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文/申云浦）
1989年3月18日，我已过了73岁的生日。这就是说，我这个贫农家庭出身的儿子已在人世间过了73年了。73年在历史长河中是极其短暂的瞬间。但对人的一生来说，就接近与家人、同志、亲友永远告别的时候了。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这是自然规律，谁也无法违背的。因此，我在这73岁的时候，有必要把自己的一生说出来，以示后人。
在这73年中，除了童年、少年读书的日子，我就在共产党组织中生活、奋斗。我是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七•七事变”以后，1937年到1940年，我由一个普通的党员提为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区党委（相关省委）部长。解放战争时，随军南下到贵州后，又由省委宣传部长提为副省长、省政协主席、省委副书记。
屈指算来，我在党内生活了57个春秋。在这57年中，我历经坎坷，三起三落，倍感成功与失败的苦乐。最大的一次跌落是1955年我在任省委副书记兼省政府副省长时，受到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由行政8级降到12级，下放基层锻炼。先后在安顺山京农场任场长、贵阳矿山机械厂任第二厂长、贵州省电缆厂筹建负责人（1958年下马）。我虽然对所受处分不服，但党组织安排我在基层锻炼，我把它当着提高党性的锻炼，更好地接近工农群众，向工农学习，改造世界观、人生观的锻炼。由于自己不灰心、不气馁，工作干得有成绩，无论在农场、工厂都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所以1963年我又被提为贵州省机械厅厅长，工资由12级调为10级。正当我振作精神、为贵州的工业发展全力工作的时候，“文革”开始了，我又成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造反派的软硬兼施，我都立场坚定，不上他们的当。所以他们对我的批判、斗争、折磨得最厉害。1972年全国上下，解放了一批老干部，我也得到解放——当调研员。1979年中央为我平反了在1955年受到的错误批判和处理，当了副省长。1985年被选为省顾委副主任，1987年因年龄超过70岁，我辞去了党内外职务。
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毛主席也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在这里，写出我的大半生，其中有对革命的有益经验，也有痛苦的教训，两方面都可供后代人参考、借鉴。
这是申云浦口述自传时的开场白，弥足珍贵。笔者在写他的传记时，特作本文的引子。（朗坡）
第一节 苦难的童年
申云浦的家乡是山东省阳谷县。它坐落在黄河之滨一个历史上很有名的地方。也就是《水浒传》中英雄聚集的地方，武松打虎的景阳冈就在这个县里。应当说，山东好汉的美誉也和这里有关。这里历朝历代都出过许许多多的文人武士，直到20世纪的20年代，共产党的组织也在这里开始发展，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1916年3月18日（阴历丙辰润2月28日）这天，在阳谷县城东北35里的集镇——安乐镇北街一个贫农家里，一个男孩诞生了，这就是申云浦。
