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云浦1983年5月9日于济南南郊宾馆）
最近，山东省委、河南省委、河北省委这三省协商，下决心整理冀鲁豫的党史，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冀鲁豫在战争年代是一个完整的战略区，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单位。自从全国解放以后一直到1952年平原省撤销，原来的冀鲁豫，鲁西、豫北和直南等这些部分都各自归还了建制。归还了建制以后，各省只能写其本省的党史，冀鲁豫的党史就没人写了，就落空了。所以趁着冀鲁豫老一代的同志还健在的时候，对于冀鲁豫的党史资料进行抢救，这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事情。否则，晚几年，这些老同志百年之后那就更困难了，因此在历史上曾经起了相当重要作用的这么一个地区的历史，就非记载下来不可。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也有义务把这段党史搞起来，这不是那儿个人的问题，而是冀鲁豫广大军民以自己的战斗谱写的历史，我们这一代人整理起来，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发扬优良的革命传统，都是很有意义的。为了同志们工作的方便，我只能谈个概略，作为一个线索。我想谈这么几个问题：首先是冀鲁豫这个地区所处的战略地位；第二个问题就是冀鲁豫时期的对敌斗争形势；第三是冀鲁豫的历史沿革；第四是冀鲁豫的大事记要。
一、冀鲁豫的战略地位
冀鲁豫地区是包括这三个省的结合部，山东的鲁西、河南的豫北、河北的直南等部分。地处津浦线以西（齐河禹城以南德州都不是）。京汉线以东，陇海线以北，陇海线以南，水东地区，即雎杞太那个地区也归过冀鲁豫。这个地区大体上包括一千三百多万人口，当时一百多个县，现在归还原建制了，还有八十多个县。这个地区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西至太行，东至泰山，再往南越过陇海线，就进人大别山了。我们党中央在抗战初期战略部署就要力争控制这三个点：一日太行；二日泰山；三日大别山。夸大一点说，谁能控制这三山，就可以得天下，这个地方是一马平川。黄河横贯其间，那个时候我在运西地委工作，我常开玩笑说：“我们是黄河两岸度春秋。”那个时候黄河是个干河，过河也是“骑马过黄河”。我们在敌后，利用敌人的结合部，利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我们可以钻空子跳来跳去。大凡几省的结合部，政治、经济一般地说比较落后，人民比较贫困。我们党自从建党以来，自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后，蒋介石叛变，国共破裂，在毛主席领导之下，走向农村搞土地改革。那个时候就是利用结合部，创造苏区，什么闽浙赣啊！鄂豫皖啊！我们战争年代同样的还是利用结合部来创造抗日根据地。因为国民党在旧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利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利用这个结合部行政区划之间的矛盾，在敌人方面都不是一个战略区，你扫荡山东，我就向河北跑了。你扫荡河南我又上山东跑了。在这样一个地方开发敌后游击战争，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特别是保持华中与华北的联系，也就是说保持华中与华北的走廊，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了。1942年刘少奇同志从华中到延安去，就是经过我们那个区域嘛！经过地下航线到太行山的嘛！刘少奇同志1942年经过冀鲁豫的时候，区党委的领导同志给他汇报了工作。他当时对我们冀鲁豫的工作有一个评价，他是这样说的：（大意）“你们在冀鲁豫这个地区坚持五年的对敌斗争，没有被敌人斗倒、没有斗跑，保持了华中和华北的联系，和大后方的联系，这是你们的成绩。”这两句话就可以看出这个地方的重要来了。接着也批评了冀鲁豫的工作，“但是，五年的根据地，没有进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真丢人哪！”这就说明这个地方的战略地位，我们可以西出太行，东下泰山，南下越过陇海，就可挺进大别山，俯瞰武汉，进窥中原。溯江而上可以进入巴蜀，顺江而下可以东下吴越之地，所以冀鲁豫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在抗日战争期间也好，解放战争也好，历史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确实发挥了这样一个作用。