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解放已经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想解放初到现在，尽管走过曲折的道路，但变化是巨大的。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放宽政策，搞活经济，取得很大的成绩。回顾以往，心潮澎湃，非常兴奋。瞻望前途，无限光明，充满信心。我们的国家是大有希望的，一个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一定会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温故而知新。当纪念贵州解放三十三周年前夕，回忆贵州解放初期峥嵘岁月，是很有教益的。我作为那时的贵阳市军事接管委员会的文教接管部部长，想着重回顾一下那时文教战线的工作。
1949年8月，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向西南进军，解放大西南的命令。我代表赣东北区党委，和张联方同志一起到南京，找到邓小平同志接受随军西进贵州的任务。在我未去南京之前，同志们听说要去贵州，有种种反映。冀鲁豫的干部，从华北南下，原说是上京沪杭三角洲。后来叫上江西，上江西觉得也还可以。可是，刚到江西，行李几乎未打开，座位还没有坐热，又要西进。同志们多以为，贵州是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历来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传说，在思想上不愿去，最好请求上级改换个地方。邓小平同志听到这里非常严肃地指出：这是资产阶级写的地理，是挖苦贵州人的。他接着又说：如果区以下的干部不愿去贵州还情有可原；区以上的干部，谁不愿上贵州，就要开除他的党籍。要问什么理由，就是他们吃公粮多了，受党的教育多了。他又语重心长地说：难道贵州不是中国的国土？难道贵州的人民不是中国人民，他们不是在水深火热之中，不需要解放？！必须按照全国的战略部署，赣东北的干部要随军西进贵州。在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是很坚决的，他这段话，铮铮有声，很有分量。我回到赣东北把邓的指示传达了一个星期，开始直属机关，而后每个地区都传达了。传达后大家就没有异议了，从而保证了随军西进的顺利进行。那时，干部是很听话的。9月23、24日就从上饶坐火车经南昌到九江（一部分同志坐船通过鄱阳湖），再乘轮船到武汉；从武汉分两部分，一部分坐火车，一部分坐轮船经长沙到湘潭。在湘潭开会决定了贵州省委领导班子，书记苏振华，副书记徐运北、陈曾固，我是宣传部副部长。兵团确定转业一批干部，千把人。地方随军南下的干部叫西进支队，三千多人。傅家选同志任大队长，我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随军西进。为了抢时间，中央决定11月15日解放贵阳。我们干部西进支队到芷江分了前梯队、后梯队，徐运北带前梯队，先进贵阳；我因腿上生疮在芷江多待了几天，带后梯队，12月初到达贵阳。
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是11月22日正式宣布成立的，主任苏振华，副主任陈曾固、赵健民。军管会下设有文教接管部，部长是我，副部长是康健。当时对旧政权的接管政策是“接过来，包下来，维持现状，逐步改革”。贵阳1949年11月15日解放，康健先进城，将文教接管部安在原国民党贵州省教育厅，就是白沙巷那个地方。院子里乱七八糟的，不像个样子。康健同志他们去后，就给原留在那里的几个旧人员做工作，向他们说明我党的政策，让他们去联系人，逐渐挂起钩来，人越来越多。当时还有文化艺术界的一些进步分子，像肖家驹、郭可诹等出面帮助做工作。康健同志他们利用附近叫做“兵政礼堂”的那个会场和几家影院，开群众大会。那时没有组织系统，在街口上张贴通知，某日在某地开什么会，希望踊跃参加云云。到一部分人就开始讲，讲国际国内形势，讲《约法八章》，讲“包下来”的政策，干什么的还干什么，揭穿国民党的谣言，对什么“三头”（点头、磕头、杀头）政策，“喝迷魂汤”、“共产共妻等等”，一一加以驳斥。我们的“接收大员”，身后没有跟班，穿着补丁衣裳去开大会，有些人看惯了国民党那一套，感到奇怪：“他们当大官的，就穿这？”我们的负责同志就主动向他们解释，同他们摆谈，有说有笑。他们原先有点怕我们，虽然对国民党深恶痛绝，早就盼解放军来，解放军来了，又感到不摸深浅，有所顾虑，但和我们一接触，觉得很随便，和和气气，就不怕了，主动给我们介绍单位的情况，哪些人可以依靠，哪个人靠不住，要留意，等等。我们的文教接管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我们进城之初，各种人的态度不完全一样。国民党党政机关里的人员，顾虑大一些，工厂、学校和文化界有所不同，有些人解放前就参加了某些进步活动。解放军进城前夕，工人护厂，学生护校，日夜站岗巡逻，防止国民党撤退时破坏，有很多动人的事迹。主要是由于解放军进军神速，也因为有工人、学生等护厂护校，国民党的应变部署才未能完全实现。全省除少数桥梁、公路路段外，基本上没有造成大的破坏，绝大多数工厂、学校以至国民党党政机关的档案文书等，完整无损。
