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象征着光明。我进入聊城师范学习后，开始吸收进步思想。1931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中国军队不战而退。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不抵抗主义，号召全国人民抗战，拯救中华民族。我带着同学闹学潮，要求到南京去请愿。1932年10月，经谢鑫鹤、孙芳茜两人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的里程。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当年就干了两件事。
一、一夜之间，在聊城城内张贴革命标语。同学们以测验名义分散，隐蔽地进行活动。事后共产党的力量已经都被暴露。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八七旅对三师和二中两所学校进行围剿。二、鼓动聊城推水工罢工，要求增加水资。1933年夏，山东省委因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整个山东党组织遭受到极大的破坏，党组织失掉了同上级党的联系。但是失散在各地的共产党员，从未停止过党的活动，1934年，以赵健民为首，建立了山东临时工委会，张北华任书记，赵健民任组织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我在鲁西阳谷安乐镇小学教书，临时中心支部实为县委，杨一斋、盛北光任组织委员，翟子超任宣传委员。1935年初，扩大中心支部为阳谷县委，我被吸收作组织干事。同年春节，徐运北同志到村三奶奶庙召开鲁西北特委会议。（我没参加会议，当时把我推选为鲁西北特委宣传部长，直到1939年。）安乐镇党支部为了发动和团结周围的知识分子，并在支部领导下，建立了中坚社进行抗日和共产主义教育，待我们恢复党的关系后，再从中择优个别接收入党。
经过赵健民同志两年的努力，他跑遍了山东，给散落在各地的共产党员接上了关系。另一方面，因健民同志被捕，我们失去了同上级党的联系，直到1936年初，在山东濮县古云集找到了冀鲁豫党的负责人，也是河北省委代表黎玉同志，我们与他接上了关系。河北省委受北方局的领导，北方局的书记是刘少奇（化名胡服）。从此山东党组织就和中央北方局接上了关系。北方局决定重建山东省委，黎玉同志任书记，张霖之同志任秘书长，林浩同志任宣传部长，景晓村同志任组织部长。他们五月份从河北磁县至六月到达济南，在胡亚平同志（任国民党税务局长）家里正式建立山东省委。从此，阳谷的党组织就由山东省委领导。领导人是刘晏春，后改名为刘仲莹。
1937年卢沟桥事件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向关内大举进攻。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弃城而败，抢渡黄河。山东省主席韩青天（即韩复榘）携带金银财帛行至曹县，被他自己的军法处长魏某带了逃兵一抢而空。韩复榘到了河南境内，成了替罪羊，被蒋介石枪决了。“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政官员几乎全部逃跑了，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土匪蜂起遍地称司令，土匪司令均有江湖外号，如石鸿典外号叫山根子，韩春的外号西北风，栾小秃叫架乩子等。各地的民团，有的拥兵自卫，实行割据，谁也进不去他们的围子。在鲁西只有第六专区即聊城专区范筑先坚持守土抗战。事前由政训处派来240名学生（多数是京津流亡学生），建立了第六区政训处，他们多数为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所以，当时政训处实际上就是鲁西北特委公开的办事机关。张霖之同志任组织部长，赵禹平同志任秘书，姚地鸿，邵子言、周子明（日本留学生）等都是政训处工作人员。政训处派范筑先、姚地鸿在各县建立政训办事处，设主任干事，下设服务员若干人，发展至30多个县。驻县办事处主任是少校军官，服务员为上尉军官。我爱人张莹也是上尉服务员。派到土匪部队内去争取收编土匪部队的人员，大部分都由聊城派出，少数由各县办事处派出。王乐亭、盛北光同志都去过，争取了土匪司令山根子，把他改编为先遣纵队第二团，盛北光任政委、山根子任团长。当时我在阳谷县任县委书记，领导政训处工作。
