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下旬，根据徐州失守后我军准备向苏鲁豫皖边缘地区进军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郭洪涛仍任书记，我由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调边区省委任宣传部长。整个宣传部就我一个人。
山东省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又是连接华北与华中的枢纽，中央对山东的抗战工作一直是关心重视的，抗战爆发以来，中央曾多次派人，发指示指导山东工作。1938年初，中央就指示山东省委：省委的工作应以发动游击战争与建立游击区的根据地为中心，工作的重心地区应当放在鲁中。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成立后，讨论制定了《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并由中共中央审查同意。这个计划明确提出要在山东境内创建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鲁中抗日根据地、以淄博山区为依托的清河游击根据地、抱犊崮山区根据地、沿海根据地、以大泽山为中心的胶东根据地和津浦路西的梁山泊、微山湖根据地。根据地创建计划的提出是山东各级党组织贯彻中央战略决策，汲取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大胆开拓的结果。
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是省委的中心任务，当然也是宣传部门的中心任务，按照边区省委、中共山东分局的决策，起步、创业时期的宣传工作主要办了这么几件事：
创办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为什么要办这个学校？1939年1、2月份我写的一篇题为《半年来的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中，曾有这样一段叙述：“在去年徐州失守，山东全部沦为敌人后方，当时表现出两个不同的特点：一方面是山东各地游击战争广泛的发展，而游击队却无人领导。行政开始恢复，民众抗日情绪开始高涨，要求组织武装与领导，却无人负责；另一方面是千百万地热血青年，知识分子——愿意为民族而牺牲一切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怀着满腔的热诚，想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领导游击战争，为保卫祖国而流最后一滴血，然而他却缺少最低限度的军事、政治及动员民众所必要的常识。在敌人的后方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配合前线的战争，牵制敌人，阻止敌人前进；动员与组织千百万的民众，创造山东抗日根据地，变敌人后方为前线，支持长期抗战。这个伟大任务的完成，是有赖于动员与吸收广大的抗日青年，给他们以种种政治军事民运的方针与方法的基本训练，使他们能了解应走的方向，掌握住工作的方针与方法，然后把他们分配到各部队，各地区，为实行他们抗日救国的热忱与目的，发挥他们的伟大作用。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创办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的动机目的。”这所学校于1938年7月在蒙山前的鲍庄正式开办，我兼任学校校长，潘维周、刘建中主持日常校务，第一期是随省委行动的，校址很不固定，从第二期起，学校设在沂水县岸堤镇，习惯称学校为岸堤干校。自开学至1939年9月并入八路军第一纵队随营学校，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共办五期，培养出党务、政权、军事、民运等各方面急需的干部和骨干3000多名。这是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开办党校。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山东省委派大批干部分赴各地，恢复抗战前的党组织与党员的关系，同时在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动员群众抗战的过程中发展了大批党员。培养党的干部是当务之急。1938年9、10月间，边区省委党校在高湖东山的白佛寺开学。党校校长由省委书记郭洪涛兼，从军政干校调潘维周到党校任教务主任（亦说副校长）。各地党组织介绍到党校学习的学员多是党的基层干部和新发展的党员，也有县委书记和部队团营指挥员。第一期没有结业，边区省委由岸堤迁沂水县王庄，党校迁王庄以南四五公里的夏蔚镇；边区省委扩大为中共山东分局，党校随之改为山东分局党校。分局书记仍兼校长，陈明任副校长。分局非常重视党校办学工作，记得分局党校开学时，郭洪涛等分局及山东纵队指挥部的领导人都参加了开学典礼。党校有几位专职教员，但分局及各方面的负责人也常去讲课和去作专题报告，如郭洪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政委黎玉就讲过联共党史，山东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长刘子超讲过辩证法。党校学习的课程很有针对性，很实用，也照顾到各种不同的接受能力，主要课程有党的基础知识、联共党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中国革命运动史、统一战线、游击战等。
党校不是闭门上课，而是一边学理论，一边做实际工作，有时成立工作团在驻地县、区、乡帮助整顿建立党组织，帮助宣传发动群众．党校第五期开学时，分局布置在全省各级党组织中开展审查党员，巩固党组织的工作，党校学员就把学习与审查密切结合起来。党校学员每期学习1至3个月不等，主要依据客观形势决定。分局党校第二期将要结束，第三期将要开学时，日军1939年的夏季大“扫荡”就开始了，党校于是转入打游击，反“扫荡”。党校随分局机关由沂水县四区向二区转移，到达大诸葛一带。由于机关人数太多，行动不便，党校的人由副校长陈明带一部分去了滨海地区，其余人员由潘维周带着，脱离开分局机关，独立地在沂水二区、三区一带坚持反“扫荡”。反“扫荡”后期，分局布置抓创建抗日民主政权工作，党校组成工作团，在沂水县二区与三区帮助建立乡、区抗日民主政府，直到反“扫荡”结束。
