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坡里暴动的影响
聊城在历史上不仅是山东西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是近代先进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接受新文化、新思想较早。早在20世纪初，这里就有人到日本求学，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五•四”运动前后，聊城的一些中学生读到了当时很进步的《新青年》、《新潮》等书刊。
聊城师范是山东西北，也就是鲁西北地区共产党组织发源地之一。早在1925年秋天大革命时期，聊城省立二中和第三师范的进步青年，在南方革命高潮的影响下，纷纷负笈步行，经邯郸乘火车到广州去，进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军事技术、学习革命理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广州黄埔军校学习的阳谷县的王寅生、聊城的赵以政、聂子政等共产党员由武汉奉党的使命回到聊城。他们首先在聊城三师和二中两个学校秘密活动，发现进步青年，进行组织发展，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和共青团支部，先后发展了四、五十个党、团员。以后陆续扩展，在聊城城北周家店、博平袁家楼、阳谷郭店屯组织农会，相继建立农村党支部。1927年10月在聊城东关赵以政家里正式建立中共鲁西中心县委（中心县委包括聊城、阳谷、博平、莘县、东阿等地）。张干民为县委书记，王寅生、赵以政、聂子政、袁果等同志为委员。在县委的领导下，这些同志通过阳谷县城北九都杨庄的共产党员杨一斋（原名杨耕心）的社会关系和阳谷县城北郭店屯一带的绿林武装首领韩建德、曹万年等人联系，采取农民协会的形式，组织了攻占阳谷城北35里的坡里德国天主教堂，史称“坡里暴动”。
这次暴动的确是惊心动魄的，影响很大。时间选在1928年1月14日，也就是农历腊月二十二日。鲁西县委一般人利用年关敌人麻痹之际，暴动队伍一举占领了坡里天主教堂，缴获枪支几十支，粮食数千石。鲁西县委的张干民、王寅生、张大安、宋占一、申仲铭等先后进入教堂，掌握暴动武装，杨耕心、聂子政等在聊城北周店组织党员和农民会会员奔赴教堂，袁家楼党支部也带领党员从100里之外赶来支援。几天内聚集1000多人。暴动队伍组成“农民自卫军”，韩建德为总司令，程岳宗为总参谋长，聂子政为党代表，全面掌握司令部的领导工作。农民自卫军发布文告，揭露反动军阀、贪官污吏的黑暗统治，提“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民武装、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等政治口号。同时主张“实行民权”、“民主选举县政府”的民主要求。他们开仓放粮，收缴附近的地主枪支，建立人民武装。坡里暴动使反动军阀、地主劣绅极为震惊，调集12个县的军警民团一千多人，协同军阀张宗昌驻聊城的一个旅，用钢炮、机关枪围攻坡里教堂，暴动的革命武装坚持25天，终因寡不敌众于2月7日午夜，趁风沙漫天撤出教堂，至冠县、大名一带。在这里又遭遇军阀部队的夹击，最后失败。这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的正义性，它所代表的前进方向，表现出来的共产党人不畏艰险、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坡里离申云浦老家安乐镇很近。所以，这次暴动在年轻申云浦的心灵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他似乎已感到共产党员是一群了不起的人。只有他们才是解除人民痛苦，救人民于水火中的英雄好汉。
坡里暴动后，为了保存力量，中共山东省委指示，党、团员可以采取秘密方式，单线领导、单线联系，视情况可暂时隐蔽或外出。没有建立统一的领导机关，党、团员们单独分散活动。
第二节 在聊城三师的觉醒
1931年暑假，从平原中学升入聊城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的刘子蔚，他原是中共鲁北临时党委的书记，来到三师后，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在三师建立了中共鲁西总支委员会。刘子蔚任书记，恢复了部分党员关系，发展了一批党员。这时的申云浦也在这所学校读书，他非常注意年轻老师和同学的言行，目的是要发现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同学。很快，他发现学校有个“读书会”，就主动参加。“读书会”的人，读的是一些进步书刊，有鲁迅小说《彷徨》、《呐喊》、高尔基的《母亲》、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申云浦在参加读这些书的活动中，渐渐明白了这是学校地下党员创办的党的外围组织，他也主动接近、积极参与“读书会”的活动，开阔自己的眼界，提高自己对革命的认识，从而坚定对革命的信念。
