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阳谷县的县委书记
1937年卢沟桥事件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向关内大举进攻。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弃城而逃，抢渡黄河。号称韩青天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携带金银财宝跑到曹县，被他自己的军法处长魏某带的逃兵一抢而空。韩复榘本人到了河南境内被蒋介石扣押，成了替罪羊，被枪毙了。山东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几乎全部逃跑了，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土匪蜂起，大小土匪自封司令，占山为王。司令多如牛毛。他们均有江湖外号，如石鸿典的外号山根子，韩春的外号叫西北风，栾小秃的外号叫架乩子。各地的民团，有的拥兵自卫，实行割据，谁也进不去他们的土围子。这个时候只有国民党第六专区的专员（即聊城专区）少将旅长范筑先坚持守土抗战。
范筑先，1882年生于山东省馆陶县南彦寺（今属河北省）一个贫苦农民家庭，9岁在本村读私塾，13岁丧父，在家务农，15岁帮地主家干活。后因生活所迫，离乡从军，辛亥革命后，历任北洋陆军第四师连、营、团、旅长等职。后任西北军冯玉祥部下十三军的少将参赞。“九•一八”事变后，到山东韩复榘的第三路军中任少将参议，并先后任沂水、临沂县县长。1936年11月升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范筑先虽长期在旧军政界任职，但他一直保持正直廉明，爱国爱民的品质，当军官不喝兵血，当县官不刮地皮，很受部下和老百姓的尊敬和信赖。在日军侵略，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范筑先积极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并一度寄希望于国民党。可是当他看到祖国大片河山沦入敌手，人民惨遭涂炭时，激起他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强烈不满。特别是“西安事变”，由于共产党的作用得以和平解决，并明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给他以很大的影响和鼓舞。他看到了只有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1937年4月，周恩来派彭雪枫到华北开展统战工作时，曾明确指出：要争取范筑先接受抗日的主张，在鲁西北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彭雪枫到聊城后，与他交谈，使他更加了解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赞许说：“共产党的这一套主张很对，不用红军的战法是打不败日本的。”同年10月，山东省委派张霖之同志到鲁西，领导鲁西党的工作，同时开展对范筑先的统战。
与此同时，应范筑先之请，中共山东省委派冯基民、解彭年、管大同等共产党员到范筑先的第六区担任了政训干事，并从韩复榘的第三集团军军政人员训练班中挑选了以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为骨干的240名政训服务员分三批到达聊城。
11月，张霖之受山东省委委托，重新组建鲁西北特委，由赵建民、徐运北先后任书记，刘晏春、徐运北先后任组织部长，邹子言、申云浦先后任宣传部长，洪涛、王幼平先后任军事部长，赵伊坪任统战部长。鲁西北特委以政训处（后改为政治部）为公开办事机关，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鲁西的党组织就是依靠这批政训班的人为骨干，再加上各县的地方党组织支持范筑先坚持抗战。那时各县都建立政训处驻县办事处，发动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政权。
阳谷县同别的县一样，国民党的县长、县党部早就跑了。聊城政训处——实际是共产党的办事机关，进驻安乐镇、筹建阳谷县抗日政权。县长徐茂里，县独立营长宋励华，县特务大队长赵小舟、指导员黄主一，县政府财政科长王润怀，公安局长熊又吾（即张建民），除县长徐茂里不是共产党员，其他都是共产党员。当时，申云浦在阳谷县任县委书记，领导政训处的工作。因此，阳谷县第一任抗日政府，实际上是共产党的政权，可惜时间不长。
