：一方面是山东各地游击战争广泛地发展，而游击队却无人领导，行政开始恢复，民众抗日情绪开始高涨，要求组织武装与领导，却无人负责；另一方面是千百万热血青年、知识分子——愿意为民族而牺牲一切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怀着满腔的热忱，想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领导游击战争，为保卫祖国而流最后的一滴血，然而他们却缺少最低限度的军事、政治以及动员民众所必要的常识。在敌人后方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配合前线的战争，牵制敌人，阻止敌人前进；动员组织与武装千百万的民众，创造山东抗日根据地，变敌人后方为前线，支持长期抗战。这个伟大任务的完成，是有赖于动员与吸收广大的抗日青年，给他们以各种政治军事民运的方针与方法的基本训练，使他们能了解应走的方向，掌握住工作的方针与方法，然后把他们分配到各部队、各地区，为实行他们抗日救国的热忱与目的，发挥他们的伟大作用。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创办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的动机和目的。招生简章发出不久，学生到了200多名，他们大部分是中等学校以上的青年学生。七七事变一周年纪念的前几天，第一期开始上课了。因为我们当时的物质条件异常困难，所以他们的生活完全和部队一样，只有每日每人多发两分莱钱，这就算对学生的优待了。可是有时因为行军的关系，他们往往有一天都吃不到一顿饱饭，还要走几十里路，然而他们却一点也不觉得痛苦。我们的目的是要在最短期间内，培养大批能够实际工作的干部，因此，在我们的课程上，就没有高深的理论，只有以下的几样：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抗日游击战争。三、抗日游击战区中的各种基本政策。四、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五、民众运动。六、军事学术科。而学习期限呢，也只有一个月。
因为我们当时不能抽调大批干部来专门办学校，所以只有两个同志负责学校的工作，上至教务处、总务处的主任都是由学生自己来担任。教课的人，也都是负责重要工作同志兼任的，所以在性质上分成了政治、军事、民运3个不同的队，而往往要合班讲授，课程内容还是大同小异的。
因为第一期是创办，而又始终处在战争的环境里，结果，实际上课还不到4个礼拜，就在八一三纪念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熔炉就锻炼出了第一批“铁”。
他们通过了异常危险的地带，回到各个不同的地域与部队，担任他们神圣的任务。
由于第一期毕业学生，把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的福音传到了各个地方，于是大批的抗日青年，都拥到这里来了。第二期我们本来准备只收400个学生，结果却意外地到了600多人。这就给了我们许多的困难，程度高低不一致，不得不采取分班的办法；然而教员缺乏，又不得不合班上课；给养与经费的困难，又常使我们吃不饱；学生们3个人才能得到一份讲义。虽然由第一期毕业学生中间，留下一部分做学校的职员，然而由于人数的增多，仍需要从学校中提拔一些不脱产学习的同志来担任职务。
第二期的期限是延长了——军事队3个月，其他各队都定一个半月——然而需要干部的迫切，逼得我们仍然不得不在只上4个礼拜（军事队上3个月）的课程后，就把这600多位英雄好汉送到各个战场上去了。
去年11月初，第三期又开课了。这期只收了400个学生，期限仍和第二期一样。一般她说，这一期有了很大的进步。一方面是由于学校里的教员与职员，我们调了一批干部来负专责，物质条件也改善了一些；另一方面由于我们接受了过去第一、第二期的经验与教训，运用到第三期的工作中来；再加上新添了一批新从抗大毕业的同志到学校来工作，带来了抗大的新作风。所以第三期的成绩是比较使人满意的。
我们学校的组织，是完全军事化的，按照学生的性质分成9个中队（军事队、民运队、青年队、妇女队……等）。中队有中队长、教导员，最初是同学来担任，后来逐渐由留校的学生来担任。中队之下有2个到4个分队，分队有分队长。每一个分队有3个班，班有班长及学习组长，10至12人为一班，同时在学习上是一个学习小组。全校为一个大队，这是自卫队的组织，担任学校的警戒及其他工作。学生自己的组织，每队有一个救亡室，全校有一个俱乐部。
在救亡室领导之下的，有体育、文化、娱乐等各种的课外活动。救亡室负责人全是由学生选举的。此外还有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青年组织，这一个青年团体，在学生与生活上起了伟大先锋的模范作用。