邓小平同志讲，贵州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千真万确。军阀割据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把贵州搞得城乡破产，百业凋敝，民不聊生。我们的同志亲眼看到：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乡下农民吃不上盐巴，拿青石头当盐巴哄小孩；披筋筋、挂缕缕的乞丐，遍布贵阳街头，他们将下半截身子伸进饭馆的炉灶里度过寒夜，马路边上经常躺着哼哼待毙的垂危病人。国民党害苦了老百姓，所以贵州广大人民从内心里盼望解放军打进贵州，解民倒悬。那时报上登有一副春联：“解放军来天晴日朗，新中国生鸟语花香”，形象地表达了贵州人民欢庆解放的喜悦心情。尤其是青年学生，相当活跃，他们纷纷组织宣传队，敲锣打鼓，走上街头，唱歌、跳舞，演出解放区的各种新节目，庆祝解放，欢呼胜利，宣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贵阳医学院和贵医护校的教授、学生、工友还带着药品，先后到远离市区的中曹司和舒家寨一带进行宣传工作。贵阳师院的学生，有的为了宣传上的方便，还化装成小贩，担着挑子，向车佚、菜贩们解释党的政策。很多学生分组进行家庭访问，深入到贫民区，揭破国民党匪特散布的各种谣言。这些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成了一支没有经过训练，不拿薪给报酬的义务宣传大军。没有这支宣传大军，我们的政策就不可能那样快地传达到全省每个角落。
一件发人深省的事是，解放军刚一进城，学生们就唱出《你是灯塔》、《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革命歌曲，扭秧歌、打腰鼓，演出解放区的文娱节目。花溪清华中学师生们，为了保护学校财产，连续站了三昼夜的岗，解放军来了，当晚举行军民联欢会，同学们就演出《兄妹开荒》，还和解放军对拉唱歌，盛况空前。这种情况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尽管国民党严密封锁解放区的消息，迫害进步人士，但真理的声音是封锁不住的。抗日战争初期，国共合作，我们党在国民党的大后方是有广泛的影响。重庆《新华日报》是黑暗的国民党统治区的一盏明灯，在周总理的亲自指导下，宣传抗日主张，传播革命真理，在贵州的知识分子中播下了种子。贵州的地下党，在知识界也做了许多工作。这些都为我军进入贵州，进行接管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贵阳市军管会文教接管部下分四个处：新闻出版处，学校教育处，社会教育处和秘书处，负责新闻出版、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机构的接管工作。
新闻出版方面，我们一手抓接管，一手抓人民新闻出版机构的筹建。解放军一进城，就先抓报纸、广播。在军管会宣布成立之前，就派人接管国民党《贵阳中央日报》、《贵州日报》、中央通讯社贵州分社和贵阳广播电台。我们派军代表去，将人员召集起来，宣布《约法八章》，交代人民政府的政策，要大家安下心来，听候安排。在工人的保护下，报社、电台的机器设备没有被运走或破坏，因此我们很快就在国民党《贵州日报》社那个地方印出了新华社电讯；广播电台也当即开始转播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使贵州广大人民及时看到听到国际国内的新闻和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声音。同时加紧筹备出版省委机关报和建立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经过紧张的筹备，《新黔日报》于1949年11月28日创刊，贵州人民广播电合于1950年元旦也正式开始播音。
报社、电台的接管和工厂、学校的接管不同。报纸、电台是国民党统治贵州人民的舆论工具，接管就是取缔，只是把人员和设备接收过来。对人员，也是按照“包下来”、“团结改造”、“量才录用”的方针对待。原国民党《中央日报》（贵阳版）、《贵州日报》、中央通讯社贵州分社、贵阳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上自总编辑、经理，下至一般工作人员，都安排了工作。原国民党《中央日报》（贵阳版）总编辑庞伯鸾作《新黔日报》时事组副组长，原国民党《贵州日报》编辑主任邓宗岳当《新黔日报》城市组的副组长。1950年1月30日，我们还邀集原新闻出版工作者开座谈会，我和新闻出版处长刘子毅同志去讲话，勉励他们努力学习，改造思想，奠定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以便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于人民新闻出版事业的建设工作。对他们并不歧视。至于接收下来的机器设备，那是很简陋的。国民党热衷于打内战，官员们各饱私囊，很少花本钱去搞事业。报社房屋破烂，印报还是印一张翻一张的老式印刷机，第一台自动化的轮转机，是我们进城以后才添置的。国民党贵阳广播电台，是1938年建立的，当时是抗战时期，国民党退居西南一隅，为了对国外广播，在贵阳设了广播电台。抗战结束，国民党迁都南京，对电台管理放松，机器零件不加补充，一些机器闲置无用，人员也由四十余人裁减至十多人。我们接收的就是这样的破烂摊子。
