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革”中爱恨分明、正气凛然
1966年文革开始，申云浦正当天命之年，在贵州省机械厅厅长任职上。他自认为不是走资派，是被害的，当时一些造反派头头别有用心地想利用申云浦1955年被冤枉打成“反党集团”头子的事煽动他起来造反，揭发时任省委主要领导和周林等同志。申云浦义正词严地对这些人说：“我和周林等同志的问题，是我们党内的事，和你们不一样，是两码事，这是原则问题。”于是，造反派就说他是贵州最老的走资派被揪出来了。在省机械厅里被斗争，坐“喷气式”、游街……
1968年3月，申云浦被造反派安排到柴油机厂总装车间当普工，清洗614、414柴油机零件，所有零件都经过他的手。他每天都要用汽油洗出上千个机器零件，双手在汽油里浸泡十几个小时。因对汽油过敏，引起全身的疱疹溃烂。旧伤未好，又受油污感染，而现新的溃烂，到了晚上奇痒无比，其难受可想而知。
造反派规定他每顿饭只能吃5分钱的菜。幸好食堂工人师傅们对老干部有感情，总是背着造反派悄悄地给所谓走资派碗里放些肉片。正是工人师傅的关怀，申云浦感到群众心里是明亮的，他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鼓舞，决心振作精神，战斗下去。能吃就吃，能睡就睡。他不仅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与造反派抗争，同时以他的大智大勇与造反派周旋。1968年底，他和一批老干部被送到阳关农场劳动，住的是猪圈，门很低，进门要低头弯腰。申云浦带头拆了门，捡来砖头石块重新修了门。他还写了一副对联贴上，上联“我们也有两只手”，下联“从此进门不低头”，横批“来去自由”。造反派质问他，他说：“门高大了，进出都不用低头了，这是事实嘛！”造反派也无言。
“文革”后期，申云浦虽被“解放”，先在省委调研组任工作员。1974年省委派他到石阡县搞调查，他到石阡后，深入到区和公社，和基层干部屈膝谈心，吃在一起，睡在一起，了解到许多老百姓和基层干部受罪的情况。回到县里，在县大礼堂作报告，不仅礼堂里坐得满满的，礼堂外也站满了群众。他们说：在石阡这个地方从来没有听过这样深入浅出、生动具体的报告。
第二节 师生爱戴的申院长
1976年申云浦调任贵州工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当时他已是花甲老人，患有严重的哮喘病，但他却像当年年富力强的人，投入工作。他是学师范的，对教育格外钟爱，为了工学院的发展，他夜以继日的工作。贵州工学院是“文革”中的重灾区，积累的问题错综复杂。他上任之初，全校师生如久旱逢甘露，企望得到迅速解决。申云浦长期领导宣传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素来和知识分子打交道，重视人才、爱惜人才。当时工学院亟待解决的是三个问题，一是给知识分子和一批干部落实政策；二是调整工资；三是恢复招生高考。大量工作等待他去牵头，落实政策中的许多复杂问题等待他去解决。申云浦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坚强的毅力夜以继日的工作，不管白天黑夜。在学校、在家里一批又一批地听取教授、干部的意见。他的思想非常清楚，只有把干部安排好，专家教授的政策落实好，才能把工学院的各项工作搞起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好各方的思想工作。申云浦按中央和省委的有关政策，果断地把一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专家、学者、教授落实政策，尽快出来担当起学校的教学重担，同时把一批蒙冤被打倒、被批判的干部解放出来，担当起院系的领导工作。贵州工学院很快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对贵州工学院日后的发展奠定了新的良好的基础。
申云浦无论在哪里工作都是平易近人，总是和群众打成一片。他在工学院不仅管大政方针，不光和专家教授接触，而且对学生也无微不至的关怀。他经常到学生食堂去吃饭，和学生交谈，而且还常常在厨房里穿起围腰，当起售菜的师傅。学生们只要见到申院长所在的窗口，就在那个窗口排长队，知道申院长打的菜量足。一盆菜很快就舀光了，旁边的师傅急得跺脚，说“申院长以后你别来了，再来打几回菜食堂就要关门了。”申云浦笑呵呵地说：“学生就像我们的孩子，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吃饱吃好。”