每天学校里生活是紧张的，活泼的，从早到晚，他们总是在忙碌着。自习的时间，他们就在看讲义，抄笔记，从来没有一个人肯把这一个钟头的时间让它白白地过去。即使在中午或其他短短的休息时间，你仍然可以看到不是躲在屋子里补笔记，就是三三五五地散在墙根或操场里，在那里热烈地讨论他们课内课外的问题。往往会因对一个很小的意见不同而争执不下，可是一听到上课或集合的号音时，却又很迅速地停止了他们的讨论而集合去了。晚饭后的两小时，是自由活动的时间，在救亡室领导之下的各种活动，都动员起来。因为物质条件的限制，他们的活动，就限于在贫弱的物质基础上去创造。打球、跳高、跳远是常见的，集体游戏，他们也开始创造了。歌咏队在不住声地练习，差不多两天就学一个新歌；青年、妇女、职工、军事、时事等研究会，由各种专门教员指导，在救亡室里活动着。你还可以看到在很僻静的寝室里和人不常到的炮楼里，各救亡室的剧团在很起劲地排演着新剧。
每天晚上有二至三个钟头的讨论会，讨论当天所讲授的功课。这种小组讨论，在我们学校里，是帮助学生学习、了解学生的接受程度与锻炼学生自动研究最有力的方法，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获得了伟大的成就。不过一方面因为修业期限太短，一方面因为大部分学生还缺乏基本的政治、军事常识，以致使我们不能将自动学习与自由研究的方式，提到应有的高度，而不得不一天还上5点钟的课。大部分的学生，对小组讨论的方式，在开始时是运用不来的，经过一星期的锻炼之后，就逐渐地热烈起来了。
学生程度不齐。这在教育计划的进行上是个很大的难关，从大学生到不识字的老粗，从久经疆场的老英雄到立正稍息不会的
老百姓。我们为了要缩短学生程度高低悬殊的差距，保证不降低也不提高我们的教育标准，我们采取了集体学习与互相帮助的学习方法。提出发扬先进的帮助落后的，落后的赶上先进的口号，在这一方面我们又获得了使人不敢相信的成绩。一部分文程度较低的学生不但提高了他的文化水平与接受能力，而且他们的政治认识也加强了。这是一般学校绝对办不到的。
我们的学校是统一战线的学校，因为我们学校里的学生，有的是各军队里派来的——从八路军到其他军队，从正规军到地方武装；有的是地方政府、动员机关、民众团体派来的。这里有大学生，有小学教员，也有不识字的老粗；有军官有士兵，有工人农民商人，有职员与学徒；有国民党共产党，也有道门会友，有男的有女的，有14岁的小孩，也有40多岁的老头儿；有太太小姐，女学生，也有农村的小脚婆娘。他们的身世地位职业虽然不同，然而他们的目的——学习一套打日本救中国的本领，却是一致的。就在这一点共同目标上，把他们统一起来了。
这种统一，不仅在形式上的统一，就是在生活上、学习上，也都处处表现出坚强的团结精神。同学相互之间，存在一种超越普通感情的革命友爱，那种热烈而坦白的相互批评与相互帮助的精神，贯穿了整个的学校。先进者自动帮助落后者学习，被子多的分给被子少的盖。师生之间也是这样，在课堂上为师生，下了课就在一个球场上打球、唱歌、演剧、谈天，全然没有丝毫的差别。在每次欢送毕业同学的会场上，你总可以看到即使是三四十岁的老同学也要讲几句话，来一套表演，表示热烈的敬勉和友情。
由于我们的经济条件与物质条件的限制，一般地说，学校的生活是相当苦的。严冬的天气，还要打开冰块到河里去洗脸，寝室的铺草是那么薄，有时人多了还要睡在凉席上。天已经很冷了，然而在秋天离开家，或是从军队中来的，仍然穿着一套单衣。吃不饱，喝不足，那更是极平常的事情，然而他们却从来没有觉得这是痛苦。他们为了学习，忘掉物质上的享受与生活上的安适。学校里的讲义，最初完全是由学生自己在课后动手来印的。他们不唯要整理内务，还要替老百姓扫街。在情况紧急的时候，学生白天要上课，夜里还要站岗放哨。敌人占领了蒙阴城，90个学生在当夜镇守黄草关。可是他们仍旧是非常愉快的，兴奋的，不愉快的面孔是不多见的。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与学习情绪是值得赞扬的。
青年多半进了干部学校，每天晚饭后有两个钟头的课外活动，每个星期六晚上都要开一次晚会，晚上有各队在救亡室准备的节目。你在很远的地方都可以听到他们唱歌与喊话的声音，即使是40多岁的中年学生也恢复了他的青年时代，也活泼了起来。学校的生活，并不是平静地过下去的。除了经常活动，他们还要发动许多竞赛，譬如学习竞赛、军事生活竞赛、晚会竞赛等等。优胜的就“坐飞机”，落伍的“背乌龟”。这种竞赛活动，每一个礼拜都有的，你要想过一个礼拜的安闲日子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对于学生的管理方法，是采取放任，是采取自发地与自觉地遵守纪律；自我批评是最有力量的武器。每当生活检讨会，他们都能勇敢地揭发自己的错误与指出别人的缺点，他们大部分对于自己的错误与缺点，都能虚心地接受与迅速地改正。对任何一个细小问题，他们都是不肯轻易地把它放过去的。在这个会议上，学生还可提出对学校改善的意见和批评教员讲授的内容与方法。生活检讨会已成为学校不断向前发展的推动机了。在这一方面，学校的生活又变得非常严肃了。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是我们学校的特点，也是我们的学校基本作风。