出版方面，中华书局、三联书店、文通书局，以私人资本为主，我们没有动它。正中书局是个售书门市部，我们接过来了。后来查明世界书局属于官僚资本，也接收过来了。我们的主要精力是筹建新华书店贵州分店和人民出版社。新华书店贵州分店，是以冀鲁豫书店来的一些同志作骨干，加上从南京、江西来的年轻知识分子，成立起来的。1950年1月15日筹建就绪，开始营业。贵州人民印刷公司也公布了承印条例，开始接收印件。不久，贵州人民出版社也成立了。
学校教育方面，解放初期着重抓了三件事：接管，学习，思想改造。当时贵阳有国立大学三所：一所是贵州大学，是多学科性大学，办有法商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和文学院五个学院；一所是贵阳师范学院；一所是贵阳医学院。当时医学院在湘雅村，师院在河滨公园附近。那时几所大学规模小，设备简陋，共有教职员741名，学生1793名。全省共有公私立中学（包括师范与职校）114所，教职员2373名，学生19995名；贵阳公立中学只有五所。全省小学74115所，教职员23543名，学生553450名。医院有省立和市立医院6所，医生111名，护士133名；卫生学校两所，教职员86名，学生290名；各专区卫生院55所，医生130名，护士114名。我们当时接收过来的学校、医院就是这样一个摊子。几所大学和一部分中学，在解放前后基本上没有停课，有的停了四、五天课，很快恢复上课了。军管会成立后，大学派了军代表和联络员，是学校负责人请求派的。在医学院只派了一位联络员。我们党对新区学校的方针，是维持原有学校，逐步作可能与必要的改善。军代表和联络员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在保持原有的教学系统不变，人员不变，课程基本不变的情况下，让原有教师安心教下去，使教学秩序稳定下来。强调不要妨碍教学工作，接管要和教学工作结合进行。教育改革的问题，除立即停止公民课和训导课，删去社会科学教材中某些有反动内容的章节外，也暂不忙进行。到了6月份，在“六六”教师节，提出“贯彻教育改革”的问题。当时学校的接管，主要是接受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至于图书仪器、试验设备、物资钱财等，是由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们自己清点登记。中学无论是公立和私立，我们都没有派人去，小学更没有派人。主要是通过开中学校长座谈会和学生代表会，宣传政策，提出要求，让学校师生们自己去办。对公立中学，做法和大学大体是一样的。只是中学、中专和小学的课本换得比较早，1952年2月份就开始采用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统一出版的临时课本。
学校接管初期的主要工作，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教师和学生中进行政治和思想教育，帮助他们逐步树立革命的人生观。这是符合学校广大师生的愿望的。解放后，学校中立即出现了两大高潮：一个是大宣传的高潮，上面已经说到了；一个是学习高潮。解放了，大家迫切要求学习新的革命道理，各种学习组织在大、中学校中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以各种形式的读书会最为普遍。在校的学生争读马列、毛泽东的书，读高尔基、鲁迅的文学作品，学习共同纲领，阅读新出版的报纸杂志，真是如饥似渴。那股子学习热情，是以后的年代里很少见的。校外的失业的知识分子也很热心学习，《新黔日报》的阅报栏前，经常站着很多人在那里阅读报纸。适应青年知识分子学习新知识、研讨新道理的强烈愿望，我们宣传教育部门的同志在那一段时间的政治宣传工作，也是很活跃的。为了有计划地指导师生们的学习活动，全贵阳市成立了大、中学校总学习委员会，我是校长，黄颖当副校长，委员是各大、中学校的校长。各学校成立学习委员会，由校长任主任委员，并吸收教授、教师、学生代表参加。贵阳市教育局、贵阳市青年联合会筹委会、贵阳市学生联合会筹委会共同筹办大、中学生寒假学园，参加学生1800人。贵阳市教育局举办中、小学教师寒假学习讲座，参加教师八百多人。后来贵州省文教厅成立了，还举办了暑期教学研究班。有些学校也订有自己的寒假和暑期学习计划。在课程尚未改革，新的政治课和政治工作制度尚未建立之前，这些做法是很必要的。