当然我们现在写党史，不能夸大这个地方的作用，但是它应有的地位还是应该说清楚的。说起来这个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时期，孙殡大战庞涓，马陵之战，就是这个地区嘛！晋国战败楚国的城濮之战，也是这个地区嘛！这是历史上的问题了。民国以后军阀混战，也是在这个地方，阎冯战争，蒋冯阎战争都是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是个喷火口哇。刘邦起兵于沛还是这个地方，丰沛萧砀嘛。我们作为冀鲁豫的一个工作人员，冀鲁豫的共产党员，而且我们又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们也可以引为自豪啊。冀鲁豫的战略地位，就说这么多。
二、冀鲁豫时期的对敌斗争形势
冀鲁豫区党委成立前后的历史背景。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占领了我国的大部河山、除了重庆这个地方，蒋介石偏安一隅以外。下江呀，华北呀，东北呀早已沦陷了嘛。敌人利用城市、交通沿线作依据，妄图消灭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武装，那时真正抗日的只有我们啊。接二连三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在1942年的时候，已经是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了，一次比一次厉害，而当时敌人标榜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总体战，对我们进行总体战，他也搞政治攻势，争取民心哪。对于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实行定期扫荡，大扫荡，开始叫分进合击，而后就是铁壁合围，而后就是梳篦扫荡，像刮头篦子一样向里边进军，所到之处，杀光、烧光、抢光。1941年对原冀鲁豫区的沙区有个“四•一二”扫荡，在我们冀鲁豫区是最残酷的一次。这一次确实是杀光、抢光、烧光。1943年我带领报社反扫荡到井店这一带去，只见断壁颓垣，没有一家是完整的院墙，没有一个完整的房子。当时有些解放区（当时叫根据地）也已变质，就是敌人三里一楼，五里一堡，铁路沿线挖了封锁沟、封锁墙，再加铁丝网，过封锁线可难了。1944年，我到太行山去住党校，是从卫辉过路的，就是经过封锁沟，跳进去再爬上来过去的。像在冀中这个地方已经转入“三地”斗争，即地道、地洞、地雷三结合，那里已经转入地下了。那时，咱鲁西个别地方也挖了地洞，也有地道，不过我们不像冀中那样普遍就是了。冀中县与县、村与村之间都挖通了。到现在还保留遗迹，让后人去参观。那时候，泰西这个地方已经开展了地洞斗争。那时我们也是到处破路，使敌人的汽车不能走嘛！当时我们坚持对敌斗争，三日一搬家，一日一搬家。
在自然条件方面，那二年连续发生旱灾，严重的旱灾，1941、1942年是旱灾，最艰苦的时候。连年大旱，太行山这个地方除了旱灾以外还有蝗灾，我到太行山去的时候，到汲县这个地方，没有一棵完整的树，树皮都吃光了。咱冠县这个地方，也是吃红薯秧，红薯叶子这是甲等饭。吃红薯秧，甚至把花生皮烙干以后磨成面，拿榆树皮水沾到一块，我吃过实在难吃。堂邑一带旱得最厉害，有的妇女都逃跑到外地跟人家结了婚。那时保命要紧哪！后来环境好转了，她们又跑回去，有的在这边又生了孩子，这成为一个重要的民事纠纷。当然，主要是敌人造成的，因为敌人的骚扰，我们就不能抗旱救灾，当时敌情那么严重，灾荒又是这么严重，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党领导冀鲁豫的广大军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一直坚持下来了，坚持到日本投降，坚持到解放战争，坚持到夺取全国政权，那是不容易的。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除了这个还不算，国民党从1940年就开始搞摩擦了。其实，国民党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顽固派从跟我们讲合作之日起，就没有一点诚意。我们党坚持了在统一战线之下的独立自主原则，保持我们的武装，政权和根据地，对国民党一面联合一面斗争，坚持有理、有利、有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所以，在当时我们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前门打虎，后门拒狼。这又是一个方面。从整个冀鲁豫边区来讲，我们面对石友三、十军团，他们盘踞于濮县、濮阳、八公桥、柳下屯一带。1940年初程子华、宋任穷同志指挥讨叛战役把他们赶走了，后来他们又回来了。那时南有石友三，北有文大可，文大可驻朝城，文大可的部队可以骚扰到观城洪庙，洪庙那时候是中心区。石友三的部队可以骚扰到颜村铺，颜村铺是我们的军区司令部，区党委常活动的地方。颜村铺、玉皇庙、高庄、张大庙和郭麻口等一溜麻口，都是区党委常驻的地方。还有樱桃园、张青营、将军寨、史家楼、洪庙这一带，都是中心区，而中心区除了日伪不断地进行扫荡之外，还有叛军石友三、文大可的骚扰，当时的形势是很严重的。