1937年12月，我们从范处争取到阳谷县县政权，建立阳谷抗日县政府。县长许茂立，财政科长孙鹏飞，公安局长熊裕伍即赵健民同志。
翌年阴历二月二日，原归我们收编土匪布容言部，当我们派人去进行整顿时，他逃走了，到阳谷西南部勾结了土匪万余人，包围打进县城。后经范筑先派部队进剿。兵临城下，布容言不得不派人出来进行和谈，结果把他重新收编为十九支队司令。
1938年11月15日拂晓，日本鬼子从德州进攻聊城，参谋长王金祥，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早已为他所收买，本来布置由王金祥率部队在城外抵抗，结果他率部队逃跑。城里只剩一个营守卫聊城。这时鲁西北特委派代表姚地鸿、张郁光到城内，准备率队出城打游击，但范发誓决心与城共存亡，城存即存，城亡即亡。敌人炮火攻城猛烈，范筑先当即光荣牺牲。我们派去两个党代表姚地鸿、张郁光也同时殉职。我于聊城失守前一夜（即14日夜），奉特委命令率机关干部带上党的机密文件用小杠车推出，离开聊城，进行转移，夜行军，走了一夜，到达冠县城内。特委机关设在南街。范牺牲后，特委决定由政治部主任张维汉代领范的工作，担任鲁西游击队总司令和第六专区专员及保安司令。张维汉十五日从聊城来至冠县。聊城失守以后，特委机关搬至冠县，冠县一带就成了鲁西的军一事、政治中心。我由特委宣传部长改任民运部长，公开的工作是鲁西北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兼农会主席。
1938年冬或1939年初，邓小平同志来管陶整顿军纪。第十支队的三千人是党直接领导的武装，还有先遣纵队第二团二千余人，前任团长山根子。小平同志到鲁西北整顿军纪是完全必要的。那时范筑先收编了三十六个支队，大约五万多人，都是土匪，所到之处，牵牛拉猪，偷鸡宰羊，纪律松弛，如不进行整顿，不能坚持长期抗战。小平同志在班庄附近召开了班长以上干部大会。他宣布，凡是贪污五百元以上的军官进行枪毙。有人问，贪污一千元的怎么办？只枪毙一次，优待一次。他讲话非常严厉，也非常风趣，吓坏了违犯军纪的一些人，第十支队副司令朱德重、第一游击大队队长辽云山等人第二天就吓跑了。
当时，后逃的民团部队王来贤因范栖牲，他即反水叛变。三八五旅派陈赓同志率六八八团配合地方游击部队将敌人击溃。那时鲁西抗日根据地已初具规模，形势发展很好。鲁西北特委下属四个地委：原鲁西北、老鲁西北、运东运西，泰西（泰肥山区）特委。特委书记范京玉，组织部长孙光、副部长袁振，宣传部长万里。在行政上建立有鲁西行政委员会为。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把鲁西地区（三个特委）统一起来，加强了党的领导。
1939年元旦，在管淘万庄召开庆祝元旦大会，鲁西北特委几位同志应邀参加了会。陈赓同志有一手烹调技术，他亲自动手做了一桌全部清蒸莱。有肘子、鸡、鸭、鱼等，我是第一次吃上这样的菜。我第一次学骑马是陈赓同志教我的。他对我说，骑马有三个要点：两脚蹲紧，两腿夹紧，屁股坐稳，两手提紧缰绳；两眼视前方；打马屁股跑，不要怕摔倒。我挨摔不少，不久还是学会了。我在战争年代都是骑马。
同年元月，由山东省委代表张霖之同志在北管陶城里主持召开了两地区即鲁西泰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论持久我”。并经过选举建立鲁西区党委。张霖之任书记，组织部长赵博、副部长孙光，宣传部长朱则民，副部长万里，民运部长徐运北，我是区党委委员。不久，赵、朱先后调山东工作，组织部长由霖之兼任，宣传部长由张承先继任，副部长万里。
1939年5月，我奉鲁西特区之命，到聊阳阿阿地区，阿城以东里面，小沙区城里，建立运东地委，发动运东地区游击战争，开展党的工作和建政工作。我任地委书记，王镜儒任组织部长，黑柏里任宣传部长，徐翼任军政部长。到达聊阳地区以后，很快就发动群众，建立第五游击大队，有五百人。还有阳谷谷三游击队，阳谷县政权。齐南峰任县长，杨鑫任县委书记，岳顺聊任谷三游击大队队长，有百余人，发展很顺利。
