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冀鲁豫区党委按照党中央从冀鲁豫边区抽调一个省的干部架子随军南下的指示，2月上旬，从全区八个地委、专署、军分区抽调3960名省地县区干部和1330名勤杂、通讯人员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南下支队到新解放区去工作。司令员傅家选，政治委员徐运北，参谋长万里，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申云浦、副主任郭超。三月末从菏泽晃八寨誓师南下，四月初至合肥。万里同志带领五百干部到南京做接管工作。我们南下之前，当时是中央或是华东委员会发出了三个文件。一、城市接管工作；二、做好和当地党会师工作；三、征集粮草。五月初我到合肥，沿途是分管财粮工作。我由合肥到怀县参加华东由曾山组织召开的财粮会议。我回到合肥时，驻合肥桐城的干部队伍已经南下从安庆过江，我到桐城没停留，接着也到安庆过江。干部队伍过江都把家属留在安庆。我到安庆时有几个女同志非要跟我走不行，有杨元华、姜莉等人。过江后，继续南下，目标是奔向景德镇。由于长途行军，中间还有夜行军，晚上开车，路途泥泞难行，颠簸得很厉害，途中不时有土匪打枪，女同志闹肚子痛，怕要生孩子忽忙扶下车到附近村里去，不一会好了，又扶上车继续赶路，军车把我们送到景德镇，便返回武汉。我在景德镇又以高价租用了几辆商车，顺利达到江西上饶。当我们到达上饶时赣东北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的组织机构已建成。我仍为宣传部长，主要工作是接管景德镇、上饶集中营、贵？（张天师的家），乐平煤矿、鄱阳湖四个地委和地下党会师。把毛主席、方志敏同志工作时期留下的文件及其历史材料都保存下来了。在剿匪中征集粮草，我的饲养员和我的骡子先后死去。骡子死后就给我换上吉普车。九月底赣东北的干部（冀鲁豫干部）继续西进。群众议论纷纷，说什么刘伯承将军是苦命将军，打一块地方丢一块，四野三野却是打一块得一块。还说，包袱行李还没有解开又要背起继续西进。说贵州少数民族会放蛊，放到就死。又说：“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广大干部不愿西进到贵州，要求派人到南京向邓小平请示换地方。我当时认为，如到南京去可以顺便到上海、杭州看看。我说我去，便带上管财政的助手张廉方一道去南京。到了南京后，见到了君毅、霖之同志。他们说这几天小平同志在发脾气，也是因为有的干部思想不通，不想走，你就是见了邓也不会改变地区。我说我不见邓回去怎么交代。在一个黄昏时我和廉方到了邓住地见到了邓小平。当时，邓正在准备召开欢迎上海自报到西藏去的知识分子会。一见面，邓就伸着个手指头对我说：“一个军五百县以上干部，要保证把贵州工作做好。”我说二号（即邓在部队的代号），干部们都有很多话要说呢，还能说吗？邓说：“那当然，等吃了饭再说嘛（宋任穷同志在场）。”饭后，在宋任穷同志陪同下，邓小平同志在他的接待室接见了我。我汇报了干部的思想，汇报到“贵州天无三日晴”时加了一句：“听说贵州大山里面还有带尾巴的人。”邓小平从沙发上站起来说，云浦你听谁说的，这是资产阶级写的地理，挖苦贵州人的。贵州难道不是中国的领土，贵州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难道就不需要解放。你看今天在座的都是新解放区的高级知识分子，要求到西藏最艰苦的地方。你们区党委的一些人竟然听信干部的反映，不做工作，到这里来要求换个舒适的地方。这证明你们这个班子虽然经过整风整党，但至今还有个人主义的死角。我在这里宣布：区以下的同志不去贵州还有情可原，如果区以上的同志谁不愿去贵州就开除谁的党籍。你立即向赣东北区党委发个电报，把我说的话原原本本地写上，由他签发发江西。没等我回江西，徐运北就写好了检讨，并叫我快回。邓又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没了，坚决服从组织决定，保证完成任务。