三、冀鲁豫的历史沿革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基本上是由三个地区组成，一是鲁西，二是直南，三是湖西，后来还有水东地区，而这三个地区在合并以前，又有各自的历史变迁。首先谈鲁西地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蒋介石叛变，国共破裂，以后聊城就有党的组织，那时叫东昌县委。开始以张于民为书记，而后是赵以政同志负责，并于1928年初领导了有名的坡里暴动。暴动被封建武装扑灭以后，赵以政同志被搜捕惨遭杀害，同时聊城地区国民党进行清党，那时共产党员小部外逃，大部分党员和团员都消极动摇了，从此鲁西党组织同上级失掉了党的关系。1932年前刘子蔚同志考进了聊城师范并建立了鲁西总支，从此又恢复了党的关系，但1933年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又遭大破坏，鲁西党组织又同上级失掉了联系，这中间经过赵健民等同志的努力于1936年春又同上级党联系上了。这一期间鲁西党同上级虽然失掉了联系，但并未停止党的活动。自1936年恢复了关系以后，建立了山东省委，黎玉同志任书记，张霖之同志任秘书长，赵健民同志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林浩，他原名叫尹贵章，济南高中学生，后来秘书长由景晓村同志担任，赵健民曾经组织过山东临时工委，他任山东临时工委书记，后来他是济南市委书记，从此鲁西党就没有再失掉过关系。1937年“七•七”事变，当时鲁西国民党大军南退，韩复榘不战而逃，过了黄河以后，他的士兵叛变，抢他的金子银子，最后到了开封，蒋介石拿他当了替罪羊，把他枪毙了。当时鲁西陷入一片混乱，土匪蜂起，司令如牛毛，到处是土匪司令，土匪黑话称开什架鸡子（栾小秃）、山根子（石洪典）、西北风（韩春河）、后来都先后被范筑先收编了。这个时候只有国民党第六专区的专员（即聊城专区），少将旅长范筑先坚持守土抗战。但他武装并不多，这是一位民族英雄，后来与城俱亡。我们党坚决支持他抗战，和他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到1937年10月间，山东省委派代表张霖之同志到达鲁西，就是张“省代”，他是省委代表，领导鲁西党的工作，开展对范筑先的统一战线工作，而这时候先后称三批从韩复榘的政训班派来了240多名政训员，而韩复榘的这个政训班本来是被共产党掌握了的，而当时派的三批政训员大部分是京津流亡学生，其中就有六、七十个是共产党员，其余的大部分是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当时就是依靠这二百几十个政训员作骨干，再加上各县的地方党组织来支持范筑先抗战到底。那时各县都建立政训处驻县办事处，实际上那时候县委都掩护在里头，发展党的组织，发动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政权。1938年，范筑先的政训处就改成政治部了，这个政治部基本上是共产党的政治部，政治部主任张维翰是共产党员，副主任姚第鸿是共产党员，张郁光、齐燕铭也入了党。在聊城，张霖之名义是组织科的科长，实际上是省委代表。那时候鲁西早就建立了鲁西北特委，这个鲁西北特委在早是赵健民做书记，徐运北是副书记，而后来健民做军队工作去了，运北同志就做书记了。1935年春节鲁西特委在运北家里开会，就决定我任鲁西北特委的宣传部长，但我没到会，后来也没到职，直到1938年下半年我才到特委作宣传部长。我是宣传部长，军事部长王幼平、组织部长运北兼，而后是张丙元副书记兼任。在这个特委领导下，当时鲁西区32个县，有很多县政权是共产党掌握的。像寿张的管大同，莘县的吕世隆（后来被国民党杀害了）。这时范筑先还收编了土匪武装，多达36个支队（还有的说38个支队）。其中第十支队是党直接掌握的武装。我们和范筑先讲统一战线，我们保持了独立自主作用，就表现在这些地方，我们有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和政权，并独立发展了我们党的组织，在这一点上我们并没有丧失立场。