1939年8月，杨勇率六八六团一个营和一个连编为东进支队，进驻鲁西地区。从此地方党依靠主力开始根据地的建政工作。杨勇进入鲁西后，打了一个漂亮仗，即“潘溪渡战役”，我们以少胜多，消灭了敌人一个团，成为运西抗日根据地的奠基礼。接着打了“潘家坝战役”和著名的“梁山战役”我们以与敌人对等的兵力，消灭了敌人三百人，缴获三门大炮。梁山战斗后，敌人为了报复，组织了三百辆汽车的机械化部队，向我反扑。我运北地区、这一带都是高粱地区。当时我奉鲁西区党委之命，到运西去找杨勇同志，联系参加梁山水泊二七地委联席会议，连续找了两天也未找到，也弄不到饭吃。一天中午，我从小洋楼一家私塾墙外路过，只听得里面书声琅琅。便走了进去，见学生们正在习字，于是我给学生们写扇面。学生们拿给教师一看，只见字字珠玑，功力不凡，便来向我索字。我就信手给这位教师写了《滕王阁序》的诗文和一段《二郎庙碑文》。这位教师为了感谢我，端来了四个盘子一壶酒，还有凉面条，于是我混了一顿美餐。事后我找到了杨勇同志，参加了在梁山水泊小王庄召开的二七地委联席会。杨勇、张霖之参加了会议，实际上开成鲁西地区党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在平原地区能不能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罗荣桓同志到会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虽然是平原地区，没有山林可作为屏障，但可以发动群众筑成人的长城，可以抵御日本鬼子的侵略，再加上坡路、地道、地沟，使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失去作用。到会的同志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从而坚定了创建平原根据地的信心和决心。
1940年到1942年，是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年代。残酷的战争伴随着天灾人祸接踵而至。敌伪会匪顽，乌龟到东原，水、旱、虫灾连年发生，真是兵连祸结。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卖儿卖女的，有背井离乡的，甚至把大姑娘换粮食，一斤换一斤。日本鬼子设置封锁线，制造无人区，在堂邑一地区造成五十里地无人区。
艰苦岁月不管怎样困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抗战从未停止。我十八集团军总部，组织太行、太岳、河北、山东的八路军主力，编成左、中、右三路军，统一由程子华，宋任穷指挥，向驻在山东夏县地区和河南濮阳地区顽军十军团，以石友山为司令、高树勋、孙良诚为副司令的部队发起了讨伐战役，取得了胜利。讨伐战以后，我任运西地委书记。那时运西地区和鲁西其他几个地区连成了一片。敌人败退后，出现了新局面。我们抓住这个大好时机，抓扩大武装，抓政权建设，抓群众运动，抓发展党的组织等。到了八九月之后，敌人又卷土重来，运西地区形势又严重起来了。同年，日本帝国主义对原冀鲁豫白沙区进行了最残酷的扫荡，日本鬼子所到之处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这次扫荡被杀死四千多人，一个掉井里投埋几十人，真是惨无人寰。
1941年7月，鲁西地区和原冀鲁豫边区合并，仍称“冀鲁豫边区”同为一个区党委、一个行署、一个军区。张霖之任区党委书记，张玺任副书记，刘晏春任组织部长，后改任民运部长，张承先任宣传部长，韩净夫任秘书长，晁哲甫任行署主任，董君毅（即段君毅）任副主任，贾心斋（党外人士）也是副主任，杨得志、杨勇都是军区司令员。
同年八月间，我的身体很衰弱，行军不能骑马只能躺在担架上。这时，冀鲁豫特区党委为了照顾我，特地把区党委副部长万里同志调进运西地委任副书记，与我一起工作。
1942年敌人实行五次强化治安运动。9月27日对冀鲁豫边区进行大规模的大扫荡，出动了三万以上兵力，实行分进合击，梳篦扫荡。我有20多名军政干部被捕。田兵同志就是这次被捕的。他在狱中发动越狱、夺枪逃了出来，表现很顽强，受到军区的通令嘉奖。
1942年八、九月间，刘少奇同志从华中到延安途经冀鲁豫边区，沿途作了重要指示。他说：“冀鲁豫的党政军民，在这里坚持了五年的抗战，没被敌人斗倒、斗跑，保持了华东和华北的联系，这是你们的成绩。但是，五年的根据地至今不能实行减租减息，真丢人也！”还说：“抗日战争只能依靠广大基本群众，不能依靠中间力量。”刘少奇同志走后，区党委坚决贯彻了他的指示，组织了庞大的工作团到范县地区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直至土改。1943年10月，敌人又对冀鲁豫边区发动大规模扫荡，当时我任《冀鲁豫报社》社长。为使党的事业不受损失，决定报社进行转移，由中心区搬至沙中区。临走前我还在棉油灯下写社论，题目是“在团结的旗帜下奋勇前进”。号召全区党政军民粉碎敌人的大扫荡。我停留一天后才离开。
