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3月18日，我已过了73周岁的生日，这就是说，我这个贫农家的儿子已在人世间过了73周年了。73周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极短暂的瞬间，但对人的一生来说就接近了同大家永别的时候。在73年中，除了童年、少年读书的日子，我自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在党内已经生活了57个春秋，且不说抗战以前。就“七•七”事变以后，1937年到1940年，我由一个普通党员提为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区党委部长。南下到贵州以后，又由省委宣传部长提为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省政协主席。在这57年中，历经坎坷，大体经历了三起三落。最大的一次弯路是1955年我当省委副书记兼省政府副主席时，受到错误的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由行政八级降到十二级，受到不公正待遇长达1/4世纪的时间。直到1979年才宣布平反，恢复到副省长职务，工资由十二级恢复到八级。1955年我被错误的定为反党集团首脑，下放基层锻炼。先后在安顺山京农场任场长，贵阳矿山机械厂任第二厂长，贵州省电缆厂筹建负责人（1958年下马）等。1963年把我提为省机械厅厅长，工资由十二级调为十级。当了3年厅长。1966年开始文革。在十年动乱中，受冲击最厉害。1972年解放，当调研员。1979年平反当了副省长。1985年被选为省顾委副主任。1987年因超过70岁，辞去党内外职务，转入二线。
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毛主席生前也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我在这里，写了我的大半生，其中有对革命有益的经验，可供后人参考；也有走弯路的教训，可供后人借鉴。
我的童年(1916-1929年)
阳谷是山东的一个县城，它坐落在黄河之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历史上这里曾是英雄辈出的地方，武松景阳冈打虎就在此县份上。1916年3月18日（阴历丙辰、农年闰二月二十八日）这天，在阳谷城东北35里一个较大的集镇，安乐镇北街一个贫农的家庭里，一个男孩诞生了。
父亲生前对我说，我祖父是个破落小地主，当里长、抽大烟，把全部家产都抽光了。祖父去世后留下两件遗产：一件是大烟盘，一件是古董陶瓷壶。每逢过春节父亲就拿这两件东西教育子女。父亲说，第一不能抽大烟，不要像祖父那样把整个家产都抽完了；第二要会过日子，不要像祖父那样铺张浪费买昂贵的古董陶瓷壶。父亲十七岁丧父，兄弟二人，由他带一个弟弟度过艰难的日子。开始，我父亲买了个小驴贩卖粮食；后来小驴被人偷走了又改为做饭卖，卖绿豆元子、松花酥肉饼及馄饨，经常和人家合伙拉车、赶集、赶会搭棚卖饭。随着岁月流逝，年龄渐大，兄弟两人都结了婚，添了孩子。按平常人家总要准备一些小衣服、虎帽、虎鞋之类东西，因家境贫寒，我出生时只有破烂尿片，下床以后，包裹的布片都没有，母亲把我装进上面是破背心，下面是连衣土布袋里。天气暖和后，把我从土布袋里抱出来放在破席面上，没有人抱我，两只脚常蹉炕席，磨得露了骨头，脚后跟蹉起了一个疤。母亲常说：“天下大乱以后，我找我的儿，他脚上有个疤，这是见证。”我三岁会说话，大人把我放在土布袋里背着去赶集，到读书前还没有名字，因生于丙辰年，最初叫我小辰。到七岁要上学念书时，我父亲找人给我取了个名字，按排行，我属景字辈，前辈见我这孩子很聪明，便取名叫申景玮。（玮即美玉）我属老三，大哥叫满囤，二哥叫二猪嘴；我叔叔那边生了一儿一女。全家四个大人，五个小孩，九口人，有五亩地，每年要遭水灾的蛤蟆坑，一家人不能吃饱穿暖。那时除了灾荒，鲁西边境还常闹土匪。我父亲带着一家人到姑母家去种地（相隔三里），我父亲吃不饱饭，每顿是高粱面煮南瓜，每一抬土筐满眼是星星，妈妈也到地里干活，把我放在地头上，饿得我又哭又闹，父亲心烦意乱，提起我两支瘦弱的小腿，想把我摔死。
当我初步学会吹笛、唱小曲、演地方戏时，处于家庭的穷困，被迫下关外沿途吹笛要饭。到了东北哈尔滨，学会了熬糖技术。从东北返回家乡后，我父亲同叔叔兄弟二人从此由卖饭改为卖糖、卖花生，同时种地。我父亲卖了一辈子的花生和糖，直到80岁。1958年，在极“左”路线下，要没收他老人家赖以为生推着卖花生的小车，他不让没收，工作组强迫没收，一气之下，心脏病发作，也没人抢救，就这样去世了。
1923年，我满7岁时上学读书，直到13岁在本镇读完了小学。高小毕业后，有钱的子弟都到聊城进了中学。我也闹着升中学，父母为此事而暗自流泪，家里穷，借一块钱都借不出来。1929年春，阳谷县成立了师范讲习所，每月有一块钱的补助，自己带粮进城，两年毕业后教书。我入学时只有14岁，见我的同学比我的父亲年龄还大，没等毕业，于1930年8月我考入聊城师范初级部第八级。每月有5元补贴（生活费三元零用二元）。我的童年是在动荡的旧中国渡过的。黑暗的旧社会，民不聊生，哪有我童年的幸福和欢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