除去抓学校，我们还开办了各种讲座。一个大型的讲座，叫“新民主主义讲座”，1949年12月初办起，到1950年元月上旬，一个多月的时间共讲演8次，听众多时每次到600人，8次共有听众3000多人次。听众中，在校学生约1/3，职业青年和失业知识分子约占2/3。讲演人有我、康健、秦天真（那时是贵阳市市长）、夏页文（贵阳市委宣传部长）和边裕鲲（财政接管部负责人）等同志。那时我们这些人，亲自向群众讲演，向群众作面对面的宣传。主要讲国际国内形势，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讲党的领导，讲共同纲领和党的当前政策。我负责讲共同纲领，分两次讲完，主要讲为什么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能担任领导，知识分子要改造自己，向工农学习，为人民服务。听过还要讨论，听众编了56个小组，开过13次小组讨论会。除“新民主主义讲座”，还有各部门办的讲座，如“青年星期讲座”、“妇女讲座”、“工人讲座”、“新闻讲座”。所有这些讲座都在星期天举行，讲演者放弃星期天的休息，听众也都很踊跃，到的人多，听得认真。除去这种定期的讲座，还有各种报告会。那时是逢会就讲，大家讲起来也自然，思想开放，内容也比较丰富、生动，加上是新道理，听众很感兴趣。我觉得那个时期，是我们的宣传工作最活跃，最有生气的时期之一。当时除去报纸、广播，就是通过这些报告会、讲座，和群众保持着经常的思想交流，互通信息，及时将新的精神宣传到群众中去。
那一阵子的宣传、学习是很起作用的，使社会各界的思想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剧烈的深刻的变化，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进步很快。他们仿照共产党和解放军的作法，学习中理论联系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下厂、下乡，参观、学习、联欢，与工农结合。他们学习解放军，办好事，作贡献。他们捐献劳军，支援解放军进川作战和剿灭土匪。贵阳女中的同学们，做鞋子，做慰问袋，里面装上牙膏、牙刷、香皂等物，赠送给解放军。学校的师生们还响应政府的号召，捐献救济失业工人，踊跃购买公债。我们进贵州接收的是一个烂摊子，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给人民留下的灾难是很深重的。当时通货膨胀，土匪猖獗，财政收入不多，我们对国民党的军政机构和工厂，学校等，又都采取包下来的政策，经济上的困难的确是很大的。师生们为政府分忧，搞生产节约，开荒种菜，节粮上缴。仅贵阳师院就少向政府领粮十万斤。学校管理上也逐步有所改善，各校都成立学校管理委员会，除校长、教导主任、总务主任是当然委员外，吸收教师、学生和工友代表参加。后来，为给学生评发人民助学金，各学校都成立了评议委员会。在此之前，大学里还成立了有教师、学生、工友参加的协助接管委员会，协助和监督学校图书、仪器等财产的清点登记工作。这些都体现了民主管理学校的精神，学校的面貌在逐步地发生变化，由国民党统治下的资产阶级学校稳步地向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学校转变。
这里值得一书的是，在土匪暴乱时，贵大被土匪包围了十几天，水、电都断了。陈大羽同志是当时我们派驻贵大的军代表，他亲自抱着一挺机枪向敌人射击，带领师生坚持了两个星期，直到部队来了，将敌人打跑。贵大远离贵阳城区，我们只派了一位军代表和一位联络员，能够在土匪的围攻下坚守两个星期，靠的是谁？是贵大的广大师生、教授、员工，他们和我们的军代表一块守在那里。解放前，贵大是有名的特务横行的地方，国民党撤退时是有布置的，但解放后，学校的教授、教师和学生们坚定地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边，和我们的军代表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特别值得大书一笔的是，1952年暑期的大、中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先是办中学教师思想改造训练班，是全省性的。各地区的中学教师由地委宣传部长带队，到贵阳集中，在原来师院和一中那两个地方，学员住一中，学部办公在师院，时间两个月。我是主任。那次思想改造学习，对中学教师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起了很大的作用。整个过程和风细雨，自己教育自己。老一点的知识分子到现在都留恋呢，觉得那是一次启蒙教育，触动了思想、灵魂，对他们确实有帮助。做法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学习讨论，讲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党的政策，提高思想认识，解决世界观问题；第二步是忠诚老实，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目的是划清界限，思想上更好地靠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训练班使学员放下了包袱。从结果来看，学员好的、比较好的占绝大多数，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人是个别的。