1944年春，我奉命进入冀鲁豫党校进行整风学习，至10月结束。党校设在太行山（在林县地区、济阳城一带）校长黄敬，副校长张玺、张霖之，张玺兼秘书长。当时我们经过了封锁沟、封锁墙，越过京汉线才到达党校，我编在一大队任支部委员，分管宣教，驻西峪地区。
同年五月党校整风，实际上是党内内奸分子康生极“左”指导思想路线下，提出对干部进行“抢救运动”。“抢救”对象有三种人：一是白区失掉关系的；二是在红军掉过队的；三是从国民党区到解放区来的知识分子。课程安排：一是时事政策；二是毛主席整风报告；三是《评中国的命运》——（陈伯达著）。要求学员要划清解放区和蒋管区，国民党与共产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第三大队的整顿进行完了。所谓“抢救运动”，制定了七十二种刑罚，比国民党还厉害。除区党委书记李箐玉及其夫人外，全部是坏人。后来李箐玉也被揭发，没有一个好人。第一、第二两个大队因抵制还未进行“抢救运动”，毛主席已经察觉这个错误，发表了肃反工作十三条才停止。这次到党校学习，最大的收获是进行了党风学习，集中反对了两种思想。一是沾光思想，就是公私不分，向党要钱；二是“撑劲”思想，名誉地位。总而言之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地位观念。经过学习大大提高了党员的革命觉悟，相当地克服了个人主义，摆正了个人和组织，局部和整体、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1945年5月党校学习结束。由张玺率队对滑县地区高评镇一带的群众运动进行复查工作。因在山上学习期间，一年间山下发动规模较大的群众运动。所谓三百里的战线上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进行反恶霸，反贪污，减租减息，民主民生斗争。广大贫苦群众分得了土地、耕牛、衣物、被子、钱财等，真是无比高兴。运动我未参加，但后期的情景我见到了，群众对恶霸地主戴高帽子游街，投臭鸡蛋等。当时政策也有偏差，伤害了中农，破坏工商业，打击了知识分子，弄得农村阶级关系较紧张。这时我写了一篇社论，题为“端正政策”。其中说了句，在农村听不到一点笑声。我的社论一发出，北方局的一位同志针对我的社论发表了批评文章，题为“时代的浪花，飞溅出来的泡沫，吓晕了头脑”。直问：“你听不到谁的笑声，地主的笑声你没听到，贫农的笑声你听到了没有。”虽然他的话极“左”，有错误，我也有不对。这次运动成绩是伟大的。山上的人认为问题是严重的，双方争论不休，达一月之久，相持不下。还是邓小平同志出来解决。他说：成绩是伟大的，错误是严重的；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这样，争论才平息下来，而后按照党的政策进行赔罪纠正。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日本投降后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妄想窃取胜利果实，采取反革命两面手法，表面与共产党进行和谈，背后积极准备内战。同年我从党校回来，继任冀鲁豫分局宣传部副部长。不久分局撤销，回冀南，仍称冀鲁豫区党委。潘复生任书记，赵健民、徐运北任副书记，戴晓东任社会部长，我任宣传部部长兼《冀鲁豫报》社社长。不久又从宣传部调任泰运（泰西运东）地委书记。
翌年，国民党顽固派撕毁了双十协议，展开了全面内战。从此，中国革命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战争中，打完了“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主力损失殆尽。毛主席向解放区和全国人民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令。
1947年，我又调任区党委宣传部长，还兼任报社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