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申云浦与盛北光“换房”
1934年寒假，申云浦因开展党的工作暴露了身份，学校要勒令他退学，实际上就是开除。学校当局说：“申景玮（申云浦当时的名字），你是干什么的，我们都知道。你是穷人出身，给你留条生路，不挂牌子，如果挂开除的牌子，你就找不到职业了。不过，我们要告诉你，聪明人莫被聪明误，今后要谨慎些，不要误入歧途。”申云浦听后厉声回答说：“谢谢你们的关照，但不要说我误入歧途，抗日救亡不是歧途，是正途。你们叫我走可以，但不准胡说八道。”就这样，申云浦离开了学校。1934年休学离开聊城师范，到阳谷县安乐镇教书的盛北光，这时他复学回聊城。这样，他们二人正好“换房”。盛北光回聊师，继续领导聊师的党组织，申云浦到阳谷教书，转入地下斗争。他先后在阳谷县私立崇实小学、博平县还驾店小学、清平县乡农学校、寿张县竹口小学任教员、当校长，以此为掩护继续开展党的工作，领导寿张、阳谷、聊城、东阿一带党的活动，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
这里先说说安乐镇临时中心支部的情况。盛北光在阳谷县安乐镇小学教书时，老党员杨一斋领导组建了安乐镇临时中心支部。党员有盛北光、申子君、翟子超，后来发展了武子升，恢复了王筱湖的党员关系。
安乐镇临时中心支部，实际上发挥了阳谷县委、鲁西特委的作用。它领导的范围超出了阳谷，事实上寿张、阳谷、聊城、东阿这几个县的党组织都归安乐镇这个支部领导。这就是说，当时虽然和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但这里的党员还是有组织地开展活动，进行工作的。寿张的党组织负责人是王跃光，党员有段缄三、訾修林、冯干才、沙延孝、王维群等。徐运北是济南高中的学生，山东省委遭到破坏后，他在大明湖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一边读书，一边和失掉关系的党员来往，做联络工作。后来他回到堂邑县教书，与他一起教书的有党员鲍廷干、郭庆云等。这时，申云浦和济南乡师的赵健民、在家闲住的钱泊生、夏孟等都联系起来了。这样，聊城、堂邑、冠县、寿张便以阳谷县安乐镇为中心开展党的工作。
第二节 组织“中坚社”
与此同时，安乐镇党支部为了发动和团结周围的知识分子，组织了“中坚社”进行抗日救国的教育。加入“中坚社”的有共产党员，也有坚持抗日的先进知识分子。共产党员中有申云浦、杨一斋、王筱湖、姚修文等。“中坚社”办了刊物，开了书店，发展范围比较广，影响比较大。在阳谷县坡里，安乐镇、七级镇、阿城镇都有点。姚修文在七级镇；杨玉坤、涂士奇在阿城镇。书店在阿城镇，杨玉坤负责。涂士奇是阿城镇庆西德药店的，入社后就在药店活动，这个药店实际上是“中坚社”的联络点，也是党组织的联络点。组织“中坚社”的目的，就是通过这个群众组织的教育，锻炼，然后吸收其先进分子入党，壮大党的组织。“中坚社”在寿张、聊城、阳谷一带影响很大，发展了几十人。申云浦晚年还说：“1935年前后，我们和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后，并没有间断党的活动。”“中坚社”的活动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关于“中坚社”的活动，何挺同志（潘炎的夫人，原名涂月英）的回忆中有一段生动具体的描述：
二哥，这是我们阳谷县对中年、青年男子的尊称。他象征着梁山泊英雄武松。当年冀鲁豫的同志提起申二哥人人皆知，这是对申云浦在地下工作时的尊称。那是1934年-1935年间，乌云密布的日子里，我哥哥领到我家一个陌生人，他22岁挂零，中等身材，黑瘦的面孔，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说话流利而幽默。通过哥哥的介绍，我对他就以二哥相称。那时我还在小学读书，不谙世事，只认为是哥哥的朋友。他看我一身孩子气，就叫我小妹，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地下党的同志。他常来常往，日子久了，从他的谈话中，听起来与众不同，如：穷人家为什么受苦？不是天命；国家民族如何才能兴旺起来，要不受外来的侵略，怎样才能使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等。我很喜欢听他讲这些道理。申二哥成了我政治上的启蒙老师。
在那白色恐怖的岁月里，以申二哥为首的不少人常来我家。他们乔装打扮，以“涂庆德药店”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和阿城至安乐镇等处的地下联络站，我家就是他们的联络点之一。他们在我家后院的南屋里，以办俱乐部为名，组织进步青年，包括镇长刘振南（后在阳谷县委统战部工作）在内。他们唱唱京戏，拉拉胡琴，把一批青年团结在党的周围。以此发动群众，与敌人展开多种形式的政治斗争。每当他们来我家聚会时，二哥就叫我去门口观察动静，有黑狗子（国民党的警察）来了，就发出信号，他们又唱起京戏，拉起胡琴来。我也成了他们的小哨兵。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们党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宣传抗战，组织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争取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在申二哥一群革命者的启迪下，不少热血青年参加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来。我也被冲进了抗日救国的伟大洪流，成了当时抗战移动剧团的一员，走上革命的征途。