在此之前，申云浦在他家乡安乐镇组织抗日游击武装，遇险遭袭，差点丧命。他在家乡安乐镇发动党员、农民组织抗日武装，正准备集合的那天下午，日本鬼子的飞机到安乐镇低空盘旋。当地民团团长和地主代表人物吓坏了，有一个叫申洪祥的人，跑到街上降神，说“关二爷”附体了。一些地主老财求神问他：“申云浦在此街拉大旗好不好？”这位“关二爷”说：“大事不好”！于是，这帮人集合红枪会要治申云浦，幸好，有人事先给他送了信说“红枪会来啦，你快跑吧”！他这一跑，原来准备集合的抗日武装也集不了合了。这样，他动员一部分人去布永言的队伍，建立第五游击大队。布永言当队长，那里面有共产党员，也有农民，但大部分是土匪。布永言不是土匪，是个大青皮，牲口经纪人，他和土匪有往来。部队搞起来后，拉到西关进行改造整编，建立政治工作制度，整顿纪律，约法几章，宣布不准吃老百姓的狠子（猪），不准拉老百姓的两角（牛），不准提老百姓的尖嘴子（鸡）。这一整顿不要紧，那些当过土匪的人害怕了，哗变了。布永言拉起队伍到了莘县去汇合各路土匪。在农历二月二日晚上，他们从阳谷、西门打进城内，沿街嗷嗷喊叫，随便开枪。他们先占了县政府，后包围了西街小学，把申云浦包围在西街小学里。申云浦是阳谷县委书记，正在西街小学办政训班。这些政训班的学员连一支枪也没有，见此情况，申云浦不顾自身安危，代表学员们走出校门去与土匪对话。还未等校门打开，土匪就把门撞开了。有一个土匪一进门就喊“小舅子，拿枪来。”说着朝他“叭”的就是一枪，子弹从他头上飞过去了。申云浦说：“这里都是学员，哪来的枪？”那时，刚下过雨，地上很滑，他与土匪交涉，没留神一下子滑倒了。正在危急关头，李洪钟进来了，这个李洪钟就是申云浦动员到布永言队伍去的农民。他见申云浦倒在地上，惊叫一声：“二叔，你咋在这里？”申云浦说：“我把你们动员到布永言队伍里后就在这里办政训班。”他说：“那好，快起来，我给你找个地方休息。”申云浦说：“你赶快把我送出城去，我得抓紧时间赶到聊城报告这里的情况。”李洪钟把申云浦送出城，脱了险。申云浦到聊城后，找到了张霖之同志，报告了阳谷的情况。范筑先派部队围了阳谷县城，没打，谈判达成协议，和平解决，第二次把布永言收编为第十九支队。
第二节 范筑先与聊城共存亡
斗争是尖锐复杂的。范筑先那里也分两派，一派是政训处，是共产党控制；另一派是参谋处，国民党控制。参谋长王金祥就是一个国民党的顽固分子，他利用徐茂里失城之机，撤换了其县长职务，换成他的人，此人叫张维庠。阳谷县在徐茂里当县长的时候，利用政权搞抗日武装，叫民间摊派枪支，建立游击营，有四、五百人，都有枪。另外，还建立了特务大队，是一些可靠分子，大队长叫赵睦舟，副队长叫顾寿祯。张维庠上台后，就组织动员会并联合封建势力，国民党顽固分子与共产党搞摩擦，排挤共产党的干部。共产党和抗日力量呆不下去了，由顾寿祯带领特务大队和保安大队中的可靠分子到了第十支队。从此阳谷政权又变成国民党的政权。
回过头来，谈鲁西北特委抓住这个机会，积极鼓励对范筑先将军开展统战工作。1938年5月1日至6日，鲁西北特委以第六政训处名义，在聊城召开了全区政治工作扩大会议。张霖之、赵伊坪、张郁光等在会议上作了报告。范筑先看到会议中生机勃勃的场面，异常兴奋。他说：“你们的意见很好，就按你们的意见办，我支持你们。”会后，政训处改为政治部，张维翰为主任，姚第鸿为副主任，赵伊坪为秘书长。同年8、9月间，申云浦从阳谷县调回鲁西特委，任宣传部长，和范筑先一起在聊城组织抗日救亡工作。10月下旬，黎玉和山东纵队总指挥张经武从延安回山东，路过聊城，带来了毛泽东给范筑先的亲笔信，对范筑先在山东敌后坚持抗战的重大贡献和深远影响作了高度评价，勉励他坚决抗战到底。当黎玉亲手把毛主席的信交给范筑先手中时，这位年近60的少将老人异常高兴，使劲地握着黎玉的手，抖动着花白的胡子说：“毛主席写亲笔信给我，我今生不能违背毛主席。当今之世，要救中国，要想不当亡国奴，唯有听共产党的话。”
范筑先最后也以自己的英勇行动实现了自己的诺言。1938年10月，日军攻占广州、武汉后，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11月14日，日军一一四师团秋山旅团千叶联队从东阿渡过黄河进攻聊城。当日上午，范筑先部署完战斗任务，正准备和张郁光、姚第鸿退出城时，李树春（山东省国民政府的民政厅长）突然从临清乘车而至，和范筑先故意纠缠，一直拖到下午4时才离开，使范筑先失去了出城指挥战斗的时机，被日军围在城内。范筑先率部与敌人血战竟日。
本来鲁西北特委派的代表姚地鸿、张郁光在城内，准备率部队出城打游击，但范筑先发誓与聊城共存亡。他说：“城存我即存，城亡我即亡。”在此情况下，党组织为了保存干部和党的机密文件，决定由申云浦率机关、学校等非战斗人员头天晚上用小杠车推着党的机密文件夜行军离开聊城。他们一行男男女女，手提肩挑、扶老携幼，走了一夜，可以说连滚带爬，好容易到了冠县城内。也算他们命大，他们离开聊城的第二天即15日聊城失守。在日本鬼子激烈的炮火中范筑先将军壮烈牺牲，我党派去协助他工作的两个党代表姚地鸿、张郁光也同时殉职。范筑先壮烈牺牲的消息，使鲁西大地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也震动了全国。中共产党在延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的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吴玉章、董必武都亲笔题写了挽联。中共中央机关《解放》周刊第58期发表了“哀悼民族老英雄——范筑先”的时评。范筑先牺牲后，特委决定由政治部主任张维翰代领范筑先的工作，担任鲁西游击队总司令和第六专区专员及保安司令。张维翰十五日从聊城来至冠县，聊城失守以后，特委机关搬至冠县，冠县一带就成了鲁西的军事、政治中心。申云浦由特委宣传部长改任民运部长，公开的工作是鲁西北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兼农会主席。
