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受冤的批判和处理
1953年毛主席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恢复建设和发展工业，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独立、富强、民主、繁荣的新中国。当时提出了一个主体两个改造，即国家工业化是主体，改造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同时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时期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但是“左”的表现也开始出现，如土改，“三反五反”都•有扩大化，和不那么讲究实事求是了。
当时的申云浦年富力强，记忆力过人，又善于学习，理论基础扎实，政策水平高。他直接领导的宣传文化教育工作生动活泼、朝气蓬勃、强有力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极大地推动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受到党和群众的称赞。
1954年中央决定申云浦任省委副书记，接着被选为贵州省首届政协主席。1954年11月初，中共中央西南局两次电话通知，要贵州省委报送省长、副省长候选人名单。同年11月15日，在代理省委书记周林同志主持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上讨论省长候选人名单时，申云浦同志提议：“省长最好由周林同志担任”，“如果周林同志工作太忙，为了使周林同志集中精神考虑重大问题，好踱方步，我即勉为其难。”申云浦同志作为省长候选人的方案经过省委常委会讨论一致通过正式上报中央。
1955年高绕事件发生后，申云浦同志受到错误处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由行政八级降到十二级。文革结束后，当时那位错误处理申云浦的领导同志深感对不起申云浦，主动登门道歉。他进屋就说：“老申，对不起。1955年的事从内容到形式都搞错了，是我的责任。你们是没有错的，的确受了冤枉。对此，我来表示深深的歉意。”
第二节 不能忘怀的山京农场
1955年8月，申云浦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由行政八级降到十二级，下放到基层锻炼。1955年9月，申云浦被下放到安顺山京农场任副场长，实际是当工人。到农场后，他认为自己在政治上受了挫折，今后只有在基层好好搞点事业。农业园艺、家畜、家禽饲养等业务他都注意学习。他还想学开拖拉机，司机不敢收他。说：“你学开拖拉机，如果把你摔死了我怎么交代。”农场支部书记是王景贤同志，也不让他开拖拉机。但他工作了3年，学会了多方面的农业技术和管理。农作物育秧、栽培、烤烟管理、合理施肥、病虫害试验、烤烟育秧、育栽、采摘、烘烤、分级扎把，和工人们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在园艺、育苗、嫁接、上山移栽、喷药、修剪，他都打起赤脚干。几乎每个月他都要下到各生产队检查工作，最近的生产队离场部也有20里。他凭两只脚板来回走，路是石子路，从不吭一声。回到场部后，他洗完脸后就在洗脸水里加点热水泡脚，再把两只脚反复揉呀捏呀的弄上一阵子。因为他脚上长着两大块黄黄的硬茧子，这叫脚垫。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当时申云浦年轻，组织上安排他跑交通，得了命令就赶路，不分白日昼夜，争分夺秒赶路长成的脚垫。现在只有热水泡一泡揉一揉就好些。申场长对自己不在乎，对职工他可关心了，场里经常请周围老乡来当临时工，他自己准备好烟茶招待他们，晚上送他们走。有时晚上还得起来查查铺，看看工人睡觉掉被子没有。场里有个女职工叫李若南，1956年春节，饲养员放假，她代饲养员的班，不料当天晚上，她怀孕7个多月提前临产，她思想上、行动都没有准备，不知如何是好，申场长得知后，立即喊人护理，使孩子平安生下来，并安排通讯员给她床上加垫棉絮和被子，叫食堂给做饭菜，让她平安愉快地坐了一个月子。
申场长对场内职工关爱如此，对农场周围的农民不仅关怀他们，而且对他们的不良行为的处理，也是高水平的，不仅化解矛盾，而且使他们共同维护农场的安全。
有一天，农场职工抓住几个偷红薯的小偷，联想到场里职工多年来，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红薯、包谷、鸡鸭甚至猪、牛都经常被盗，大家非常气愤，一拥而上把几个“小偷”绑了。同时派人回场部报信，不一会，申场长亲自来到现场，他厉声叫到“给他们松绑”，然后又严肃地对“小偷”们说：“你们每个人赶快动手，将自己的箩筐挖满。”等到他们将箩筐挖满后，只见申场长对着农场职工和“小偷”们说：“乡亲们，弟兄们你们吃苦了，你们遭受了50年不遇的旱灾，灾年歉收，作为工人老大哥的农场没有关心到你们，帮助你们不够。我知道，你们是没有吃的才来挖农场的红薯的，现在你们各自把装满的箩筐挑回去，吃完了再来挖，有什么困难来找我申云浦。”几个所谓“小偷”的农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半信半疑。只见申场长挥挥手“走吧，挑着走吧！”几个农民忽地流下泪来，跪在地上。申场长赶紧将他们扶起，然后送走他们。申场长的举动，让在场的人目瞪口呆。申场长此时此刻深情地说：“老百姓是水，我们是鱼，鱼能离开水吗？我们这些人大都来自农村，知道农民的艰辛，今天农民兄弟有困难我们不帮，谁帮？今后场里要形成制度，按时到周围农村走访，深入农户问寒问暖，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自此以后，场里就主动为周围生产队送去良种、小鸡、小猪，传授养殖、种植的先进技术，使农场周围的农民粮食丰收、牲畜兴旺，生活得到改善。从此以后，农场里不但没有丢失东西，就连走失了的鸡、鸭、猪、羊，甚至牛马和小孩子，周围老百姓也会帮助寻找和送回，处处维护农场的利益。若干年后，场里场外的群众，不但感到这位大官的好处，而且更感到他执行党的政策好，领导艺术强，无不从心底里对他敬佩。