第三节 寻找上级党组织
如果说“中坚社”是申云浦这批共产党员在失掉和上级党组织联系的情况下坚持活动的历史见证，那么何挺同志描述的这段亲身经历就是“中坚社”革命活动的生动事实。
当然，作为共产党员，在与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自觉地按党的要求，积极地进行革命活动是正确的、必要的。但申云浦、盛北光等同志总觉得像一群无娘的孩子在黑暗中游荡。于是千方百计地找党。他们相信，在山东、在鲁西这块土地上，一定有党的组织。他们在苦苦地寻找。
1935年，盛北光在聊城师范读书，放寒假回到家乡阳谷县给同志们说，濮县一带有党的关系，让大家设法去找。当时没有介绍信，濮县那么大，哪里去找？正好这年申云浦在阳谷县县城里崇实小学教书，暑期去参加寿张小学教师训练班。在训练班里，他发现两个同学的言谈举动有点像共产党员，一个姓张、一个姓魏，他们住在濮县。于是，他们商量决定，让盛北光带上申云浦的介绍信到濮县古云集找张、魏，并企图通过他们找到党的关系。盛北光找到张、魏后，张、魏说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也不知道此地有共产党的组织。后来，魏某还是领着盛北光到陈家楼找张成一。张成一确实是共产党员，还是濮县党的负责人，但张成一看盛北光是魏某领去见面的，就有些不便接待了，说：“他也没有党的关系，咱们都找吧！你找到告诉我，我找到告诉你。”就这样，盛北光跑了一趟濮县，也没有找到党的关系。
说实在的，当时他们渴望找到党的关系可以理解，但这种寻找方法是很冒险的。如果张某、魏某是叛徒，一告密就糟了。不过还好，盛北光终于顶风冒雪安安全全地回来了。
1936年春天，赵健民从济南到鲁西来了。赵健民同志在山东党组织遭到严重损失，并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坚持党的信念，主动把失掉关系，散落的党员积极地联系起来，整顿党组织，发展新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成立了山东党的临时工委，他是临时工委的负责人。1933年冬徐运北在济南高中读书时，经李秀海介绍，认识了赵健民，后经赵健民介绍加入了共产党。1935年春节，学校放寒假，赵健民和徐运北回到了鲁西北，他们利用春节访亲会友的形式，在堂邑县徐运北的家中开会，由赵健民主持，成立了中共鲁西特委，决定由徐运北为特委负责人。接着，徐运北到村三奶奶庙召开鲁西北特委会议，申云浦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仍被推选为鲁西北特委的宣传部长。他从此与党的宣传工作结了缘，革命几十年，几乎没有离开过这条战线。赵健民这时虽然是山东党的临时工委负责人，但毕竟还未和上级党组织联系上。他对申云浦说：“我们现在这样不行，还得想办法寻找上级党的关系。”后来，他在濮县终于找到了党的上级关系，原来是河北省委派黎玉同志到濮县，在占云集南面的徐庄扎下，搞均粮吃大户的斗争。徐庄党支部是个很老的支部，很有斗争经验，也很坚强可靠。赵健民就在这里找到了黎玉。山东的党从此与北方局接上了关系。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赵健民同志在山东党的历史上起着特殊的作用。申云浦同志说：“1933年，宋鸣时叛变，党组织被破坏得七零八落。赵健民跑遍山东，利用亲戚、朋友、同学、同乡、同志这一切关系，把所有失掉关系、散落的党员联系起来，建立了山东临时工委。我们——就是由他先找到徐运北，然后通过王晋亭找到党的关系的。”
黎玉受北方局派遣到济南，建立了山东省委。黎玉为书记，张霖之任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后来，组织部长由程照轩担任，林浩任宣传部部长。而鲁西一带的党组织，从这时起，就由刘宴春负责领导，申云浦、盛北光等阳谷县中心支部的一批党员也就正式恢复了党的关系。
第四节 掩护革命 辗转各小学