第十支队，张维翰任司令员，王幼平任政治部主任，实际上是政委。这个武装成分也好，有的是抗日学生，有的是农民，还有机枪营，这个武装是可靠的。后来编成新八旅。1938年春天，张经五、黎玉同志到山东过路经聊城，他带来了毛主席给范筑先的亲笔信，而且带来了一批干部。山东省的高克亭同志也路过聊城。范筑先那个老头是很好的，依靠共产党，热爱青年，11月15号，聊城沦陷了，范筑先与城俱亡，壮烈殉国。最后几分钟，我们党为了帮助他并共商抗日大计，还派了姚第鸿、张郁光去他那里，也同范筑先一起牺牲了。范筑先牺牲以后，鲁西这个统战局面就不存在了，我们共产党就打出我们的旗子来了。此后，就由党直接领导的鲁西抗日游击战争了。当然原来与范筑先讲统战也是党领导的，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嘛。在这里我谈一下在同范筑先的统战局面下，并不是平静的，而是内外都充满着激烈斗争。国民党顽固势力以范筑先的参谋长王金祥为代表，他兼着一支队的司令，争取了三支队齐子修跟他跑，那是个二十九路军溃败下来的一个连长，鲁西的国民党顽固势力都猬集在他的幕下，跟我们搞摩擦，另外以范筑先的政训处（1938年改为政治部）为核心，实际上是我党的机关，坚持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动群众抗战，到县里就形成了动委会与政训处之间的矛盾斗争，动委会是国民党控制，政训处则是我们。斗争激烈之处，譬如，莘县县长共产党员吕世隆同志就是被国民党杀害了。我们十一支队（冀丙南部）在鄄城也被国民党搞垮了。又如阳谷在“七-七”事变以后，1937年冬，建立了阳谷抗日政权，县长徐茂里不是共产党员，但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科长一般都是共产党员，利用政权发动武装，由各乡摊派枪支，建立了四、五百人的县游击营。我们还掌握了公安武装，建立了县特务大队，这是党领导的武装，1938年阴历二月二，原来被范收编的土匪部队布永言部，调到城里整顿纪律，建立政治工作，他不受约束，哗变了，到朝城一带同大股土匪汇合之后，打进城来，特务大队副队长顾寿祯负伤，阳谷政权撤出来了，这时范筑先派部队准备打阳谷城，经和平谈判，第二次收编布永言部为第十九支队。从此以后，王金祥利用徐茂里失城之机，就撤换了徐茂里，换了国民党顽固分子张维庠。张上台后就组织动委会，封建势力、老拔贡张绍堂等，那些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老学究，国民党反动分子刘剑高，国民党党棍熊纪明、朱梅等，均以刘剑高为代表，和我们摩擦。后来张维庠就改编抗日游击营为保安大队。排挤我们的干部。最后呆不下去了，由顾寿祯带领特务大队和保安大队的可靠分子拉到第十支队去了，从此阳谷政权就变成国民党的了。
从1938年后，国民党来了后台。山东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沈鸿烈进入了曹县，从曹县又到阳谷张秋镇一带，建立了鲁西行辕，主任是李树椿，韩复榘时的民政厅长，实际这是个顽固政权，专门来挖范筑先的墙角的，范筑先在前头抗战，李树椿在后头捣乱，拿金钱美女拉拢一个土匪司令韩春和。李树椿还煽动阳谷安乐镇附近的丁家庄的刘青岚兄弟俩，建立反动会道门“忠孝团”红枪会，专门与范筑先的人做对。范的人路过就要铡掉。后来范筑先被逼急了，派武装打垮了“忠孝团”，收复了安乐镇，这才算去了心腹之患。但其残部后来仍跑到朱庄伪据点里去了。
另外，沈鸿烈在抗战初期还建立有巡回宣传队，一些抗日救亡的大学生跑进去不少，其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这里边有周持衡、邹鲁风、陈大羽、王桂荣（女）、金淳（女）、巩俊民、王漫（女）都是共产党员。后来被排挤出来了。那时国民党部队里，有我们的党员。像十军团石友三政训处也有我们的人，如到冀鲁豫来的吴亚南、鲁可南、方志西、陈亚颀等女同志，都是从十军团被排挤出来的。这就是说，当时的形势确实是前门拒虎，后门打狼。前头打鬼子，后头反摩擦。那时在原冀鲁豫，我们党打人了丁树本部建立了第四支队，在湖西区我们打进了冯子固部，并且掌握了胡团，后来一摩擦又被排挤出来了。
