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难忘的西进动员
1949年9月10日，区党委在上饶广场召开了由全体西进干部、战士9000多人参加的“西进动员大会”，区党委宣传部长申云浦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国内外形势，中央的部署，党中央、二野前委和邓小平同志关于进军西南的指示以及贵州情况和西进支队的任务。西进支队全体干部、战士通过大会动员、小组讨论、个别交谈和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各种思想认识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在这里，笔者把林金玉同志写的一篇记忆当年干部的思想情况和动员报告的动人场景全文抄录在此，题目是《难忘的西进动员》。文日：
我离开上饶虽45年了，但对当时西进动员中的桩桩事情仍记忆犹新，回想起当时干部的革命热情和动人场景令我心潮澎湃。
1949年4月，渡江作战后，解放战争的形势迅速发展，我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了中南、华东诸省，国民党军队纷纷向华南和西南溃退。党中央根据战局的发展，加速了解放全国的进程。命二野进军西南，五兵团经营贵州，原冀鲁豫南下支队改为西进支队随军西进。8月中旬，赣东北区党委向各县（市）委下达了办好移交手续到区党委所在地上饶报到的通知。
听到去接管贵州的消息，无疑给我们在赣东北才工作4个多月的干部思想一个冲击。“开始听说的到四川，怎么又改到贵州呢？”四川乃“天府之国”，再远干部大都还愿去。谈到贵州，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大家都没有多少认识，于是便看地图，查资料，找到过贵州的人了解情况，一时贵州成了谈论的热门话题。可一谈大都会紧皱眉头，听到的都是一些不好的传闻，什么“少数民族多，说话不懂”，“昔日有山国之称，古名鬼地也”，什么“素以‘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之称的穷地方”，“山高路小，老蛇多，走路要拿棒棒打”，什么“贵州的蚊子比马蜂还要大”，“贵州有麻风病，不能吃鸡蛋”等，这些传闻增加了干部的顾虑。赣东北的工作条件虽艰苦，但毕竟把“家”安下来了，工作摊子摆开了。尤其是干部背井离乡，水土不适，身体较虚弱，打起背包还要到离家乡更远条件更艰苦的地方去。许多干部产生了畏难情绪，思想波动大，少数干部甚至开了小差。东乡县就有一名区长、一名组织干事跑回了家乡，还有一名区长在跑回乡的途中，到武汉时思想进行激烈的斗争，两天后才回到队里。区党委意识到必须扭转干部思想弯子，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形势教育、阶级教育、纪律教育，解决干部思想问题。
9月初，区党委所辖各地、县、区、乡（从冀鲁南下的）全体工作人员，到达集中地上饶，一面学习，一面准备西进。我们东乡县干部驻在离上饶10多里的灵溪镇老虎棚村。根据区党委指示，贵溪地区的干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西进支队第四大队，县改为中队。四大队共8个中队，我们东乡县干部编在5中队，负责人是姚传德、于振东、杜竹林、刘法文同志。县的各区改成班，区委书记任班长，区长任副班长。
9月4日，区党委召开了全区区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徐运北同志对赣东北4个月的工作进行了总结，肯定了成绩，对工作进行了检讨，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和错误，要求我们要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纠正错误和缺点，进一步树立信心，坚定革命信念，坚决不把任何不好的东西带到贵州。
9月10日，区党委在上饶广场召开全体西进干战的“西进动员大会”。区党委宣传部长申云浦同志在会上作动员报告，申部长开始就讲：“同志们，告诉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我们要到贵州。贵州是什么样的呢？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穷地方，不但你们不想去，我也不想去。你们思想不通我是理解的，我到南京向首长汇报我们干部思想情况，到贵州大家思想不通。刘、邓首长讲：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共产党要为世界大同而奋斗，贵州是不是中国的地方，贵州的贫下中农该不该解放，你们该不该到贵州去？他们讲到这里我就没敢再说了。我向首长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求三年后，帮助贵州贫下中农翻身、土改后带我们冀鲁豫全体干部回到老家。刘、邓首长答应了，仍按原来讲的时间三年半回家乡不变，我决心把你们带到贵州去，三年后又将你们带回冀鲁豫”。申云浦同志在动员报告中主要传达了中央精神和小平同志的意见，分析了当时形势和面临的任务，解放大西南的问题，其中具体讲了贵州的概况，当时干部的思想情况和西进途中可能遇到的困难，还讲了团结大多数问题。