由于党的关系正式恢复了，党员们的活动更加积极主动。申云浦在阳谷城里崇实小学教书。校长李约三和申家是亲戚。这个昏庸老朽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崇实小学，实际上是军阀范军长办的私立小学，李约三当他的代表。申云浦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亲戚的关系，深得李约三的信任，不仅站稳了脚跟，有个掩护，便于开展革命活动，而且还被委以会计、事务的工作，每星期还上24节课。工作这么繁重，可这位校长每月只给19块钢洋。申云浦在这里教书之意不在钢洋，而在干革命。可是国民党顽固派也是无孔不入。这个学校有个叫张子化的，就是个国民党的顽固派，太坏了。他发现申云浦订阅的进步书刊很多，来往的人多，每到星期六，屋子里放满自行车，像开单车铺一样。他就对申云浦进行监视，但他不敢说申云浦是共产党，而说是什么“人民阵线”。他对李约三说：“申云浦善交际，也不能有这么多朋友呀！他教书怪好的，可他是一个危险分子。校长，你这个庙装不下他，将来给你惹祸的准是他，趁早让他走开算了。”
张子化的告密起了作用。当年放寒假时，李约三找申云浦谈话，说：“我这座庙装不下你这尊神”，要申云浦趁早走开。他还说：“闹半天，你是个‘人民阵线’啊！”申云浦也就因势装憨说：“什么‘人民阵线’不阵线的，反正救国无罪。你可以解聘我，开除我，但不准胡说八道。”就这样，申云浦离开了崇实小学。
经李约三、张子化一番煽动性的宣传，在阳谷县教育界谁也不敢聘用申云浦了，说他是赤化分子。就连自己很要好的老朋友，时任第一小学校长的袁晓吴也不敢聘用他。他对袁晓吴说：“这样好不好？你第一管我饭吃，第二管我吸烟，我给你教书，不要工钱。”袁晓吴看有钱可赚，就同意了。可是这个袁晓吴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也有一套办法对付申云浦。他不让申云浦教大班学生，而是从一年级学生中拣四、五岁的凑成一个班，40多个娃娃，交给他去教。这位袁校长暗中高兴自己主意高明，认为，这一下，面对幼儿园的小娃娃了，你申云浦总不能宣传共产党了吧！可申云浦会弹风琴、会唱歌、会舞蹈，一样把这些娃娃教得能唱会跳的，很受欢迎。干了才个把月，鲁西特委就调他到博平，开展鲁西北工作去了。1937年春天，申云浦到了博平，恢复了谢鑫鹤的关系。他们一起很快把还驾店小学“赤化”了，教员差不多都成了共产党员。那时，在茌平、博平、清平、高唐都有共产党的“点”。茌平琉璃寺乡农学校有段缄三、博平有谢鑫鹤、清平城里乡农学校发展了黑伯里、高唐乡农学校有赵英斋。后来，在博平又发展了胡泮声、陶东岱、王怀远等入党。
这年放暑假，申云浦回到阳谷县，组织上又派他去寿张开展工作。还好，竹口镇小学校长是他的同学，家里比较富裕，是个小地主。这位同学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因为自己要到外地学习，就请申云浦代理校长。于是申云浦又找到一个机会，在竹口镇、莲花池等地开展党的工作，发展了一批党员，后来随军南下，任贵阳市轻工局局长的张惠民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竹口镇期间，搞党的工作没有发生危险，可是一场地震差点要了申云浦的命。这里闹地震，黄河发大水，学校被大水淹了，房子被水泡倒了。申云浦泡在水里，他把学校的檩梁、门窗、桌凳捞到一块，拴在大树上才得以脱身。他从寿张又回到博平，和谢鑫鹤一起以支部为核心，以党员为骨干，团结教育界，领导小学教员罢教，要求提高薪水，改善教员待遇，反对外号叫“王家兔子”的博平教育局局长王天翼。正在闹得起劲的时候，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了。国民党军队南退，王天翼也跑了。教员罢教也就结束，但影响还是很大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着，博平又发大水。大水是从莘县过来的，很快把学校包围了。这里的农民不比黄河边的寿张，没有防备水患的思想和物资的准备。申云浦等人立即组织当地农民围村打堰，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没有船，出门时就用两捆秫结绑住一口缸，坐在缸里来来往往，一直到农历十月，申云浦从博平南门外找到一只小船。当时，他不知哪来的那一股子劲，一口气撑到阳谷的七级镇，然后到老家安乐镇。到了家乡，又转入新的战斗，开始组织游击战争的工作。
这个时期的革命斗争非常艰苦。地下党的同志有社会职业的，发薪水后，除吃饭买书之外，都交给党组织，养活没有社会职业的革命同志和他们做党的工作的活动经费。赵健民、刘宴春就是这样的职业革命家。他们苦不堪言。赵健民穿的背心，跟鸡啄的一样，密密麻麻的大小洞洞。他到学校去见申云浦，不能径直进校，因为衣服太破烂，肩膀都遮不住，露着黑膀子。申云浦有职业，是学校老师，很体面。突然进来一个穿得破衣烂衫的人找他，他不便向同事们介绍，也不利于掩护。搞不好就露了马脚。所以赵健民只得抱着胳膊进到学校，悄悄躲进申云浦的屋里。申云浦拿出自己的衣服把他“武装”起来，然后堂而皇之地向别人介绍“这是我的同事”。刘宴春到寿张找申云浦则是另一番花样，他来到学校外面，把学生叫出去，说：“去把你们申老师叫出来，我有事找他。”学生回到学校告诉申老师有人在校门外找你，申云浦就知道是谁来了。于是他把比较好的衣服打个包拿出去给刘宴春。刘宴春便到附近的高粱地里去换上，穿得整整齐齐的才进学校。40多年后，申云浦回忆起这些来，感慨地说：“这些职业革命家，整天奔波，席不暇暖，食不果腹弄得泥头泥脑，艰苦至极。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