申家原本也是比较富裕的。据申云浦的父亲说，祖父是个破落的小地主，当里长，抽大烟，把全部家产都抽光了。祖父去世后留下两件遗产：一件是大烟盘，一件是古董陶瓷壶。每逢大年除夕，父亲就拿这两件东西教育子女。父亲告诫子女，第一不能抽大烟，不要像祖父那样把整个家产都抽完了；第二要会过日子，不要像祖父那样铺张浪费买昂贵的古董陶瓷壶。申云浦的父亲17岁丧父，兄弟2人，由他带一个弟弟度过艰难的日子。开始，父亲买了个小驴贩卖粮食；后来，小驴被人偷走了又改为做饭卖，卖绿豆元子、松花酥肉饼及馄饨，经常和人家合伙拉车、赶集、赶会搭篷卖饭。随着岁月流逝，年龄渐大，兄弟两人都结了婚，要生儿养女。按平常人家生孩子前总要准备一些小衣服，比如：虎帽、虎鞋之类东西。因家境贫寒，申云浦出生时只有破烂尿片，下床以后，包裹的布片都没有，母亲把他装进上面是破背心，下面是连衣土布袋里。天气暖和后，把他从土布袋里抱出来放在破席面上，没有人抱，小孩的两只脚常踢，磨得露了骨头，脚后跟踢伤处长起了一个疤。母亲风趣地说“天下大乱以后，我找我的儿，他脚上有个疤，这是见证。”据说，申云浦小时很迟钝，呆头呆脑的，三岁才会说话。他母亲把他放在布袋里背着去赶集，乡亲们问：“小孩叫什么名字”，他母亲说：“还没有名字，他是老三；大哥叫满囤、二哥叫二猪角，就因为不会说话，所以没有名字。”那人又问：“哪年生的？”母亲说：“丙辰年”。那人说：“就叫小辰好了”。因此，小时候申云浦叫小辰。那时他叔叔家有一儿一女，全家四个大人、五个小孩、九口人，有五亩地，一家人不能吃饱穿暖，如遇灾荒，更是吃穿无着。鲁西地方常闹土匪，父母亲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带着一家人到姑母家去种地。帮人干活，活很重，吃得多，父亲常吃不饱，每顿都是高梁面煮南瓜，不抵饿，每抬一筐土满眼冒星星。妈妈也在地里干活，把他放在地头，饿得又哭又闹。他父亲心烦意乱，提起他的两只瘦弱的小腿，想把他摔死算了。申云浦后来说：“也许就是父亲想把我摔死开启了我的智力，我慢慢地会说话了，而且日渐聪明起来，很小就会吹笛子、唱小曲、演地方戏。”由于家庭的极度穷困，被迫和父亲、大哥到关外沿途吹笛要饭。到了东北哈尔滨，父亲学会了熬糖技术，从东北返回家乡后，他父亲同叔叔兄弟二人从此卖糖、卖花生，同时以种地为生。父亲卖了一辈子的花生和糖果，直到80岁。1958年，在极“左”路线下，要没收老人家赖以为生的推着卖花生的小车，他坚持不肯，工作组强行没收，一气之下，心脏病发作，也没有人抢救，就这样悲愤地告别了人世。申云浦得知父亲病故时感慨而沉痛地说：“我在家乡闹革命时，父亲以卖花生掩护我们；革命胜利了，他仍在老家卖花生过日子，没想到在极‘左’路线下他含恨死去。”申云浦对父亲没有尽到做儿子的责任，一直深深地感到内疚。
第二节 上学第一天认识全班同学
1923年，申云浦七岁，该上学了，父亲找先生给他取了个名字。按排行，在申氏家族中，他属景字辈。先生见其聪明伶俐，便取一个“玮”字（玮即美玉），大名申景玮。申云浦是他后来参加革命用的名字。他从小记忆力好，上学的第一天，就把全班同学的名字记下来了，碰到谁，都喊得出名字。就是这点小聪明，引起四邻亲朋的惊喜，受到青睐。亲朋长辈对他父亲说：“这孩子聪明过人，一定要让他多读些书，将来做个有用的人。”所以，虽然家境贫寒，父亲还是尽量省吃俭用，想方设法供他在镇上的私立小学读了6年书。小学毕业后，有钱人家的子弟都到聊城进中学去了，他也闹着升中学。父亲、母亲为此不知暗自流了多少眼泪，家里穷，连借钱都没有人肯借。好在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鲁西北一带相继办起一批师范学校，绝大部分县办的师范讲习所或简易师范学校。1929年春，阳谷县城举办了师范讲习所，每月有一块钱的补助，自己带粮食，两年毕业后教书。无钱上中学的申云浦就这样进了阳谷县师范讲习所。师范讲习所的学生是不限年龄的。申云浦入学时只有14岁，许多同学比他父亲的年龄还大。读了一年多，由于成绩优异，没有毕业，就考入聊城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每月有5元钱的补贴，也不用家里带粮了，而且除吃饭，还有2元钱零用。这时，他生活安定，学习努力，思想活跃，自认为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