会后，以中队为单位，召开了积极分子会议，进行了分级分班的小组讨论和个别交谈，使绝大多数干部纠正了各种错误认识，扭转了思想弯子。像我们五中队某班班长王洪范同志，西进动员大会前思想有些不通，并且还说：“我晓得，申政委会讲，花言巧语，说得再好也不听他的，他有些骗人。”在听了申云浦同志的动员报告和进行分班讨论后，思想问题得到了解决。他积极组织了班里干部的学习讨论，并率先发言表明到贵州的决心。讨论中，认真细致地做了全班干部的思想工作，使他们班每个干部都表态：坚决服从中央的命令，到贵州去，范来义同志平时是喜言谈的人，听到要去贵州，他变得沉默寡言了。组织上分析他的情况，家中父母年老，妻子刚生产，经常想家，认为他思想可能在开小差，就派当时思想坚定，与范来义同志关系甚好的房居广同志做他的思想工作。在谈话时，房居广说：“来义哥，这次到贵州你的想法怎么样？”范来义同志意识到可能是组织上派他来做自己的思想工作，便说：“房居广，你有没有良心，你的母亲70多岁了，你弟兄七八个，数你有点文化，你母亲靠你，你不想你母亲吗？”房居广当场流泪了，范来义却安慰说：“我已经认真听了申政委的报告，并参加了学习讨论，来赣东北时说三年半回到老家，现在到贵州，虽远一点，还是三年半回到家乡嘛。”在党的组织生活会上，房居广同志说：“我作了范来义同志的思想工作”，范来义同志却说：“我作了房居广同志的思想工作”，到底谁作了谁的工作，看来是两人相互作了思想工作。我们五中队的多数同志，文化素质虽说不高，但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既会打仗
又会做群众工作，在长期的战争生活中养成了许多良好的作风，性格直爽，有啥说啥，有了思想问题，就和盘托出，一旦思想问题解决了，就是上刀山，下火海都无所畏惧。
在学习和讨论中，我们认真分析了接管贵州的有利条件和存在的困难，应注意的事项。贵州是红军长征路过的地方，群众对共产党印象好，贫下中农是拥护共产党的；虽然少数民族多，但少数民族很讲义气，同时他们也是受压迫的对象，对要求解放更为迫切；党的地下组织虽说薄弱，但也能做一些工作。这些都有利于我们的接管。我们面临的困难是：贵州穷，解决吃饭是大问题，反动力量比较强大，封建势力比较集中，无土地、少土地的农民占70%左右，与山东不同，山东中农多；国民党反动势力集中在西南地区，土匪猖獗；并且贵州山高路小，自然条件恶劣，雨天多，难下乡。通过讨论分析使干部思想有了充分准备。大家认为到新区要吸取在江西的教训，扬长避短，在征粮中不能搞强迫命令，要做细致的群众工作；改变麻痹思想，注重枪支收缴和统战工作。
短短半月的整训和学习，全体干部对当时形势有了较深认识，提高了觉悟，纷纷表示为了革命的需要，坚决服从命令，党叫到那里就到那里。大家整理行装，浩浩荡荡又向西挺进了。
9月中旬，由冀鲁豫南下的全体同志，江西地下党的部分同志和原赣东北区所属各级干校，包括卫生学校的学员、学生以及江西解放后参加工作志愿西进的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共9331人，正式组成西进支队，隶属二野五兵团。支队负责人是：司令员傅家选、政委徐运北、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申云浦、政治部副主任郭超。支队下辖5个大队，54个中队。
9月25日至28日，西进支队全体干部，战士分批离开上饶，踏上西进征途。开始分两条路前进。前梯队沿五兵团司令部的行军路线，乘火车至南昌，再乘汽车经上高、慈化、长沙至湘潭；后梯队由申云浦带领乘火车经南昌转九江，然后乘轮船经蕲州、武汉、嘉渔、岳阳、长沙至湘潭与前支队汇合。他们到了九江吃鲈鱼，一条鲈鱼有三百多斤，一个连队会餐只分一半就够了。北方的同志没吃过这样的鱼，感到很新鲜，非常高兴。后梯队的同志从九江上轮船，大都又是第一次坐轮船，感到新奇，非常兴奋，沿途开展读报、唱歌、唱戏、讲故事等活动，同志们斗志昂扬、乐观向上，直达武汉。
第二节 在武汉与夫人团聚
在武汉，他们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10月1日武汉街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工人、学生、机关干部、驻军排着整齐的队伍，迈着响亮的步伐，高举鲜艳的五星红旗，抬着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巨幅画像，举行浩浩荡荡的庆祝游行。那响亮的歌声，欢呼的口号响彻云霄，各式各样的秧歌队，新式的火龙，小火轮尽情表演，人们感到兴高采烈，真是欢声雷动。
就在此时，申云浦失散了已久的夫人张莹从北京来到武汉与他团聚了。这里就谈谈他们的故事。
申云浦和张莹是抗日战争时期开始不久，在山东阳谷认识的。当时申云浦是中共阳谷县委书记，张莹是政训队的成员，申云浦管政训处的工作。这样相识、相知，建立了友谊和感情而结合了。可是结合不久，两个就分散了。申云浦在冀鲁豫坚持抗日斗争，张莹则转到太行山根据地去了。在残酷的战争中，他们失掉了联系，也不知彼此生死如何？