第三节 八路军挺进冀鲁豫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大举南下，先后占领了广州、武汉，由于战线拉长，兵力不足，财力物力缺乏，特别是受到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队的严重威胁，不得不暂时停止正面战场向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改为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逐渐转移主要兵力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战争形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16日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根据毛泽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确定了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停止敌之进攻，准备力量，实行我之反攻，达到最后驱逐敌人的全国抗日战争的总任务。会议强调必须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方针，并确定将党的主要工作放在解放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六届六中全会后，为贯彻执行“巩固华北”的方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以三个师的主力，于1938年12月分别进入冀中、冀南、冀鲁豫边区和山东地区，协同各地方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在斗争中壮大自己，创建和扩大各抗日根据地。
根据中央的部署，八路军115师第四旅第687团和第688团各一部，于1938年12月中旬到达鲁西南、直南地区活动。12月21日，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主力进至南宫，领导冀南、鲁西北的抗日斗争。12月下旬第115师第685团挺进湖西；1939年2月16日第115师第344旅一部在代旅长杨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率领下到达直南、豫北地区；3月1日，第115师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率115师主力一部进入鲁西地区；1938年12月下旬，第129师第386旅旅长陈赓率领第771团和115师第344旅第688团进至馆陶、冠县、邱县一带。这样，八路军主力部队在冀鲁豫平原展开，在与当地的党组织和抗日武装的配合下，迅速打开了冀鲁豫平原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1939年元月15日，中共鲁西区委员会在馆陶县成立，张霖之任书记，统一领导鲁西、鲁西北、泰西三个特委。3月至6月间，上述三个特委撤销，在所领导的地区先后建立七个地委。张炳元任第一地委书记，申云浦任第二地委书记，张承先、马诚斋先后任第三地委书记，谢鑫鹤任第四地委书记……同年二地委撤销，其他地委调整，原七地委改称运西地委（后人称一地委），申云浦任书记。这个时期，申云浦与八路军115师的旅、团领导常有接触，也见到了刘、邓首长，使他在政治、军事能力方面受益良多。特别是邓小平、罗荣桓、陈赓、杨勇在申云浦的心中影响最大，印象最深。
1938年冬或1939年初，鲁西地区除了我们党直接领导的第十支队的三千人的武装外，还有先遣纵队第二团二千余人，前任团长是当过土匪的山根子。那时范筑先收编了三十六个支队，大约五万多人，也都是土匪的乌合之众，他们所到之处，牵牛拉猪，偷鸡宰羊，纪律松弛，为害群众，如不进行整顿，不但不能坚持长期抗战，反而有害根据地的壮大和发展。就在这个关键时候，邓小平来到管陶，当他了解这里部队的情况后，下决心整顿军纪。他在班庄附近召开的班长以上干部大会上，以强硬的态度，严肃的语言宣布，凡是贪污五百元以上的军官就要枪毙。有些不了解邓小平的人认为他个子矮小，貌不惊人，就发出怪问？“贪污一千元的怎么办？”小平同志幽默而果断地回敬说：“只枪毙一次，优待一次。”他讲话非常严厉，也非常风趣，吓坏了违犯军纪的一些人，第十支队副司令朱德重，第一游击大队队长辽云山等人第二天就吓跑了。