邓说，你考虑这样你们去贵州还有什么困难？我说，我们到新区，花钱困难，国民党的票子不行了，解放区的票子又不能用，最好多给钢洋。他问要多少？我要三万。结果批给三万。他说还要什么，我说这些干部都是北方人，不吃米，要吃面，他批了好几个车皮。他说，你还有什么困难，我说，贵州雨多，要把伞，要双胶鞋，结果均一一都批了。邓小平批评我时说：“宋任穷同志在这里，如他不愿去，就开除他的党籍。”我见势不妙就不再说了，辞别了“二号”回到住所百老汇大厦。廉方对我说：“申部长，你真搁挨批呢？”我说我不挨批咋办，我跑叉跑不了，怪我说错话，说了有“带尾巴的人”。经过一星期的工作，三万钢洋办好后由一个排押车，为了安全，我亲自睡在三万钢洋上面。回到江西后，正值酷热天气，我不怕酷暑，立即传达小平同志的指示，一个地委一个地委地去传达，一讲就是一天，连续传达了一个星期。经过做思想工作，贯彻了小平同志的指示，大家思想通了，再也没有人提意见了。
同年九月奉命西进到贵州。我们先从上饶坐火车到南昌，从南昌又乘火车至九江。在九江吃鲈鱼，一条有三百多斤，一个连会餐只分一半。从九江上船到武汉。西进路上行至湘潭，五兵团政委苏振华传达上级指示。贵州省委的建立，苏振华为书记，徐运北、陈曾固为副书记，宣传部长王辉球、副部长申云浦、康健，组织部长陈曾固兼、副部长郭超。当时我和郭超同志思想都不通，在冀鲁豫、赣东北我俩都是正部长，为什么走了几千里还要压我们半级。上面解释是为了统一党政军的步调。我为了顾全大局心里有意见但一直未提这个问题。到了贵阳后，又建立了贵阳军事接管委员会，我任文教卫生接管部长，谢鑫鹤为民政接管部长，吴实从18军调任省公安厅副厅长，秦天真任贵阳市委书记兼市长，何光宇任省军区参谋长，潘炎任副参谋长，王乐亭任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部部长。
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当解放军进入贵阳后，国民党的军政人员早已弃城而逃。城内只有以平刚为首的维持会会长，张彭年副会长。解放贵阳这天，南明堂一棵铁树开了花，真是丽姿偶合。人民群众欢欣鼓舞。
1950年，五兵团以一个军（16军和17军各一部分）的兵力，进行剿匪工作。由何光宇、潘炎亲自指挥。敌人撤退前，召开多次应变会议，要将城市的工厂、桥梁、道路，特别是电厂同时炸毁；监狱的政治犯统统杀掉。解放后不久，国民党潜伏的军政人员相机而行，土匪遍地，打鼓的陈大喇叭，以惠水为中心，攻击花溪、贵阳。花溪的军事代表陈大羽抱着机关枪和陈大喇叭作战。土匪头子曹绍华以平坝为中心，进攻清镇、贵阳。部队在剿匪中涌现了不少革命英雄。在云雾山、窗子洞剿匪时我军战士肖国宝用自己的身体堵阻敌人的机关枪，献出了年青的生命。剿匪一年，五兵团共牺牲官兵三千余人，消灭土匪三十万人。五一年继续发动群众，开展清匪反霸运动。
1951年至1952年，进行土地改革，城市搞三反五反，基本完成了三大改造。1953年毛主席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恢复建设发展工业，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独立、富强、民主、繁荣的新中国，当时提出了一个主体两个改造，即国家工业化是主体，改造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同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党的路线至此为止基本上是正确的。当然也有缺点错误，如土改、三反五反，在运动后期都有“左”的表观，有扩大化的地方。
1953年、1954年，在边区少数民族地区，还有15%的地区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又接着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中心区又进行了复查。我代表省委，带着上方宝剑到了毕节，在复查中，又杀了一百多恶霸地主。从毕节又到了大方县，县长、县委书记拿着卷宗等着我拍板，又杀了四、五十人。这些人恶贯满盈，杀了很得民心。