分局党校一共办了五期，每期一二百人不等。1940年10月，山东分局成立高级党校，原山东分局党校改为鲁中区党委党校。
创办<大众日报》。面向党内党外，干部群众，我方友方，在更广阔的社会层面上公开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抗战政策，宣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战形势，报道群众抗日的热情与实际行动，报道全国、全省抗击日寇的战绩，急需有一张党自己的报纸，一张面向全省的报纸。早在1938年上半年，省委就有办报的想法，也设法弄了点印刷设备，搞了个印刷所，但因各种条件限制，报纸没有办起来。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由沂水县九区岸堤移到四区的王庄，又扩大为中共山东分局，创办省委（分局）机关报的设想才正式付诸实施。这时着手办报，我想有3个条件：一是上边说的动员民众的需要，二是客观环境相对稳定，三是有沂水县一伙爱国知识分子所办报纸的基础。山东分局指示我负责报纸的筹办，核心是找人、弄物资两件大事。分局这时先后来了两个人，一位是刘导生，抗战爆发前我和他在北京大学是同学，也都是民先队员，他高我三个年级。另一位是匡亚明，他原在国民党第十军团任政治部副部长，是党组织派到该部队做统战工作的。第十军团奉令北撤时，匡请示分局同意没有随队北去。他们两位具体负责报纸筹办。沂水县办《青年报》的几位进步知识分子，边区省委（后改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和我都与他们见过面，与他们交谈过，动员他们联合办报或把他们办的报纸停下来，到王庄去办一张面向全省的大报。1938年秋末冬初，李戴、安然等七八位办《青年报》的人就带着一些办报急需物资到王庄。报社有了眉目，分局决定刘导生任社长，匡亚明任总编辑，印刷、发行、经营各部门也大体就绪。配合当时的中心工作，1938年12月底出了两期油印的试版报纸，各方面反映很好，1939年1月1日，出了创刊号，定名为《大众日报》。它是中共山东分局的机关报。
《大众日报》有自己的电台，训练了报务员和译电员，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抄收延安新华社发来的文稿。山东境内的新闻、消息由报纸记者采写。那时记者很少，但他们对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负责人及社会各界干部群众的抗日活动反映得很快、很生动。社论和重要评论，我与社长、总编亲自动手写，于寄愚到大众日报社后，有些重要文稿他也写。
《大众日报》创刊后的近半年时间，报社都安在王庄，环境相对稳定，这时，日军尚没有来得及对其后方的国民党军队和八路军采取大的行动。1939年6月，日军对鲁中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大规模的“扫荡”，《大众日报》不能在一地较安稳地办了。报社和印刷厂的人员，大部组成游击队，一手拿武器战斗，一手握笔办报。这时报纸改为油印。我们报社游击队不光保护自己，也保护群众，我们活动的地区，群众把这支队伍当主心骨。同时，我们活动地区群众觉悟高、组织得好，他们也及时地为我们提供情报，设法掩护报社的物资和病弱的工作人员。由于群众及时提供消息，我们从顽固派武装那里搞到了一挺轻机枪，当时震动很大。我们报社游击大队在沂水四区、二区和沂蒙边界上游击两个余月，9月集中到山东分局驻地，在南沂蒙的刘家城子恢复铅印出报。
组建山东战地服务团。创造抗日根据地是崭新的工作，根据地是否巩固、发展，决定于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发挥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程度。因而宣传工作不限于登在报上，写在纸上，而是要直接面对基层干部与广大群众，要贴近他们。为了这样一个目的，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决定创办山东战地服务团。1938年秋，从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第二期学员中抽调一批人员，组成了山东战地服务团，由边区省委（后山东分局）直接领导。主任开始由李进任，不久由李微冬接替。全团30余人。他们编戏、演戏、写歌、唱歌，在城镇、乡村为群众、为社会各界、为八路军与友军演出，效果很好。宣传演出的空隙，团员们分头下到群众中访问群众、组织群众，为他们读报，教他们唱歌，是一支很好的工作队。群众中的好人好事，他们随时编成节目，成为活生生的宣传材料。1939年冬，山东战地服务团合编到八路军第一纵队鲁迅艺术宣传大队。
1938年11月，黎玉带着大批中央派往山东的干部到达边区省委驻地，稍后边区省委又扩大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分局宣传部补充了人员，洪林、王锡硅被分到宣传部。过了1939年春节不久，宣传部在分局驻地东北面的一个小村召开了宣传工作会，会议要求各特委、县委配好宣传部人员，健全宣传部机构，加强宣传部人员的培养，把宣传工作搞好。分局的宣传工作有了机构、有了阵地、有了队伍、有了渠道，初步走上了轨道，从而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初创做出了显著成绩。1994年12月
注释
[1]孙陶林，1911年生，江苏省铜山县人。1932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月参与领导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曾任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长，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兼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教育处副处长，鲁中行署教育处处长等职。抗战胜利后，任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安徽大学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等职。
刊登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在王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