贵阳几所大学教师的思想改造，是在中学教师的思想改造结束以后分开搞的，在统一领导下以院校为单位分别进行，也取得很好效果。从1949年贵州解放到1952年，我们党来不及派干部到学校去，这次思想改造学习，对于加强党对学校的思想政治领导，团结教育知识分子，弄清教师队伍的思想政治状况，收效很大。那时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限于学校教师。在职的知识分子，是通过机关整风进行的。机关整风，接管的人员和新干部不是重点，但吸收他们参加了整风学习。对他们的学习要求，我讲了三句话，叫做翻观点，挪屁股，确立或进一步坚定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这也就是进行思想改造。解放初期，除去抓原有学校，办大、中学教师思想改造训练班之外，我们还办革大，办行政干校，办各种干部训练班，通过这种方式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团结教育了大批知识分子，吸收他们参加各条战线的革命工作，对贵州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很多人成为相当重要的骨干，现在各厅局的处长、副处长，县长、副县长，不少是那时的学员。
我们办的学校和训练班，最早的是二野军大五分校，从江西办到贵州，前后培养学员千余人。接着，贵州省革命干部学校，1950年1月中旬开办，招生两批共572名；贵阳市办分校，招生377名。2月办贵州人民政府行政干校。7月份，革干校和行政干校停办，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革命大学贵州五分校。此外，还有五兵团政治部办的文艺新闻训练班，五兵团卫生部办的医护人员训练班，商业干部训练班，青年干部的训练班等。行政干校是以国民党军政机关中接收下来的人员为对象；革大的训练对象，包括国民党政府机构中接收的人员、社会上失业的青年知识分子、起义的军官。他们绝大多数学习热情和革命积极性很高，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就成为国家干部，在各方面发挥着很大的作用。革命干校和行政干校开学后，学习了一个月左右，贵阳粮食缺乏，省委就决定组织学员和机关干部一起去农村征粮。一部分到清镇，一部分到平坝，将学员分到各乡去工作。那时土匪闹得很凶，到清镇，遇到了土匪曹绍华部的包围，牺牲了一二十个同志；到平坝去的，也碰上土匪。这些学员还没毕业就参加了征粮和剿匪斗争，而且付出了代价，表现都很好，没有投敌变节的。革大第一期训练了3个月，土改开始了，革大工作同志就带着学员到平坝、瓮安、贵定去搞土改。当时五大任务还没有完全结束，他们一边继续剿匪反霸，一边进行土地改革。下去搞了一年，学员表现也很不错。他们和部队配合剿匪，也有些学员英勇牺牲了。革大共办了四期，训练了几千名干部。这对于贵州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有重大意义。
社会教育工作，面比较广，这里只说一下社会教育机构的接管，包括电影、戏剧和几个馆。电影，有贵阳、贵州、群新、新华四家影院。我们开始只是审查片子。刚解放，新影片还没有来，放映的还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所谓国产片和一些美国片子。放映前审查一下，最露骨的坏片子，宣传奴化思想和封建、黄色的东西的，停映或剪掉。影院的经营管理，继续让原来的老板和员工自己搞。开始放新影片，一是1950年4月份，当时有苏联的影片《青春的旋律》、《宝石花》、《桥》、《国际法庭》、《以身许国》（即《普通一兵》）。我们自己拍的影片有《百万雄师下江南》、《中华女儿》、《钢铁战士》、《赵一曼》等等。
贵阳有科学、艺术、民教、图书四个馆，共有职员42人。接收工作从11月24日开始，29日结束。图书和设备都保管得较好，没有什么损失。对里面的人员，也是“包下来”。艺术馆那个地方，成立了文联，1950年1月30日成立贵州省文联筹备会，主席是我，副主席是蹇先艾、邢立斌。那天是本省文艺界人士的首次盛会，到有文学、教育、美术、音乐、戏剧各界的代表及来宾共二百余人。我在会上讲了新文艺工作的性质，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为群众服务。还讲新文艺的方向，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群众，向工农兵学习。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文联成立后，办了两个刊物：一个是《贵州文艺》，一个是《贵州画报》，通过它们来团结新老文艺工作者，发展新文艺、新美术的创作。