鲁西北特委机关在聊城失守的前夜，由我带领搬到冠县城里南街来了。到了冠县以后，我们又合并了几个部队，建立了先遣纵队。这时候为了纪念范筑先，十支队也改称筑先纵队。先遣纵队的司令员是李聚奎，王幼平又到先遣纵队做政治部主任，袁仲贤就留在十支队了，他是个老红军干部。直到1939年1月间，在北馆陶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由张霖之同志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论抗日战争的新阶段，同时建立了鲁西区党委，区党委书记是张霖之同志，组织部长是从冀南那边调过来的赵镩同志，这个同志很好，1940年调到山东去，任鲁中南区党委书记，被敌人活埋了。秘书长赵伊坪、宣传部长朱则民，最近我来这里开会以前，44年没见过面的朱则民同志又在贵阳见面了。民运部长是徐运北。区党委未建立以前，鲁北特委不归山东领导，归当时的冀鲁豫边区领导。当时的冀鲁豫边区党委是以南官为中心，我们鲁西党组织就是归南官这个冀鲁豫区党委领导的，书记是李菁玉，组织部长于光汉，宣传部长马国瑞，归他们领导。1939年初建立鲁西区党委后，不久就决定迁到太肥山区，同泰西特委和六支队会师，当区党委路过茌平北部琉璃寺时，遇到了敌人包围扫荡，秘书长赵伊坪同志牺牲，还有油印员白仪也牺牲了。进入泰肥山区以后，鲁西区党委就归山东分局领导，我们就跟冀南分开了。山东分局当时书记是郭洪涛，他也是1938年初同张经五他们一块过来的。张经五是司令员。1939年夏天，徐向前、朱瑞去山东路过鲁西，到达区党委。在这以前，泰西地区发生了有名的陆房战斗，陆房战斗后区党委正在召开扩大会议，主要是讨论建立泰西抗日根据地问题，实际是讨论建立鲁西抗日根据地问题。朱和徐分别向会议作了两个报告，朱瑞做了统一战线报告，徐向前做了个游击战术报告，随后他们就去山东了。朱瑞到了山东以后，就领导山东分局的工作，他是山东分局书记。到1940年，山东派了一个检查工作的组织，带队的是分局组织部副部长李林同志，还有作青年工作的陈放同志。朱瑞到山东分局以后，曾经作过一个报告，叫《从国际到山东》，我们下边都学这个样子，一讲话就是《从国际到××》。到了1941年6月底，原冀鲁豫区党委，就是小冀鲁豫区党委，同鲁西区党委合并，就变成冀鲁豫区党委了。这中间有个专题，就是同范筑先统战时期的工作。对这一段工作的评价，应当怎样看法，有的说完全正确，有的说受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应该把党的旗帜公开出来，为什么要依靠范筑先呢？但我认为这个意见是错误的。当时在全国，我们的红军不也是改编成八路军了吗？脱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那是不行的。团结和支持范筑先抗战到底，对于团结鲁西各阶层人民抗日是有利的，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不在于同范筑先讲统一战线而在于同范筑先讲统战时，是否保持了党的独立自主作用，当时我们在统战的局势下加紧党的建设，一有机会就抓政权，建立党直接统率的武装。因此说，我们是保持了党的独立自主作用，鲁西党组织所坚持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当然在宣传工作上，也无不受到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如在墙上也书写有“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标语口号，这只是形式看问题，应当看实质性的问题。
再谈谈直南，原来的小冀鲁豫区，原来分属三个地区，直南、豫北和鲁西南。这就是大名以南和豫北一部分，滑县、濮阳、东明、长垣、清丰、南乐、内黄，还有鲁西南的几个县。再早的直南特委书记是刘大风、王从吾，从吾同志后来他是作为七大代表，1940年跟运北同志一起到延安去了。以后谁做这个地方的书记呀？有张增敬同志、朱则民同志等。在直南特委期间还出过一个大叛徒，当时的组织部长吴兰田，他叛变投敌以后，在滑县道口据点内，对于我们直南党的破坏很严重，成批地杀害共产党员和农民积极分子，当时就有个县委书记被他钉在城门上，一直摧残致死。1940年，又把直南、豫北和鲁西南一部分合并为原冀鲁豫区党委，张玺同志任区党委书记，杨得志任司令员，崔田民任政委。至1941年6月底就同鲁西区合并为冀鲁豫区党委了。
湖西特委的前身我不清楚，听说建立过苏鲁豫皖特委五县联办，还有郓城中心县委也领导过金乡等县工作，1939年在湖西发生了错误的肃托事件，1941年改为湖西地委，1942年3月就划归冀鲁豫区党委了，这就是三块地区在合并之前各自的历史概况。
在这里，我顺便讲一下冀鲁豫合并之前的几件大事。首先是湖西地区自1939年9月就开始进行肃托，这完全是一桩错案。当时白子明区党委书记，被坏人利用，反革命肃了革命者。当时伤亡领导骨干指导员以上就有105人，共计300以上，损失太大了，其中有我的老战友翟子超同志，就是当时被错枪杀的。戴晓东、郭影秋、郝中士这些人都是在罗荣桓的“刀下留人”的情况下留下来的。对于湖西的肃托中央已经作了结论，并对主要负责人进行了处分，但对于结论现在仍有许多人对于“扩大化”持有异议。受湖西肃托的影响鲁西也进行了肃托。那是在山东分局刘居英主持之下进行的。当时刘居英派高明宇来鲁西作特派员，凌驾于区党委之上，大搞严刑逼供，供在哪里，捉在哪里，甚至把思想意识问题都当作了政治问题加以肃清。