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5月孙陶林同志以满九十的高龄逝世，很快就两年了。纪念陶林同志的文集，正在集稿，准备交给出版社。他的儿女立群和冠群，要我为这本《文集》作序。我想，我可能不是为这本文集作序最合适的人选。因为我与陶林同志接触的时间不长，只有 “一二九”至“七七事变”的这段时间。只限于当时我们共同从事民先工作的一段。我一般不为他人作序，但是在认真考虑了他们的要求之后，觉得这件事我必须要做，于是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那个年代的友谊弥足珍贵。
孙陶林同志是我青年时代的战友。我们都是“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的参加者，彼此是民先队战友。特别是1937年3月，我到民先全国总队部工作时，陶林同志已任民先北平队长。我所在的“民先全国总队部”，和陶林同志所在的“民先北平地方队部”都在沙滩北京大学宿舍。两个队部的人经常见面，而且许多活动都是一起进行的。孙陶林一一那时用的名字是孙传文，担任“民先北平地方队部”的队长。“民先北平地方队部”的负责人除他之外，还有陆平、杨雨民、杨维、杨大姐杨克冰。“民先全国总队部”的队长是李昌。李昌同孙陶林交往的时间比我长，我相信他对陶林同志的了解也一定比我深。但是那时他住在西郊清华，而且在我到“民先全国总队部”后，有一段时间，他作为北方党代表团的成员，去延安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不在北平。“民先全国总队部”的负责人中，经常在沙滩的，与“民先北平地方队部”及陶林同志接触得多的，大概我可以算做一个。
这样，我和孙陶林就彼此熟识了起来。我跟着人家管他叫“孙大炮”。“民先北平地方队部”，有两尊“大炮”，孙陶林是一尊，还有一尊是陆平。陆平讲话冲一点，我有点感觉。孙陶林为什么有这个绰号，我一直疑惑不解。这个问题直到七九或是八零年，我去合肥参加一个小城市改革的会议，遇见阔别了四十多年的陶林时，特别问及他的这个绰号的由来。他告诉我，因为他与孙中山同姓，在同学中讲到孙中山时，常讲大哥如何如何。孙中山是“孙大炮”，同学们也就称他“孙大炮”。当时我的秘书胡冀燕也在场。听了他这话，我们哈哈大笑。
回想当时我们见面，常常纵论天下大事，也常常谈论北平学运的形势。记得1937年纪念“五•四”那一天，我们旧学联的大学生，被志诚中学童子军打散后，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师范大学，观察新学联的会怎样开。会后我到民先地方队部，同陶林他们讲我的见闻。这件事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现在回想起来，尤感特别亲切。
孙陶林比我大四岁，他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比我早得多。我对他是很尊重的。不只是他，北平地方队部的好几位同志的年龄和参加革命的经历我都比不上。
由于我在民先总队部工作的时间比较长，关于“民先全国总队部”同“民先北平地方队部”之间的关系，我想在这里多写几句。
先说一段民先队成立时我知道的历史。“民先”这个团体是在“平律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南下过程中产生的。“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的第三团在高碑店。第一、二团在保定同时发起建立“民先”的倡议，是党事先布置的。“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回北平后，“民先”开始先在北平成立，用的名称只是光秃秃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几个字，前面没有“全国”或者“北平”这样的字样。这时候已有民先总队部和总队长。最早的总队长不是孙陶林，也不是李昌，我不清楚，可能是韩天石。“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这个名称表明这个扩大宣传团有天津的学生参加。当时这个扩大宣传团中北平的学生组成第一、二、三这样三个团，天津的学生组成第四团，但是天津的理论和工作比较落后。北平民先成立相当久之后，天津民先的工作才赶上来。由于北平民先有众多的分队、区队，除城内外，还有西郊的队部，因此就有人把北平民先队部叫“总队部”。而且当时还没有“民先全国总队部”，而北平的民先队员陆续在各地建立起若干个当地的民先队伍，因此北平民先队部事实上领导着全国的民先工作。
这样北平民先队部被人叫做“民先总队部”是很自然的，但是总有点名不正言不顺，这个缺陷暴露出来后，就决定召开民先全国代表大会，成立“民先全国总队部”。 1937年2月6日这个代表大会从早到夜开了一整天的会议，首先由北平队部做北平民先发展与现状的报告，接着就由北平队部主持讨论“政治纲领”，然后由天津队部主持讨论组织法。夜间讨论通过政治决议案和选举“民先全国总队部”干部。这个代表大会可以说是由北平队部起主导作用，完成把领导全国民先工作的责任从北平队部到全国总队部的转移。这样北平民先队部就可以集中力量做好北平的民先工作。而后来以孙陶林为队长的北平队部按照民先队组织法称“北平地方队部”。按照组织法“民先全国总队部”有在全国范围内发展民先组织和指导全国各地方队部工作的权力和责任，可以健全地方队部和决定地方队部之成立、取消、合并、改造。但事实上北平地方队部的干部配备一点儿也不比全国总队部差，这是我的看法和感受。
1937年我在北平时所了解的关于陶林同志的情况就是这样。他担任过民先总队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北平民先队部队长都是事实。我只想说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1937年开始正式使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就是上面我写的“民先全国总队部”。
由于我和陶林同志在那个激情的岁月有过这么一段交往和友谊，从我们之间的情感出发，我是很愿意为《孙陶林纪念文集》作序的。
但是我同孙陶林有接触的这一段只是陶林同志一生中的一小段。1937年我们在北平分手后，六十多年中他的情况我知之甚少。作序困难很多。立群给我寄来了已经交稿的八、九篇纪念文章，其中有我和陶林共同的老朋友刘导生、袁宝华写的诗与文，以及同陶林各个时期一起工作的战友、同事和下属写的文章。这样，孙陶林后几十年的轮廓我就清楚了：北平沦陷后，我是随民先全国总队部和北平队部的大部分同志先期撤离的，他对民先各级组织都熟，留下做善后安排，最后撤离北平。他从北平到了山东，十年山东工作，由民先转军事，又从军事转党的宣传工作和干部教育工作。后从事老解放区的干部教育工作，最后朝正规大学的方向前进。在延安、华北这样，到山东后也是这样。孙陶林1947年组建并主持山东建设大学和任山东省教育厅长，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解放后他从山东到上海，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又将近十年，此时他就成了一个教育工作者和教育家了。最后去合肥，校长成了他的终身职业，从副校长到校长再到名誉校长。刘导生的四首七绝的最后那首“建国科技应领先，／高教战线五十年；／喜见桃李满天下／含笑九泉应无憾。”情况就是这样。
孙陶林长我四岁，我是1936年大学毕业，而他1935年进北京大学。刘导生和袁宝华都是北大的，李昌和我都是清华的。袁宝华文中写的几次孙陶林参加的聚会，我还是这次看了袁宝华的文章才知道的。因为我没有去，失去了多见他几面的机会。
这篇文章写完了。严格说来，不像一篇什么序，因此用了这样一个《为孙陶林纪念文集作序》的题目作为代序之序。也可以写“是为序”三个字结尾。
2003年2月10日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