接着又成立了美协、音协、剧协等筹备组织，开展了美展、歌咏等多方面的活动。那一段，文艺工作者也是很活跃的，在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扩大共产党的影响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文艺工作方面，从冀鲁豫来的人不多，只有邢立斌、劳郭等五、六个同志，主要工作是本地的文艺工作者做。蹇先艾本来在贵大教书，解放后负责搞文联；美术方面有宋吟可、王渔父、桂百铸、方小石四大国画家，版画有王树艺、刘宗河；音乐方面有肖家驹、郭可诹。他们起了主要的作用。在民教馆那个地方，有个沙驼剧社，经常演戏，以后军区的文工团下放地方，两下合起来成立了话剧队，原来艺术馆门前，有群众的音乐、舞蹈活动，后来组成了歌舞队，以后话剧队和歌剧队合成一个团，再以后团又分开，分别成立了话剧团和歌剧团。现在的话剧、歌舞两个团，就是那时成立的。贵阳市当时戏院比较多，京剧就有好多家，马骏华、周瑞华是一家；朱家麟是一家；马志保等是一家。另外有一家川戏院，原是和京戏合在一起的。有一家评戏院。越剧是个小班子，在中山东路一个小房子里演出。贵阳市的戏院原先是老板制，私人组的班子。解放后很快就不卖钱了，连水、电钱都支不出，濒临垮台的危险。文化部对戏院提出三改：改人，改制，改戏。我们将京戏搞了一个公私的混合班，朱家麟当头，将贵阳所有的京戏班子中比较好的都集中起来了。改老板制为分“份子”，就是将演出的收入，除去演员伙食（那时是吃大锅饭）、房租、水、电等开支外，剩下的大家按“份子”分。一人一份，分前台、后台、演员艺术水平的高低，每一个“份子”最多的一元五角，最少的两角。一场戏能卖五成座，每人就可以分一个“份子”，卖到六成座以上就不止分一个“份子”。是老板又是演员的，按演员对待，不按老板对待。这样大家满意，演戏不赔钱，除吃饭，还有“份子”分，劲头很大。川剧、评剧，大体也是这样做的。看来当时这个办法是好的。剧团向贵阳市交接时，还存了几万元。改人，就是办艺人训练班，进行诉苦教育。艺人在旧社会，许多是苦大仇深的，这种诉苦教育对改造旧艺人起很大作用。我就听了梁贵香在那里诉苦，感人至深。这是启蒙教育。接着，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工农兵服务。有的演员吸大烟，经过做工作，也都戒了。学习效果很好，演员们下厂、下乡，改编新戏、演新戏，积极性是很高。改戏，开始是审查剧目，将原有剧目分为三类：一类是有益的，一类是无益无害的，一类是有害的。前两类戏都可以演，有的戏稍为改一下也可以演。1950年7月，开始演新戏《九件衣》、《血泪仇》、《白毛女》和新编历史剧《闯王进京》、《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等。回顾解放32年来，演现代戏有两个高潮，一个是1958年，一个就是解放初期，演了相当多的活报剧、现代戏。演新戏，场场满座，观众抱着接受教育的心情去看戏。演员变成了人民的演员，人民的文艺工作者。由于演员们经过训练，特别是经过诉苦教育，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工农感情，演戏时带着阶级感情去演，深深打动了观众，好几次我听到观众在剧场中呜咽和哭泣，同在解放区看戏一样。总的来说，那一段对艺术人员的政策也是比较稳妥的。
上面我主要说了贵阳市的情况，全省各地区的做法和贵阳大体相似，就不一一列举了。
文教接管，中心是个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正确地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旧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国民党统治下受歧视，政治上没有地位，生活上没有保障。有的人在旧社会虽然做过事，也是吃不开的。一部中国近代史，满篇是民族屈辱的纪录，沉重地压在知识界的心头。要使中国富强，摆脱任人摆弄、宰割的地位，这是每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夙愿。贵州的广大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和在解放后的耳闻目睹，清楚地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兴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希望所在，他们愿意跟共产党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周围，以参加到这个建设新中国的行列中来为荣。这是他们在国民党溃败时保护机关、保护学校；在接管工作中积极协助工作，在干校里，在训练班中，在工作岗位上，自觉地接受思想改造；在征粮和剿匪中，不顾艰难险阻，随军作战，和土匪作顽强斗争的思想基础。