譬如田兵，当时叫史涛（贵州省文化局副局长，现已离休），就是在区党委机关晚会上说了笑话，什么“坐着黑格尔，手拿考茨基，托洛茨基是兔子吃鸡”，就说他是托匪，立即把他抓了起来。此外，田兵同志还在反“扫荡”中被日本人逮捕两次，第一次被捕后，被军区后勤部设法保了出来；第二次被捕后，他在狱中发动监友夺枪越狱逃跑，得到军区的传令嘉奖。第一次从狱中逃出后恢复了党籍，第二次出狱才平了反。当田兵同志受委屈，在接受党的考验和审查的时候，仍能忠于党忠于人民，在敌营里夺枪越狱逃跑，这是很不容易的。当时公开枪毙的有毕睿夫、万开铎、涂士其、杨诚斋等，受到严刑拷打有个女同志叫樊策，现在还活着。还有杨冷、梁一凡被捕过，李剑非在逃，被暗杀的有金维、金淳两女同志，逃跑又抓回来枪杀的有王维一、刘加夫，先后共有几十人遭错肃。个别的已经平反了，大多数到现在还没有平反。所以这个问题，我建议山东省委能够对这一历史事件正式作出结论，对被害者予以平反和昭雪。其实张霖之、万晓唐同志生前均表示过鲁西的肃托是错误的。总的说来，鲁西、湖西肃托都受了康生的影响。
其次，是鲁西区党委在1939年5月，在泰西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建立泰西抗日根据地的问题。而后在8月1日，八路军打了梁山战斗，消灭敌人一个联队缴获三门大炮。我说这是创造鲁西抗日根据地的奠基礼，梁山战斗后敌人进行了报复扫荡。1939年9月间，在梁山水泊中召开了二、七地委联席会，会议由区党委主持，一一五师罗荣桓同志参加会议并讲了话。从此下决心创建鲁西抗日根据地。当时，对于敌后的形势和创建根据地的问题，党内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敌人回师敌后并由于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鲁西地区有先期进入相持阶段的可能，对于创建根据地有的认为在平原地区是不可能的；但以罗荣桓同志为代表的同志坚持认为鲁西是中国的一部分，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只能决定抗日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和复杂性，而不能得出先期进入相持阶段的结论。对于鲁西根据地的建设，认为我们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而敌人是非正义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由于战争的性质决定了我们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靠山，平原地区没有大山，但可筑起“人山”，筑成人的钢铁长城。在军事上，总的从战略上讲，当然敌人是优势，但从战术上讲，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对敌人实行个别击破，则又是优势。同时冀鲁豫产粮食有饭吃，又是结合部，我们利用敌人的弱点可以钻空子。事实证明后一种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后来中央批发了一个文件指出，日寇为了对蒋介石实行诱降回师敌后，实际上起了政治别动队的作用，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只能决定战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苦性，而决不会先期进入相持阶段。
1940年2月，鲁西区党委在范县钟蝈堆召开了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
1940年下半年湖西地区已改为地委，划归鲁西区党委，当时仍受山东分局的领导。1941年6月鲁西区和原冀鲁豫区合并为冀鲁豫区党委后，于1942年山东分局决定湖西地委划归冀鲁豫区党委，而冀鲁豫区党委也由山东分局划出归华北局领导。这时水东地区也归冀鲁豫区党委，我们还派出唐克威同志到水东地委任书记以加强领导，在路上和敌人遭遇，壮烈牺牲了。这时冀鲁豫区抗日根据地就大体上形成了。
经过1941、1942年到1944年，冀南情况又严重了，地上的机关待不住了。一部分人转入地下坚持斗争。1944年5月间冀南区党委和冀鲁豫区党委合并，建立平原分局。这时候书记是黄敬，副书记宋任穷兼司令员，李菁玉、张霖之、张玺是副书记，行政上还是叫冀鲁豫，归晋冀鲁豫大区，军队上曹里怀、王宏坤都合过来了，分别任军区副司令员和政委。
现在看来历史上有三个冀鲁豫，一个直南豫北区原冀鲁豫，也叫小冀鲁豫，1941年合并后，1942年又加上湖西，也叫冀鲁豫；到1944年五月以后是大冀鲁豫，包括冀南区。这个概念要搞清楚。我们现在整理的党史资料，不包括冀南区，只是冀鲁豫区党委这一时期的党史资料，从1941年6月起到1949年全国解放，冀鲁豫区党委撤销改为平原省委为止。