1977年以后的几年，学院里的学生有一部分是一年前进来的工农兵学生，一部分是恢复高考进来的学生。有所谓“后娘生的”和“正规军”的说法。申院长听到这些反映后，立即到教务处、学生处、后勤处了解情况，仔细询问这两类学生的教学安排，学习环境和生活待遇等是否一样，并指出，他们都是学校的学生，都是国家未来的人才，在各方面不能有亲疏远近，特别要对工农兵学生尽力补足他们不足的知识。申院长还把这两部分学生的代表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谈话。他微笑亲切地询问同学们家中父母、兄弟姐妹的情况。学生们看到老院长和蔼可亲，便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你一言我一语地和院长拉起了家常。申云浦在了解学生们的真实想法后，话锋一转，对学生们讲：“你们家有哥哥、姐姐，他们都比你们早出生，难道父母会对你们另眼相看吗？你们这前一‘窝’、后一‘窝’、那一‘窝’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都是共产党的儿女，都是祖国的未来，没有解不开的疙瘩嘛！”话音刚落，逗得同学们哄堂大笑。原本紧张的气氛，被申院长诙谐幽默的话语缓解了。同学们露出笑脸，在谈笑间解决了两部分同学的思想问题。申云浦不愧是做思想工作的行家里手。几十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提起申院长，当年的教授，昔日的学生无不称赞。
第三节 平反回到省的领导岗位
1979年4月，申云浦长达20多年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被任命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分管文教工作。1980年被选为贵州省副省长（正省级）。重新担任省的领导职务后，他那充沛的精力，敏锐的思维，敢说敢为的作风，火热的工作情绪，一如当年。在副省长任内，他除做好分管的财贸工作外，还积极参与省的集体领导，忠实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为加速我省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做出了显著成绩。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他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落实各项政策，尤其是干部政策，为平反冤假错案做了许多工作。为此，他亲自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几乎是每信必复，复必亲自动手，帮助干部群众解决了不少他们自己无法解决的落实政策问题和其他实际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贵州经济十分落后，财政收入除了烟、酒，就是油菜子、磷肥。申云浦是分管财贸的副省长，为了全省的经济发展，不顾体弱多病，日夜操劳，亲自到外省去卖烟、卖磷肥、卖油菜子。他自嘲说：“我这个副省长，当起了卖油郎。”为了解决贵州的粮食供应缺口和汽油、经费的不足，申云浦利用一切机会和办法，多方面解决问题。他支持省粮油议购议销，公司副经理徐先民参加全国粮油议购议销会议的机会和14个省市代表协商互通有无，会后并到湖南、江西、广西三省区购进大米7000余万斤，充实了市场上的大米供应。他还亲自去北京找原来的老同事，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调拨了10亿斤粮食和一批汽油，一大笔资金，解决了贵州燃眉之急。
1983年初，省委常委扩大会在遵义召开，为了发展贵州茅台酒这个拳头产品，申云浦果断地提出拨巨款建酒库。当时贵阳市市民吃蔬菜很困难，他亲自调查、布置，要求市蔬菜办改一季一报为一月一报，切实保证市民对蔬菜的需求。申云浦是老革命、老领导，观察问题敏感尖锐。一次，他乘火车去北京开会，列车长来到软卧包厢，递给申省长一个征求意见的本本，要求提意见。只见申省长在本本上写到“此车不能进京”六个耀眼的字。列车长看后一脸茫然，满头雾水不解其意。申省长解释说：“此车破烂不堪，不能代表贵州人民美好的形象进北京。我没有别的意思，是让你们回去向分局领导报告，叫他们向铁道部写报告换新车厢，我也会想办法帮助解决。”他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他要求贵阳铁路分局写报告的同时，也亲自向时任铁道部部长的陈璞如同志反映，提出贵州进京列车换新车厢；并根据贵州电力丰富的特点，向陈部长提出贵州率先在全国实现铁路电气化的要求。结果贵州进京列车不但全部换了新车厢，而且贵州也在全国率先建成了电气化铁路。为贵州人民树立了新的形象。当知情人看到这崭新的面貌，自然想起申云浦老领导为贵州人民倾注的心血而感激。