《新黔日报》1950年登载了一篇《我们为什么要唱歌》的散文，作者章枚写了这样几句话：“中国人民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受着地主官僚买办阶级的残杀与迫害，气闷在肚里，急需要吐出来，喊出来。我们要求自由，要求民主，要求民族独立解放。为了实现这些，我们要喊出‘打倒蒋介石！“建设新中国！”’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9周年的日子里，一个署名甘凤章的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假使没有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我们中国不亡于日本帝国主义，必亡于美帝国主义，这是不容置疑与否认的，所以我们要无条件地跟共产党走，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道路。”
上面这两段话，说出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共同认识。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就是建立在这种客观基础上的，就是从这样的客观实际出发的。为了正确地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党的领导人有过许多指示。毛泽东同志说：“对于旧文化工作者，旧教育工作者及旧医生们的态度，是采取适当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为中国人民服务。”针对有些同志的关门主义倾向，邓小平同志在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提出：共产党员要善于以谦虚诚恳的态度与党外人士共事。鉴于解放初期知识分子中的复杂情况，省委负责同志多次强调必须广泛地团结一切力量，把圈子放得更大些，更宽些，只要愿意和我们一同从事当前工作的人，甚至于即使曾有过一些罪过而今天愿意在人民面前立功赎罪的人，我们都应当给以自新之机，进而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我们政府工作人员和党的工作人员应以诚恳的态度去帮助他们，鼓励他们认识形势，好好为人民做事。在工作中要相信他们是有能力的，他们熟悉当地情况，与群众联系较多，而且其中有许多是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有影响的，在今天全国胜利的革命高潮中也是有参加这一伟大事业的要求的。严肃指出在某些干部中尚存在着束手束脚的工作作风，对于其他阶层的人士不去注意团结，或者因为生活习惯不同，怕麻烦，不乐于去团结，这都是不了解目前形势特点的极端狭隘的思想。正是遵照党的这些指示，我们团结教育了大批知识分子，避免了破坏和混乱，比较安全地进行了接管工作，并使文教战线的各个方面迅速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的道路。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事业，我们的队伍，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时的很多情况和现在不能相比，但是解放初期的某些成功的经验仍然是值得我们今天记取和发扬的，其中之一，就是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
我们的党由建设解放区，扩大到带领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那时团结教育知识分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今天我们处于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时期，即建设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时期，正确地对待知识分子，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历史证明，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他们同工人、农民一道，在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一股不可缺少的重要依靠力量。我们更应该充分地信任他们，为他们创造施展自己才干的有利条件，以便更好地为振奋中华、建设祖国贡献力量。这是国家、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所在。
原登载1982年《回顾贵州解放（一）》
编者注：申云浦同志时任贵州省副省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