1931年，“9.18事变”，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中国军队不战而退，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不抵抗主义，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拯救中华民族。北平、华北、华中各大城市乃至全中国的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热烈响应，积极参加游行示威。十六、七岁的申云浦，血气方刚，什么也不怕，他和聊城三师的同学积极响应抗日救国的主张，要求学校组织师生到南京去请愿。
聊城三师位于绿荫环绕的聊城湖畔。这环城湖系引黄河水修建的护城河，因其河面宽广，人们称之为湖。它水光潋滟，两岸绿杨垂柳，使聊城素有北方水乡之称。聊城三师坐落湖畔，校园非常优美，当时虽无高楼大厦，但校园整齐，设施较好，操场也大，是莘莘学子读书的好地方。可是当时国破家碎的年月，华北大地已摆不下一张课桌的时候，千千万万血气方刚的青年还能安心读书吗？
9月28日上午早餐后，全校12个班级的广大同学，在学校地下党员的领导下，迅速集合到学校大操场上，声讨日寇的侵略暴行，要求政府抗日救国，并向学校当局提出去南京请愿的要求。在大操场上学生与学校当局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申云浦慷慨激昂地在集会上演讲。他那雄辩的口才和犀利的语言，批判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申云浦说：“蒋介石积极打内战，对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北都下令不抵抗，我国大好河山，沦为日本人之手，三千万同胞置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之下。常言道：‘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现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全国各抗日党派、爱国人士、青年学生，所有抗日爱国军民，都应该团结起来，抵抗日军，救亡图存。”申云浦大声要求学校当局支持“学生请愿团”去南京请求抗日杀敌。他的讲话，赢得了广大师生的支持。当时三师的训导员国民党右派胥子钧急忙上台阻止学生的爱国运动，说什么学生的任务是“读书”，“先安内后攘外”是既定国策，师生必须服从……这位训导员的话音刚落，许多学生立即反驳。申云浦更是高声质问：“蒋介石积极打内战，同胞都战死了，还由谁去抗日？由谁来收复失地？”驳得胥子钧哑口无言。聊城的学生反日救亡运动正方兴未艾。此时，山东省教育厅在国民党省党部的授意下，只好突然下令各学校提前放假，关闭校门，停办食堂，驱逐学生离开学校。
第三节 入党与闹学潮
1932年10月，经省立三师地下党支部负责人谢鑫鹤、孙芳茜介绍，申云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他知道了聊城师范党的负责人是师范部第七级二班学生刘子蔚。从此，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他奋斗的目标更加明确了，参加各项革命活动，也就更加自觉、主动。首先是搞读书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同学们有的参加体育会、有的参加体育俱乐部。申云浦口才好，参加了讲演会，他利用演讲会的讲坛，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与此同时，组织订阅和秘密传看一些进步书刊，如《辩证唯物论教程》、《政治经济学教程》、《大众生活》、《永生》、《世界知识》、《读书生活》等。在学习革命理论的基础上，这些革命青年也想初试工人运动。1933年春天，