这时，有个民团部队王来贤因范筑先牺牲，他即反水叛变。386旅派陈赓同志率688团配合地方游击部队将敌人击溃。那时鲁西抗日根据地已初具规模，形势发展很好。鲁西北特委下属四个地委：有鲁西北、老鲁西北、运东运西、泰西（泰肥山区）特委。特委书记范京玉、组织部长孙光、副部长袁振、宣传部长万里。在行政上建立有鲁西行政委员会，为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把鲁西地区（三个特委）统一起来，加强了党的领导。
1939年元旦，在管陶万庄召开庆祝元旦大会，鲁西北特委几位领导同志应邀参加了会。那时党政军里，上下级关系融洽，互相爱护，甘苦与共，就像一个大家庭。元旦会餐，陈赓主动上厨，他有一手烹调技术，亲自动手做了一桌全部清蒸菜，有肘子、鸡、鸭、鱼等。申云浦说：“他是第一次吃上这样好的菜”。陈赓和申云浦一样性格开朗，有说有笑，很快成了好朋友。陈赓的骑马技术好，申云浦就向他讨教。陈赓说：“骑马有三个要点：两脚蹲紧，两腿夹紧，屁股坐稳，两手提紧缰绳，两眼看着前方，鞭子打马屁股，不要怕摔倒。”纸上得来总觉浅，何况是口教。申云浦学骑马还是挨摔不少。不过他还是学会了。
第四节．找杨勇的故事
这时党决定开辟运东地区工作，鲁西北运河以东地区称运东地区，由申云浦和徐翼同志到运东建立运东地委，组织抗日游击队。申云浦任地委书记，王镜如任组织部长，黑白里任宣传部长，徐翼任军事部长。半年以后，组织起第四游击大队，这四大队在聊城、阳谷、东阿颇有名气，拔日军据点，打反动会道门，夺得了武器和钱财，做了棉衣，办了炸弹厂。1939年3月3日，杨勇同志带领的115师686团一个营首战郓城樊坝，击毙打伤和俘虏伪军团长刘玉胜以下800余人，鼓舞了鲁西人民的抗日热情，成为开辟运西地区的奠基礼。鲁西地方党从此和主力部队接上关系，互相配合，发展统一战线，建立各级政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使鲁西地区的抗日烽火蓬勃发展。1939年8月2日，115师调集部队，在梁山独山庄设伏，歼灭日伪军400余人，日军少佐大队长田敏江以下300余人被打死，还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这次战斗，威震鲁西，进一步鼓舞了鲁西人民的抗战胜利信心。日军遭此痛击，纠集日伪军4000余人，汽车、坦克百余辆，对运西地区进行报复性扫荡，叫嚷：“挖地三尺，也不能使火炮落入共产党手中。”我军利用“青纱帐”与敌周旋，终于粉碎了日寇的扫荡。这时，运东地区和运西地区两地委要召开联席会议。申云浦作为运东地委书记，奉命到寿张一带去找杨勇同志联系，以便参加会议。但由于日寇的报复扫荡，主力部队不断转移，申云浦连续找了两天都找不到人，也弄不到饭吃。
后来，机智的申云浦找到了杨勇，并参加了在梁山水泊中召开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罗荣桓、杨勇同志，还有鲁西区党委书记张霖之。参加会议的也不限于运东、运西两地委的人，实际上开成了鲁西区党委扩大会议。会议主要是讨论在鲁西平原上能否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罗荣桓同志作了肯定的回答。他向大家阐明了这里虽然没有山林作隐蔽，但可以发动群众，形成人的铜墙铁壁。这才是任何力量也打不破的。这次会议使同志们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从而坚定了创建平原抗日根据地的信心和决心。
第五节 军、地一致斗敌顽
1939年11月，申云浦调往运西地委任书记，配合八路军创建运西抗日根据地。运西地委当时主要领导濮阳、范县、冠县、朝城、鄄城、郓城、汶上、寿张、阳谷、莘县10个县的工作。地委驻地流动游击，主要活动在鄄北、郓北、濮县、范县一带。原来的游击队，这时已先后升级为主力部队——称七支队。申云浦到任后，重新组建各县的游击武装，建立政权，减租退息，建立青年、妇女和武装等群众组织，为巩固鲁西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国民党顽固派非常敌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他们在日军的不断诱降下，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集中力量对我人民抗日武装进行挑衅和摩擦。自1939年12月到1940年3月达到高潮。在这股反动逆流中，汉奸石友三乘机向冀南发动进攻。石友三系老牌汉奸，曾任冀东保安司令。他与北平、济南的日伪秘密往来，妄图在河北省南部建立反共基地。在石友三反共气焰的影响下，盘踞在鲁西北和冀南地区的丁树本、李树春、乔子修、朱世勤等顽固派，也蠢蠢欲动。边区形势日趋紧张。