1957年，全国掀起的反右运动，对当时主持场务的申云浦是一场严峻的政治考验。须知他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受到撤销省级职务、降级使用、下放劳动锻炼的干部。他却大智大勇，既严肃认真地开展运动，又实事求是地对待职工个人历史，家庭出身和思想认识问题。
山京农场是省内最大的大型国营机耕农场。建场初期，吸纳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类人员。有毕业于大专院校的学生，有不少曾在旧社会各种部门供过职，国民党的党、政军界的都有。按当时的政治气候，贵州头号大农场，职工成分如此复杂，上千号人，揪出十个八个右派分子是非常正常的事。而在申场长主持下，却一个右派都没有。这真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其实申云浦以他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明晰的政治见解，对这场运动作了认真的分析，并作了开展运动的详细部署。他认为，对个人的历史问题要逐个分析，不要求清白，只要求清楚，就是对过去的历史问题，要向党交代清楚，接受批判，接受教育，提高认识，划清界限；对家庭出身不好的重在表现。只要不是触犯刑事法律，做了错事，说了错话，通过检讨、教育，改了就是好同志。坚持运动中治病救人的方针，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教育群众的路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场。申云浦说：“共产党要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要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如果连一个农场的千把人都教育不好，有几个有历史问题，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都改造不好，那算什么共产党呢？我们应当相信共产党的力量和智慧。”
事实正是如此。山京农场在党委领导下，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全场职工政治觉悟、思想认识大大提高。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收获更为突出。他们丢掉了包袱，轻装前进，投身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近三分之一的人经过进一步培养加入了共产党，许多同志成了各部门的骨干，有的担任了领导职务。
申云浦在山京农场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在大风大浪、大是大非面前，他坚持真理、无私无畏、沉着冷静、把握政策，高超的处事能力令人敬佩。在山京农场方圆几十百里的地方，都知道有一个申场长。1958年他调离农场的时候，农场的干部群众恋恋不舍，热情送别的情景难以言表。场内外群众，按当地习俗送来两挑子袜垫。袜垫上绣着五颜六色的图案和祝福文字，有松竹梅，福寿双全，长命百岁，逢凶化吉，社会主义好，共产党万岁等，表达他们对申云浦的心愿和感情。送行的群众队伍送了几里路才依依不舍地散去。
16年后的1974年，申云浦带队到安顺双铺搞三秋生产。这里的老百姓知道了，从四五里路赶来看老场长。过去偷红薯的、偷猪崽的农民也来了。见面后，大多有说有笑，亲如家人。七星桥、本庄的老百姓为欢迎他杀猪宰羊，下河捞鱼，请他吃饭，搞了30多个菜，像办喜事一样盛情招待这位老场长。有一碗红辣椒炒鸡蛋，申云浦把红辣椒当成虾米来吃，闹了一个大笑话。
第三节 在矿山机械厂的日子
1958年8月，省里调申云浦到电缆厂任筹备主任。那时省机械厅筹建八个厂，他兼任这八个厂联合筹备委员会的主任。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去上海、天津、沈阳学习，从熔铜、压板、拉丝、摇线、合线、保护等业务样样都学。申云浦始终认为不懂业务不可能当好领导人，要搞好事业，必须学点业务。搞了一年电缆厂因故就下马了。
1959年，申云浦调任贵阳矿山机械厂第二厂长，在该厂工作了4年。