半年过去了，从我们的熔炉里锻炼出来1300个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怀着满腔的热血与无限的忠诚，抱定为民族而牺牲一切的决心，分别走上各个战场，担负着政治、军事、民运、妇女各方面的领导工作，有的已经与日本帝国主义作了无数英勇的斗争，有的还正准备杀上战场去！在过去这半年中间，我们时刻与困难斗争获得胜利而前进了，我们克服了客观环境给予我们的困难，补充了教职员，使学校能够独立起来了。逐渐改善了物质上的设备，提高了学生的生活，教员研究了教导的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情绪，充实了教员的材料与内容，试验了各种新的方法，学习与发扬新的经验与教训，运用到将来的工作中去。然而我们就没有缺点与困难了吗？缺点是有的，困难也仍然很多。时间短，使我们的工作不能取得更多的收获。然而山东战争的环境与干部缺乏的严重现象，不容许我们把期限延长，经济困难与物质条件的限制，往往妨害了学习与教育计划的进行。还有一些主观上的弱点依然不能克服，如物质上的设备太少，教材与参考书很缺乏，教育内容还欠充实，负责同志还缺少教育事业的经验等等。然而我们并不会因为这些困难就丧失了信心，就畏缩起来，这些困难是不足以阻止我们前进的。我们已经准备着在第四期的工作中克服这些困难，增加教员，变动各队课程，使各个不同的队更加专门化，特别是提高军事教育的比重，改编与充实教材的内容，使它更加与各种实际工作联系起来。在物质设备上，学生的生活及待遇上我们也力求改善，以增进学生学习的效率。
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山东的游击战争也展开了“讨伐”与反“讨伐”的艰苦时期。大批地培养各方面有用的干部，开展各部门的工作，以增强抗战力量，支持长期艰苦的山东游击战争，在今天比之过去任何时候，都还更加迫切与需要。我们的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毫无疑问的，与其他一切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一样，愿意担负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需要补充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学生来源问题。除了八路军各个支队抽调，各县动员保送的地方党员、青年学生外，还接收了一部分友军友党保送的下级军官及进步青年，如张里元、孟昭进部，都送人到干校学习。其他还有不少游击队也都送学员来干校学习，有的是公开派送的，有的是不公开派送的，凡是在干校受训练的，大多数回去都起了好的作用，推动了那个地方的进步。有的在那个部队伪化和反动时，拉出一部分来参加了我们的军队。因事隔四五十年，具体情况已记不清了。
第二个问题，是党的活动问题。当时为了团结一些中间分子，党还是不公开的。干校领导成立了一个总支，负责政治领导，省委、分局有什么指示，先在总支传达讨论。各中队、大队成立了支部。学员中原来的党员很少，发展党员是干校一个重要任务，譬如第一期在学员中发展党员到三分之二以上。诸城县只有一个学员，叫乔志一，就把他发展成党员，毕业时派他回去当县委书记，由他再发展党员，成立县委，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乔志一后被当做“托匪”肃了，现已平反）。新党员入党，开始并不填表，也没有候补期，只到学校东南角的炮楼里进行宣誓就行了。组织生活比较严格，每星期开一次小组会，大多在村外、河边秘密举行。只是上党课由政治处主任公开讲，全体学员都听，在讨论中发现要求入党的，个别发展。
孙陶林
1988年，是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建校50周年。可能是因为我担任过校长的缘故吧，半年前，筹备小组的同志来信约我写纪念文章。现在，他们又专程来到合肥，在约稿的同时，还送来了一份十分珍贵的礼品——当年在干校工作和学习的同志们撰写的回忆文稿。
我惊喜地接过文稿，亲切地阅读着，耳边似乎又回荡起那慷慨激昂的抗大校歌，眼前似乎又呈现出那如火如荼的斗争场面。1939年一二月份，我曾写过一篇短文，题目是《半年来的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在《大众日报》上发表，胶东《大众报》转载。这篇短文，比较全面地描绘了干校当时的风貌。只有学生的来源和党的活动两个问题，因当时环境关系，不便写出，现补充在后面，把它重新发表在纪念专辑上，借建校50周年之际奉献给老同事、老校友及广大读者。
“山东抗日军政干部的摇篮——孙陶林”刊登于《沂蒙烽火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