在鲁西区与原冀鲁豫区合并之前，在行政上在各自地区还建立了行政公署，鲁西行署主任是肖华同志，副主任是段君毅同志（当时叫董君毅），原冀鲁豫行署主任是晃哲甫同志，副主任贾新斋是党外民主人士。
四、冀鲁豫的大事记要
1941年6月，小冀鲁豫区同鲁西区合并为冀鲁豫区，在两区合并以前，敌人对小冀鲁豫就发动了残酷的“四•一二”大扫荡、两区合并之后的冀鲁豫区党委书记是张霖之，副书记是张玺，组织部长张玺兼任，后来刘晏春同志也做了一段组织部长，这时宣传部长就是张承先了。1939年冬我到运西地委，1941年夏又调回鲁西区党委宣传部任副部长，两区合并后我仍任宣传部副部长。秘书长开始是鞠华、李介人，后来是韩宁夫。
1942年，湖西区党委划归冀鲁豫，这时潘复生任副书记。整个冀鲁豫区就包括鲁西区党委，湖西区党委，原冀鲁豫区党委。
是年秋又发生了“九-二七”大扫荡，敌人动员了几万人，实行铁壁合围，分迸合击。这一次就是流篦扫荡，妄图扑灭我领导机关。敌人进入范县地区，当时，我中心区是颜村铺，于是敌人就扑向颜村铺一带。事前我们闻讯就准备粉碎扫荡。这一次我随区党委机关同杨得志司令员在一起掩护直属机关突围，他带着一个连的兵力，掩护千把人的机关。那时候有一条经验，越是敌人分进合击，越要等敌人走到跟前再决定分路突围，否则就走到敌人窝里去了。敌人16路进攻，我们就32路突围，敌人32路，我们就64路突围，在敌人分进合击的空隙里，我们钻进黄河大堤以内一个叫史家楼的干坑里，那时候杨司令正在堤上观望，谁也不准打枪，不准露头，等敌人跑过去了，我们就跑步过黄河，那个黄河是干的。在黄河边一个叫甘草蝈堆的地方隐蔽了一天，我们就跑到敌人屁股上去了。在敌人屁股上，我们愿意咬他哪里就咬哪里，一夜之间就到了菏泽境内。这一带是柿子园，我们就开始吃柿子了，这叫于“九•二七”大扫荡。在这之前还有南清观扫荡，还有苏村战斗。
1943年lo月12日又有一个大扫荡。那时我兼任报社社长，我带着报社机关头天晚上路过敌人据点附近，转移到沙区去了。白天在沙地里隐蔽，黑天进村，躲避敌人进村扫荡。
1942年夏天，刘少奇同志从华中经冀鲁豫去延安，对冀鲁豫工作有所指示，至十月间北方局派黄敬同志来冀鲁豫任区党委书记，加强了党的领导。
黄敬同志来冀鲁豫后，于1943年初在观城洪庙召开了全区党的高干会议，传达贯彻了党中央关于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决定（即九-一决定），从此在冀鲁豫才真正地实现了党的统一领导。
黄敬同志来冀鲁豫后1943年的对敌斗争形势极为严重，黄敬同志研究了敌人在军事上战线延长兵力分散的弱点，采取钻心战术，组织了一支劲旅，远途奔袭，直捣敌人心脏，打了八拱桥战斗，捣毁了孙良诚的司令部，迫使顽军收缩回去，从此打开了局面。
1944年春，冀鲁豫已经没有大块地方可以办理党校了，特别是办理大规模的党校。区党委决定在太行山借地方办理党校。黄敬任校长、苏振华任副校长，张玺任教育长，校部设在林县临淇镇，沿漳河两岸分住几个大队，我是一大队支部副书记兼教育委员。这次整党是准备整人的，在康生的影响下，要整三种人：白色恐怖下失掉过组织关系和被捕过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掉过队被俘过的；从蒋管区来的知识分子。整风一开始就学习陈伯达写的《评中国之命运》，划清共产党与国民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解放区与蒋管区的界限，一句话就是分清敌我界限。那是准备在党内抓特务、抓反革命的。在这之前，已经有个冀南三大队挨整过了，采取各种刑罚，严刑逼供，伤害了大批干部，搞乱了我们自己的阵营。后来宋任穷同志上山办理善后。我们学了一年，正要下手整时，中央通知停止，挽救了我们没有挨整。那么学习了一年，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呢？结论是解决了四个字的思想问题：一是撑劲思想，二是沾光思想。撑劲思想就是地位观念，沾光思想就是个人主义，占小便宜。我们回来以后就遇上冀鲁豫的民主民生运动，我们就在滑县高平搞复查，当时从山上下来的干部和在家的领导对于运动的认识不一致，在家的人认为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则认为错误是严重的。应该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
1944年我们上山之后，下半年黄敬同志为了准备土地改革，召开了士绅名流座谈会议，准备采取对上麻痹，对下开刀的办法进行土改，企图“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以孔孟之道治信奉孔孟之道的人，他苦思积虑，引经据典，做了长篇报告，讲了三个字，即信、诚、敬。地主阶级哪能受麻痹呢？他们的代表致答词时，开始把黄敬捧上了天，他们也在麻痹黄敬。黄敬这时就发觉了，在自己的本子上写道：“抬得高，摔得重”。最后这位代表建议黄政委把三个字的顺序颠倒一下，把诚字放在第一位，这就是说你黄政委对我们是不诚恳的。这是一次唇枪舌剑的斗争。这次会上，黄敬就病倒了。冬天黄敬去延安后，就是宋任穷代理书记了。