张莹也是山东阿城人。她随父母在山西太原长大。她个子不大，年轻貌美，小巧玲珑，但个性倔强，热情勇敢。在太原读书时受革命影响，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她是薄一波领导的牺盟社的成员，还参加过绝死队的活动。因为年纪小，她母亲不让她参加这些活动，把她骗回家去，不让她出门，革命人火热的心是关不住的。她后来到了北京姥姥家。有一天，她骗姥姥，带着小妹去看电影，到了电影院，她把小妹的鞋脱了，把小妹和姥姥留在电影院看电影，自己却跑出来了。几经周折，从北京到山东阿城。她们先是在一个老乡家住了几天，老是住在别人家里不行，于是她们几个女青年扮成学生，穿着翠蓝的旗袍，套上白袜子去找组织；后来才知道要到一个教堂里接头。她们又扮成修女去到教堂，在教堂里和组织联系上了。后来她就参加了政训队。由于热情肯干，工作积极，表现突出，人了党。半个多世纪的事，快90岁的老人对笔者说：“那时入党都是秘密的，介绍人领我到一个大坑里，面对马克思、列宁的像，向挂着党旗宣誓：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叛党、暴露党的机密、出卖党的同志。我一生就牢牢记住这个誓言，永远保卫我们的党，坚持共产党员的这一信念。”的确，解放后不久，申云浦受不白之冤被撤职下农场劳动，她受牵连；反右倾她被错误批判，受到开除党籍，她仍坚信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不叛党、不出卖同志。其间几十年备受煎熬，痛苦难言，但她至今谈起这些往事，都是胸襟坦荡，泰然自若。她无愧于党的培养教育。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夫妻团聚，对申云浦来说是双喜临门。可以说，他雄姿英发，对革命、对人生都更是充满了信心和活力。他们团圆之日正逢中秋佳节，两夫妇登上黄鹤楼，仰望皎洁的天空一轮明月高照，俯视浩浩长江滚滚东流，革命人在这良辰美景中度过了他们最浪漫而幸福的第一个中秋。
接着，申云浦和张莹从武汉出发，西进贵州，途经岳阳、长沙到湘潭与经湘赣铁路西进的梯队汇合。
第三节 翻山越岭进贵州
在湘潭，酝酿组建贵州省委，苏振华为书记、徐运北、陈曾固为副书记、王辉球为宣传部长、申云浦、康健为副部长、陈曾固为组织部长、郭超为副部长。
10月20日，支队西进至邵阳，五兵团党委和贵州省委召开联席会议，进一步研究，部署接管贵州的工作。23日至27日，省委在邵阳又召开了地委书记，分区司令员联席会议，宣布了贵阳、遵义、镇远、独山、安顺、毕节、铜仁等地、市领导班子的组成人员，为接管贵州，建立全省各级党政机构做好了干部准备。
1949年11月上旬，西进支队的全体干部、战士15000多人，按邵阳会议的部署和安排，以大队为单位，分几路迅速向贵州进发，赶赴分配地区。为了抢时间，中央决定11月15日解放贵阳。支队到了芷江分为前梯队、后梯队。徐运北带前梯队先进贵阳，申云浦因腿上生疮，在芷江多待了几天，随后梯队12月初到达贵阳。后梯队有杨勇、苏振华、宋任穷，还有去云南的部分领导。他们都是坐从国民党那里缴获的美国吉普车，尽管道路难走，仍然日夜行军。由湖南进贵州山越来越高，路越来越险，特别是翻越雪峰山时还翻了辆军车，死了好几个人。但干部、战士不畏艰难险阻，仍然雄赳赳气昂昂地奋勇前进。因为他们早在赣东北就听了申云浦传达邓小平的指示，贵州落后，贵州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迫切盼望解放军去解放他们。所以，干部、战士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明确的目标，能克服一切困难。此时的申云浦目睹途中的一切，更深刻地理解和领会邓小平在南京对他的批评和指示的重要。在他的脑子里酝酿着进贵州后如何在省委的领导下，首先把党的政策宣传好，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为建立贵州新政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贵州虽然山高水深，但却是青山绿水。人民虽然穷困，但盼望解放，热情忠厚。所以解放军进入贵州，处处受到欢迎。西进的干部、战士看到贵州的青山绿水和勤劳的人民也十分喜爱。申云浦和张莹进入贵州，到了黔东重镇镇远，看到清澈透底的舞阳河，青砖黑瓦的房屋，依山傍水的青龙洞，深感小城的优美。他们在青龙洞前摄影留念。张莹老人现在见此照片，感慨地说：“这是我和老申进入贵州后的第一张照片，这是历史纪录。”她还说：我对贵州是热爱的，几十年如此。记得我们到了贵阳后，被安排在南明堂的一幢小楼里，背靠观风山，面对南明河，真是山清水秀。那时的南明河，水清见底，连河里的小石头都清晰可见。两岸绿树成荫，沿河岸是一座娴静而优美的公园。她深情地说：“我来到贵阳，就爱上这个地方了，贵阳是我的第二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