为了配合苏区的武装斗争，上级党组织号召城市地下党组织工人罢工。聊城三师的地下党支部也组织党员和进步学生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发动群众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初试工人运动。当时的聊城，没有什么工厂，没有像样的产业工人队伍。除一些个体的手工业者外，就是一批水车工和淘粪工。所谓水车工，就是用手推车给城镇居民运送饮用水的人，他们自己本身也是城镇贫民，他们服务的对象也不光是地主、资本家，而大多数还是城镇居民，普通老百姓。所谓“淘粪工”成员服务对象也大体如此。三师的青年学生去组织他们搞罢工，也说不出好多理论来，就鼓动他们提高水价，增加收入。水车工一般集中西关吕祖庙以西的堤口处，有个大水井，他们从这里取水送到城里去，学生们一下课就到吕祖庙动员水车工送水时要求加钱，不加钱就不送水，就罢工。可是这些水车工觉得他们说得有理，但还是忙着打水送水，干自己的活。其实这样做，虽然打击了地主、资本家，但也加重了一般城镇居民的负担。所以组织“水车工罢工”费劲不少，实效不大。不过，这些学生党员在群众中得到锻炼，党在群众中也扩大了影响。
“闹学潮”，搞“校园斗争”他们的本事可大了，就在国民党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时候，聊城作为后方，为了牵制敌人，分散敌人的注意力，三师地下党支部搞一次张贴革命标语的突然行动，要求在一夜之间，把聊城大街小巷贴遍标语。聊城在山东是比较偏僻、落后的地区，搞这样一个活动，震动一下，测试一下民意如何？
任务明确了，党员们就秘密策划，组织行动。按上级党组织的要求，先拟出标语的内容要简单、明确、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旗帜要鲜明。因此确定的标语口号是“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中华苏维埃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等。然后准备纸张书写，书写时要求笔迹变型，不能让敌人查出笔迹来。申云浦的字写得好，写的标语最多，落款都是署名C-R。贴标语，要有糨糊，糨糊装在桶里不方便。这帮年轻人想出了一个妙招，就是把糨糊装在袜子统统里，既方便提，又方便刷，而且翻墙过坎没有响声。一切准备好了，就寻找最好的时机。
一天夜里，天黑又下雨，时机到了。申云浦、盛北光、谢鑫鹤等秘密出动，三人一组，分散活动。他们趁着下晚自习到熄灯的30分钟时间，用准备好的袜子口袋装进糨糊，抱着写好的红红绿绿的标语，从学校后面的东门溜出去。前面的一个放风，中间的一个拿袜袋子刷糨糊，后面的一个迅速把标语贴上。从付家宅、荣光兴旅部门口贴到南大门街，又从鼓楼东大街返回鼓楼西的县衙门，不到20分钟，各组人就贴完全部标语，返回学校。然后悄悄地回到寝室，按时就寝。第二天清早，聊城县城和学校都炸开了锅。学生、老师和城里的群众议论纷纷，传说学校、街上到处贴满了共产党的标语，真是满城尽传共产党标语。申云浦、谢鑫鹤、盛北光等人心里乐滋滋的，却装着睡懒觉还未起床，起床后还装憨，向其他同学打听哪里有标语等。这件事惊动了国民党县党部，立即派大员来三师查办，说三师有共产党，把各班同学的试卷调出查笔迹。这般受共产党地下组织教育过的青年学生没有那么傻，让敌人查出笔迹，于是毫无结果。同时学校负责人也怕惹祸，极力说明学校管理很严，学生夜晚是出不了学校的，提出不排除外来的共产党人在学校外搞的活动。其实学校负责人也不愿走绝路，得罪共产党，对自己也没有好处，所以卖了个人情。学校打的算盘是，反正这几个学生马上毕业了，考后师时不录取就是了，哪晓得，正当考后师时，学校换了校长，申云浦又考入后师。
1933年6月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山东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党组织失掉了同上级的联系，但是失散的党员从未停止过活动。开始是刘子蔚负责，他1934年暑假毕业离校时，交给申云浦和盛北光负责，还有阳谷县的党员朱保明。三师地下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通知全体党员和进步学生把来往信件、内部刊物和有关证件统统藏好或销毁。党员们做好隐蔽工作，分散活动。盛北光家成了他们聚会的地点。开始时，盛北光的父母和姐姐都很害怕，怕儿子搞革命活动，一旦暴露了是要杀头的。经盛北光耐心给父母和姐姐讲明道理，二老终于明白了儿子走的是正道，对到他家来住的青年学生更加关心了。从此，申云浦和朱朗宵、钱杰东成了盛家的常客。每当申云浦等人到盛家去，盛母总是想方设法做些好吃的东西给他们吃。如果自家没有，也要向邻居借些白面烙饼或擀面条、炒鸡蛋招待这些年轻人。就在这年的暑假里，申云浦、盛北光等人就地发动农民、盐民起来闹革命，组织“穷人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