1944年冀鲁豫区全面搞了民主民生运动，反贪污、反恶霸。搞民主斗争，接着搞减租减息，开始在滑县落寨搞的。那时搞雇、佃、贫运动。在运动中群众确实得了些实惠。把地主的威风也打击了一下。发动群众是有效的，群众一经发动之后接着妇女剪发、放足、办识字班。文艺活动都开展起来了，那时农村非常活跃。当然也有极左，对地主“打臭鸡蛋”，伤害中农等，但这是次要方面。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我们冀鲁豫的部队就去打开封。打了几天也没打进去，后来中央来了电报，不准打了，我们几年抗战积蓄的抗日力量，怎能消耗在开封城下呢？这正是蒋介石所希望的，毛主席真英明。我们从开封撤回来了。在归途中，李菁玉同志诗兴大发，说什么“北风吹得行人泪，且把开州当开封”。
第二件事是冀鲁豫平原分局撤销，冀南可以回去了，宋任穷、李菁玉带着原班人马回冀南去了。留下的这边仍然叫冀鲁豫区党委，区党委书记开始是张玺同志，后来是潘复生同志。不久，我也到泰运地委（一、四地委合并）即六地委去做地委书记了。
第三件事，大批干部出关去东北，保卫胜利果实。这批出关的有周持衡、吴亚南、邹鲁风、王伯瑾、白洁民、李恒生等大批干部。先出关，而后又支援天津一批，冀鲁豫是出干部的地方。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一面谈判，一面准备战争。到1946年，国民党撕毁协定，就打起来了，就开始解放战争了。同时在根据地内搞土地改革，发动群众，不分田，保家卫国保什么？一定要把保家卫国和，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
这时党中央发了“五四”指示，华北局在邯郸召开了土地会议，贯彻“五四”指示。华北局薄一波、王从吾同志都去了，区党委张霖之、张玺、潘复生和我，我们都去了。1946年全面展开土地改革了。刚开始都是正常的，开展诉苦、忆苦教育。到了后来，太行山说是学得冀鲁豫的，而冀鲁豫说是学得太行山的，拉“望蒋杆”，拉滑车摔地主，打击富农，破坏工商业，伤害中农，这就搞“左”了。特别是我们六地委，搞得更差了。开贫农祭祖大会和授权大会，把权交给了贫下中农，否定了党的领导，搞无政府主义，这是极“左”的错误。整个说来，成绩是主要的，农民分了田分了牛嘛！不然，一个县一个团地大参军是不可能的。1946年是土改热潮，1947年复查，后期端正政策，因为当时农村的阶级关系确实太紧张了。这时毛主席在晋绥日报编辑部发表过谈话，说：“这个弦拉得太紧了”。
1947年7月我刘邓大军渡过黄河，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这时毛主席发表了一篇《战局在变动中》，接着陈毅同志率领的三野部队也渡过黄河，我军渡河在黄河南岸很快地消灭了国民党九个半旅，冀鲁豫地方为了配合部队作战，建立了前线指挥部，由赵健民、徐运北和万里同志组成领导班子，后来韩哲一同志的支前指挥部也过河南去了。经过鲁西南战役不久，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区了，地方上也以张玺同志为首的组织大批干部随军进人大别山区。
1947年冬至1948年春，冀鲁豫区进行整党，第一批在阳谷坡里开始的，这又是一件大事。开始潘复生作了一个报告，杀气腾腾，当时主要是在土改中，检查你的立场稳不稳。这一个报告就把郭少英吓疯了，高文甫后来也在整党中自杀了，这次整党六地委还请了贫农母亲参加党的会议，在整党中“自报公议”，执行党的纪律处分，结果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受到不同程度处分，后来一再压缩到百分之十七，上报中央了，但中央不但没有批反而很快地给纠正了。
1949年3月我响应党的号召，随军南下，当时8个大队，一个地委一个大队，再加上直属机关。8个大队3960人，干部从区党委一直到县、区全套人马，党政军民学全部带着，舆论机关报纸、广播、书店都带着，那时我任宣传部长。那时南下的领导班子书记是徐运北同志，组织部长郭超，万里秘书长，我仍任宣传部长。自菏泽晁八寨誓师南下。到合肥3里又分出一支人马550人去接管南京、我们南下以后，冀鲁豫区党委就改为平原省委。省会也由菏泽迁往新乡了。
编者注：申云浦同志时任中共贵州省顾委副主任、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副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