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林同志去年五月初逝世，当时我曾发去唁电，后来还接到江杰同志的致谢信。仅一年多，又有几位老同学去世，不时激起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总想写一点东西记述当年火热的战斗生活，纪念和我一起走上革命征途的战友。最近，立群电话告知，将出版一本纪念陶林同志的文集，向我约稿，我欣然命笔。
陶林同志原名孙传文，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他比我大几岁，又不同院系，不同宿舍，原不相识，是“一二九”运动的洪流把我们聚集在一起的。
“一二九”当晚在北大二院阶梯教室召开全校班代表大会，讨论次日罢课问题。由于当天下午我参加的游行队伍在王府井南口被打散，正憋着一口气，坚决主张罢课抗议，所有对这次大会非常关心，专门去旁听。主张罢课的代表纷纷发言，但大都激于义愤，慷慨表态，只有陶林同志冷静地分析形势，说明道理，并提出具体的意见。他从容不迫，侃侃而谈，看起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席话令在场的许多人折服，也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次年一月末，我参加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回到学校，方得知他是留校支援宣传团的学生会负责人。二月初，我们都参加了新成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经常在一起活动。后来，他到民先总队部工作，还一直关心着北大，北大的重要活动他都积极参加，他也常常带领北大同学去参加校外的各种活动。他对我们这些初出茅庐、比他年轻的同学倍加关怀，热心指导，我一直把他当作师长、兄长，对他很敬仰，也注意跟着他，学习他的思想作风，学习他的工作方法。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们都离开北平，他带一批平津流亡学生去了山东，我回河南。后来在延安，听说他一直在山东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从延安到东北。从1949年起，一直在经济部门工作。由于我们各干一行，工作上少有联系，又不在同一地区，天各一方，音讯渐稀。
文革后，在京的北大“一二九”老学友每年春节聚会，谈起往事，总要提到陶林同志，也常听到一些他的情况。1984年陶林同志来京，分别参加北大和中央党校召开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座谈会和“民先”活动座谈会。在会上，陶林同志作长篇发言，他以惊人的记忆力讲了不少珍贵的史料。1985年北大为了纪念“一二九”五十周年，特意邀请陶林等在外地的老同学来京参加纪念活动。分别多年的老友欢聚，快何如之！“一二九”前夕，我们在北大临湖轩开座谈会，陶林等均作即席发言，深情旧谊，十分感人。会后的合影一直陈于几案，今日复睹，弥足珍贵。接着，又应邀到人民大会堂出席首都纪念“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大会，并参加了人民大学的纪念活动，邓力群同志还专门邀请陶林等几位外地来京同学到中南海勤政殿聚会。这次，我们专门编印了《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回忆录》和《红楼风雨》两本书，书中收有陶林同志的文章“回忆一二九运动”。这一次老友重聚，回顾往昔峥嵘岁月，展望未来祖国前途，耄耋之年犹热血沸腾。当时欢情，至今难忘。
陶林同志一生献身于教育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材，为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对教育的许多观点和论述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他的逝世是我国教育战线的巨大损失，他的品德和作风永远是我们活着的人学习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