为了粉碎石友三等部的进犯。八路军集中冀南、冀中及冀鲁豫地区的部队，组成左、右和中央三路讨逆纵队，杨勇任左路纵队指挥，在总指挥宋任穷和政委程子华指挥下，进行了冀鲁豫地区讨逆作战。以石友三为司令、高树勋、孙良诚为副司令的顽固派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结束讨伐石友三战役后，杨勇风尘仆仆地从前线赶回刚刚解放的濮县，他要在这里结婚了。说起杨勇结婚，又有故事了。
新娘子是谁呢？新娘子林彬是申云浦的部下。林彬参加革命工作后，就在申云浦的领导下工作，她很敬重这位像大哥一样的领导。那时申云浦有个“二哥”的称号，先是贺挺（贺挺后为潘炎的夫人）喊，后来林彬、洪林、黑白里等也这样喊。就这样，喊申云浦为“二哥”成了冀鲁豫许多同志的习惯，并以有这么一个好“二哥”引以为自豪。现在林彬要结婚了，申云浦要亲自送亲，林彬心里非常高兴。那是一个战时婚礼，既简朴，又热闹。申云浦也是婚礼上的活跃分子。
1940年到1942年，是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年代。除了残酷的战争，还有无情的天灾人祸接踵而来。那时真是敌伪会匪顽（敌：指日本鬼子；伪：指汉奸政权；会：反对会道门；匪：土匪；顽：国民党顽固分子），乌龟到东原，水旱、虫灾年年发，真是兵连祸结。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卖儿卖女的，有背井离乡的，甚至把大姑娘换粮食，一斤换一斤，用秤来称。加上日本鬼子设置封锁线，制造无人区，在堂邑地区造成五十里的无人区。
艰苦的岁月，残酷的斗争，吓不倒用特殊材料构成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讨伐石友三战役后，申云浦任运西地区书记。那时，运西地区和鲁西其他几个地区连成一片。敌人败退后，出现了新的局面。申云浦抓住这个大好时机，组织党员、干部努力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抓扩大武装、抓好政权建设、抓群众运动、抓发展党的组织。形势发展很好，但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石友三暗里与日本鬼子勾结也不断暴露。申云浦根据冀鲁豫党组织指示，发动群众，揭露石友三背叛祖国，破坏抗战的罪行，宣传我党我军的坚持抗日主张，坚持统战政策和善待俘虏的政策，以此来争取群众和分化顽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许多老百姓过去受蒙骗也逐渐醒悟过来，看清了石友三的汉奸真面目，从而更加拥护共产党和八路军。甚至一些原来为石友三所利用的反对共产党的士绅，也采取了中立态度。就是石友三部下的下层官兵中，对石友三勾结日寇，积极反共也日益不满，常以讥讽的口吻说：“咱们是小汉奸，石友三是大汉奸。”他们中的一些人，渐渐觉醒，不愿为石逆卖命，纷纷逃亡。
日本鬼子见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形势发展对他们不利，又发动了新的攻势。他们调集重兵对冀鲁豫地区进行更残酷的“扫荡”。日本鬼子所到之处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这次扫荡，被杀死的有四千多人，一个井里就投埋了几十人，真是惨绝人寰。
为了集中力量抗击日伪军，鲁西地区和原冀鲁豫边区合并，仍称“冀鲁豫边区”，同为一个区党委、一个行署、一个军区。张霖之任区党委书记、张玺任副书记、刘晏春任组织部长、晁哲甫任行署主任、董君毅（即段君毅）任副主任、贾心斋（党外人士）也是副主任、张承先任宣传部长、韩净夫任秘书长。杨得志、杨勇都是军区司令员。这时申云浦生病了，身体衰弱，行军不能骑马，只能躺在担架上。冀鲁豫特区党委为了照顾他，特地把区党委副部长万里同志调到运西地委任副书记，与他一起工作。
1942年敌人实行五次强化治安运动。9月27日对冀鲁豫边区进行大规模的大扫荡，出动了3万以上的兵力，实行分进合击，梳篦似的扫荡。我们有20多个军政干部被捕。田兵同志就是这次被捕的。他在狱中发动越狱，夺了敌人的枪逃了出来，表现很英勇顽强，受到军区的通令嘉奖。
1942年8、9月间，刘少奇同志从华东去延安，途经冀鲁豫边区，沿途作了重要指示。他说：“冀鲁豫的党政军民，在这里坚持了五年的抗战，没被敌人斗倒、斗跑，保持了华东和华北的联系区域，这是你们的战绩。但是，五年的根据地至今不能实行减租减息，真丢人也。”还说：“抗日战争只能依靠广大基本群众，不能依靠中间力量。”刘少奇同志走后，在区党委的领导下，申云浦坚决贯彻了刘少奇同志的指示，组织了庞大的工作团到范县地区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直至土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