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南京去的任务是反映情况，接受任务，解决困难。到南京时，我们的任务已确定了。见到邓政委后，报告了赣东北移交的情况。我们的方案报告后，邓政委没有什么意见。我报告了下边的情况：“干部愿到四川，不愿到贵州去。”因此便产生了怕走路、怕贵州气候不好等等想法。我讲的当中，邓政委就问：“你们提出这么多困难，困难能否克服？”他接着说：“县级以下干部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不通是可以原谅的，县以上干部，不仅组织要服从，思想也得服从，不服从就得强制。原因很简单，你吃共产党的饭太多了。”我又提到干部对自己的前途考虑问题。邓政委说：“首先考虑七千万，然后再考虑个人的问题。”他又说：“大西南是国防基地，今后要用西南支援上海，而不是上海支援西南。西南的煤储藏量足够世界300年之用。京、沪的专家抢着到西南，我们的同志就看不到。我们很重视云、贵，你们就看不到。”
我提到组织问题，邓政委说：贵州设区党委，西康设区党委，名义上称省。杨任主席，苏任书记，徐任副书记，先经营贵州，西康由十八军搞，先把贵州搞好。这次解决的最大问题是思想问题，我们开始先听到一些下边的落后的消极反映。下边是有消极的一面，我们领导上是积极地树立正气呢，还是消极地接受呢？这点值得我们检讨。听了邓政委的指示，给我开了窍，确实值得检讨。
组织问题由区党委讨论决定。经费问题在30亿内开支，精神是节约，不超过5亿。只限于经常费，装备、雨具、鞋子、单衣等可在地方财政内解决。火车支票，华东区拨一亿支票，又增一亿五，只限于华东区使用，到华中后再说。先走后走，到达贵州就有任务。三兵团有部分部队经过贵州，必须支援，故要争取两个地委的摊子先走，其余随兵团后走。思想问题，走路中解决。
邓政委特别强调说：县以上干部思想上、组织上都得解决，不解决就强制，原因就是吃党的饭太多。至于区以下干部，就不必强制，照顾到他的自愿，照顾到老区的工作。有些身体弱的，思想上难于打通的，作用不大的，就主动地用组织的名义调回老区工作，这样对工作更有利。
（摘自五兵团党委会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