1954年我任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在任职期间，我两次传达统购统销的指示精神。1955年高饶事件发生后，以我为首划了个反党集团，有陈璞如、谢鑫鹤、刘子毅、严朴、张经五、刘立平、苑重新等二、三十人。把地委书记都换下去了。省委秘书长刘钊同志在省委扩大会上发言：申云浦同志是个好同志，有缺点、错误应该批评，但不是野心家、不是坏人。
1955年8月，省委召开党代表会议，主要是处理我的问题。在进行批判之后，报中央，经中央批准，定为：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由行政八级降到十二级，下放到基层锻炼。1958年9月，我被下放到安顺山京农场任副场长，实际是当工人。到农场后，我认为今后在政治上受了挫折，只有在基层好好搞点事业。农业园艺、家畜、家禽饲养等业务我都注意学习。我还想学开拖拉机，司机不敢收我。他说，你学开拖拉机，如果把你摔死了我怎么交代。农场支部书记是王景贤同志。我工作了三年，学会了多方面的农业技术和管理。农作物育秧、栽培、烟管理、合理施肥、病虫害试验、烤烟育秧、育栽、采拆、烘烤、分级扎把，和工人们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在园艺、育苗、嫁接、上山移栽、喷药、修剪，打起赤脚干。请周围老乡来当临时工，我自己准备好烟茶招待他们，晚上送他们走。有时晚上还得起来查查铺，看看工人睡觉掉被子没有。有一次，有个农民偷红薯，我不但没有打骂他，反而叫工人挖了一挑送给他挑走。工人思想不通，说没有见到你这样的场长。我说送给红薯，他再也不好意思来偷了。还有偷猪崽的，也叫他抱走一个。在那一带都知道有个申场长。1974年，我们去安顺双铺搞三秋生产，那里的人知道了，从四五十里地跑来看老场长，当时偷红薯的、偷猪崽的农民也来了。七星桥、本庄的人为欢迎我杀猪宰羊，下河摸鱼，请我吃顿饭，搞了三十多个菜，红辣椒炒鸡蛋，我把辣椒当成虾来吃，辣得受不了闹了笑话。
1958年8月，我被省委调电缆厂任主任。那时机械厅筹建八个厂，我兼任八厂联合筹备委员会主任。在筹建电缆厂一年期间里，我去上海学习了一月，天津学习一月，沈阳学习一月。从熔铜、压板、拉丝、摇线、合线、保护等业务样样精通。我始终认为不懂及业务不可能当好领导人，要搞好事业，必须学点业务。搞了一年电缆厂就下马了，当时已有300人，花了60万元，年产3万吨电缆一直未搞起来。
1959年，我调任贵阳矿山机械厂第二厂长，在该厂工作了4年。1963年调省机械厅任厅长。当了3年厅长。
1966年文革开始，自认为不是走资派，是被害的，但造反派说我是贵州最老的走资派被揪出来了。在厅里被斗过几次，坐“喷气式”、游街都干过。
1968年3月，到柴油机厂总装车间当普工，清洗614、414柴油机零件，所有零件都经过我的手。做了一年多苦工，一个钢刷子三十多斤，洗刷零件很吃力。在此期间，我一人住一个单间房，家属看望要经过批准同意，很不自由。从1968年底至1969年到清镇炼油厂当基本建设工人，工作是合石灰，实际是“五七”干校，宋筱蓬任大队长。
1970年到贵州工学院分校（罗汉营）干了几个月，后又到了贵阳师院。
1972年鲁端林、郭超同志来黔后，调我到省革委调研室工作。因没有明确职务，有喊我申部长的，有喊申老当的，也有喊申工作的。
1977年到1979年任贵州工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1979年调省革委任副主任分管文教，后来选为贵州省副省长，分管财贸。
1985年到顾委任副主任。1988年选为全国人民代表。
申云浦口述，李代和整理1989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