申云浦是一个闲不住，离不开群众的人。他无论在机关、农场、工厂都总是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从普通群众中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帮助解决。他在矿山机器厂4年，给广大职工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贵阳矿山机器厂是当时贵州最大，也是最现代化的大厂，职工几千人，地师级单位。党委书记是从铜仁军分区政委转业的向绍之同志。厂长申云浦就不用说了是一个大官。但在职工们的眼里，申云浦却不像个大官，他和厂里的科长、车间主任，甚至和普通工人师傅差不多。隔几天他便来各车间转转，说他是到车间检查工作吧，不像，说他没事到车间闲逛吧，更不像。但工人们不仅和他很熟，而且非常喜欢他，他走到哪里，都有许多人围着谈这谈那，他和工人们袒胸露怀的话和爽朗的哈哈笑声完全和工人们融会在一起。
申云浦任厂长期间，正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时期。职工中许多人患了“30号病（浮肿病）”，一些女职工连“例假”都停了。生产处于半瘫痪状态。为了照顾生病的职工，厂里办了一个营养食堂，所谓营养食堂就是不搭杂粮，副食品供应比大食堂好一点。申厂长开始也在这里打饭，他打好饭菜就坐下和病号一起吃，一边吃饭一边和大家摆谈，就像一家人似的。他在吃饭中和群众交流思想，做思想工作。
作为厂领导，申厂长是应当在营养食堂用餐的。可是他不久又回到大食堂来了。他经常一手托着一块玉米发糕、一手端着半碗牛皮菜汤，边走边吃。所谓玉米发糕，实际上玉米面只占60%，另外40%是青杠子面。发糕呈深灰色，不但吃起来涩口，吃下去解大便都困难。至于牛皮菜汤，那更是牛皮菜煮白开水，和中药水差不多。一个年轻的技术员，也就是厂里的青年作家伍元新见了忍不住问：“申厂长，你怎么不在营养食堂吃饭啦？”他苦笑着，叹口气说：“让给重病号吃，他们比我更需要营养呵！”
申厂长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特别爱和青年一起。有一次，一个女工结婚，一伙青年男女去闹新房，正在热闹时，突然有人鼓起掌来，原来申厂长也闹新房来了。这时，大家正在玩一个闹新房的游戏，一个小伙子的手掌上托着一个梨子，要让新郎、新娘面对面同时啃梨，当新郎、新娘同时张嘴啃梨时，小伙子托梨的手掌向后一缩，让新郎、新娘碰嘴接吻。新娘不好意思，忸怩着迟迟不动。申厂长笑着摆摆手，把那小伙子手上的梨子拿下来，在桌子上的盘里换上一个苹果，托在自己的手上说：“来来，点到为止。”新郎、新娘见申厂长来参加自己的婚礼，非常高兴，没等大家吆喝，就大大方方地把嘴伸向苹果碰了碰。在大家的欢呼声中，有人说：“还是申厂长面子大！”申厂长却笑着说：“我有啥面子呀？你们刚才托的是梨子，我托的是苹果。今天是人家新婚大喜，什么梨（离）呀梨（离）的，讲点吉利话不好吗？”我托的苹果多吉利呀，就是祝他们来年平平安安的结果了嘛！申厂长的幽默话，引起了大家又一阵哄堂大笑。这时他笑着朝大家拱拱手说：“少陪了，我还要去职工医院看望一位生病的老师傅。”
申云浦是长期做宣传文化教育工作的，他有才更爱才。就是上文提到的年轻技术员，青年作家伍元新。因在读中专时，爱好文学，发表过几篇作品，分到矿山机器厂，人事科认为他会写文章，准备留在厂办当秘书，做点文字工作。申云浦知道了说：“不行，不行！”好容易分来一个作家，既然是作家，就要有生活，不然怎么能写出好作品，还是让他在车间和工人干一段时间吧！后来，伍元新每有习作或发表的作品都给申厂长看，得到申厂长的支持和鼓励。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初省作家协会要办一个读书班，重点培养一批作家，伍元新是省作协列为重点培养之一。省作协派文志祥同志带着介绍信到矿山机器厂去为伍元新请假。文志祥到了伍元新的车间联系，车间周主任听说请假三个月，而且是带薪学习，就摇头说：“工厂有规定，职工请假一个月得厂人事科批准，请三个月假得厂长批准才行。”周主任笑了笑补充说：“你们去找申厂长吧！”
伍元新带着文志祥去厂办找到申厂长，申厂长一听就笑了说：“办读书班啊，好呀！作家应当打好基本功，就说这个伍元新吧！他的作品大部分我都看过，生活是有的，写得也不错，但功力还是不够，让他集中时间读点书，好！”他拿起桌上的电话给周主任通话，让他同意伍元新去学习，并说：“带薪就带薪吧，他一个中专生三个月能花多少钱。一个几千人的大厂，会养不起一个作家？我这个厂长要是不在了，随便抽一个人都可顶上来，可作家却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当的呀！”就这样，伍元新在申厂长的爱才与关心下进了省作协开办的读书班，对他日后走上专业文学创作的道路受益匪浅。
作为厂长，申云浦不仅关心少数文学爱好者的成长和创作活动，而且对厂里业余文化娱乐生活也非常支持和关心。他认为一个现代化的大厂，几千职工，不能光抓生产，把一个厂搞得死气沉沉的，应当把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搞得丰富多彩，使职工精神振奋，朝气蓬勃。当时厂里有个100多人的业余钢花艺术团和业余京剧团。申厂长为此拨专款买了一批乐器，服装和道具。剧团除了上演反映职工生活的自创节目外，还演过《刘三姐》、《红珊瑚》、《洪湖赤卫队》等大型歌剧的片段。艺术团创作演出的节目，申厂长都要亲自看彩排，并提出具体的宝贵意见。因此，钢花艺术团演出的节目思想性，艺术性都是上乘之作，曾被省总工会选去北京参加全国会演，并得了奖，受到国家主席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若干年的，钢花艺术团当年的演员，已是爷爷奶奶了，大家聚在一起，谈起申厂长，异口同声地说：“虽然当时大家饿着肚子，但精神是充实的，饱满的。”
1963年申云浦调任贵州省机械厅厅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