第四节 不忘群众情，牢记朋友恩
春节将至，申云浦掏出自己的工资，叫秘书和驾驶员为他买了不少好烟好酒。秘书和驾驶员猜想：省长家准备过个热闹年，或许要去哪位更大的官员家拜年。没想到，节前两天，申省长把秘书和驾驶员叫去，递给他们一张纸条，上面开列着一些他俩不熟悉的名字，要他俩代他去拜年。名单中是些什么人呢？原来是中北浴室的李师傅等平民群众。当他们走进李师傅的小屋，把茅台酒、中华烟递给修脚工李师傅手里时，李师傅捧着礼品手不停地颤抖，两行热泪顺眼角流了下来，放下礼品紧握着秘书和驾驶员的手连连点头说：“请代我谢谢申省长年年想着我们，我们只有干好工作为党和政府争光，为他老人家争光。”节前几天，秘书和驾驶员分别为申省长到工人、农民、居民、擦背工、环卫工和烈军家属拜年，唯独没有一位比他更高职位的领导人。秘书和驾驶员都纳闷、不解。后来，秘书终于斗胆的发问了：“申省长，你为何不给别的领导拜年，而专门为修脚工那些老百姓拜年呢？”申云浦感叹地说：“小马（秘书叫马仁华），你不知道老百姓有多难。我们有特供，他们有吗？他们即便有烟酒票也买不到，吃不起呀！”马秘书听了自己首长的一番话，内心感动不已。想到：申省长在生活上把自己变为老百姓，把老百姓时时放在心里的用意，这正是一位人民公仆，共产党员的美好心灵。
他眼睛湿润了。他能为这样一位能力强、水平高、体察民情、道德修养好的老革命、老领导服务而自豪。其实申云浦对同志、对战友也是重情重义的。他曾对自己的子女说：“我在逆境中有三个恩人，你们是不能忘记的，一个是秦天真，一个是李庭桂，还有一个是王占英。”申云浦1955年被错误批判撤职下放时，也被赶出省委大院，连老婆孩子的住处都没有了。是秦天真在香狮路找了个小院，搬走了5家人，重新装修、粉刷后，让他一家人搬进去住。那时秦天真虽然是贵阳市的市长，他也不敢公开做这件事。只好告诉张莹同志（申的夫人），说是她自己花钱租赁和修缮的。一个是李庭桂。申云浦放到安顺山京农场，名义上安一个副场长职务，实际上是要场里监督劳动改造。申云浦到了山京农场后，场里的领导感到很棘手，不知如何对待这位曾经是省里的第二号大干部，于是请示时任安顺地委书记的李庭桂。李庭桂毫不含糊地说：“你们过去怎么对待他，现在就应该怎么对待他。”那时农场的条件很差，李庭桂亲自安排地委行政管理部门星期六派小车去把申云浦接到地委，住在招待所，洗个澡，改善一下伙食。他自己也抽空去看望申，两个老战友无所不谈。再一个就是农场的场长王占英。王占英一直把申云浦当老领导对待，非常尊重这位副场长，有事都先问申云浦，征求他的意见。申也尊重王占英说：“你是场长，你认为应该怎么做，就大胆地去做，我有想法，也会给你讲，不要有顾虑。我是副场长，我会支持你的工作。”王占英对这位大干部的谦虚和真诚非常感动，对他更加尊重。不仅工作上尊重他的意见，在生活上也尽量安排好，保证他在山京农场期间愉快、安全、健康，尽量让他受委屈的心得到安慰。平时王占英让自己的孩子去亲热申云浦，让他不感到寂寞，后来孩子们也和申云浦成了忘年交。
马秘书后来深情地回忆到：当时正值拨乱反正高潮，不少受冤、受屈者上访信件如雪片般飞来，申省长没日没夜地一一批复。作为秘书，我看他累得喘不过气来，总想为他分忧解难。于是，部分信件未经请示就主动为申老代为复信。有一天，申老若有所思地问到：“小马，最近怎么上访信件少了啊？”马秘书即把代为复信的事报告了，申老则说：“小马，你不知道大冤大屈之人何等之难，要想给省领导写封信，思想压力很大，需要考虑再三，能给省长写信，说明他相信党，相信领导。省领导亲自给他回复是党和领导对他的感情问题，分量不一般啊。”申老的一席话，使马秘书深深感到一个老共产党员宽阔的胸襟，为民谋事的执著，对党的忠诚。据不完全统计，申云浦在职期间，亲自为老百姓复信1800多封，平反冤假错案上百件。贵阳著名牙科医生罗文刚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剥夺行医权利，申老知道后，帮助他平了反，后来被任命为贵阳市口腔医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