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搞罢工、贴标语
1932年，我在聊城师范，经谢鑫鹤、孙芳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聊城师范党的负责人是师范部第七级二班学生刘子蔚。我是初级部第八级学生。入党后，当时主要是搞读书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我们有的参加体育会，有的参加体育俱乐部。谢鑫鹤在体育俱乐部。我参加了讲演会，利用讲演会，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当时，能够订阅和秘密传看一些进步书刊，如《辩证唯物论教程》、《政治经济学教程》和订阅《大众生活》、《永生》、《世界知识》、《读书生活》等，但是传阅这些书籍在当时都是不合法的。
1933年春天，上级党指示在聊城城区搞“水车罢工”。西关吕祖庙以西，堤口有个大水井，一下课，我们就跑到吕祖庙去，发动罢工。情形往往是，人家忙着打水，不怎么管你罢工不罢工。
“水车罢工”，比不得工厂工人罢工，以供人吃水为业的劳动者，不是集体生产者，他们本来属于城镇贫民。这里面很复杂，他们服务对象，也不都是地主、资本家，而大多数倒是城镇居民，有的还是赤贫。搞罢工，提高水价，固然打击了有产者，但也加重了一般城镇居民的负担。“水车罢工”，费劲不小，没搞出成绩。
现在看来，在群众中宣传党的主张，扩大党的影响，也有一定作用。但是，就策略来讲，是不妥当的。是“左”倾路线影响下的盲动行为。
这以后，上级党来人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为了牵制敌人，分散敌人注意力，让我们一夜之间，把聊城大街小巷贴遍标语。聊城比较偏僻、落后，要测验一下民意，要震动一下。
在一个雨夜里，我们从学校跳墙出去。三人一组，次序是侦察—一糨糊——张贴。只要第一个人侦察过去，指明位置，第二个人必须抹上浆糊；接着，第三个人把标语迅速贴上。标语写的是：
“中华苏维埃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反对蒋介石投降主义！”等等。
当时，韩复榘第三路军二二O旅旅部，驻在师范学校后头杨家大院，我们这一组贴标语的任务，就分在这里。旅部门口，哨兵背后，都贴上了；学校布告栏、校长办公室也贴上了。党的纪律是很严的，组织上指定的地方，一定要贴上。每张标语都编了号，第二天要检查，几号到几号没贴上，要说个一二三。否则，就要受到党的纪律处分。
标语一贴，马上震动了聊城。说聊城有共产党了！有同情的，有害怕的，还有的说是给惹祸的等等。
开除和“换防”
贴标语后，我和谢鑫鹤在初级部就要毕业了，学校也查出贴标语的在我们班，就是我、谢鑫鹤、郭庆云、鲍兴贵（翱云）。
虽然学校当局知道我们几个是贴标语的人。但那时国民党教育界，像三师校长周拔夫（超）等人，也不愿走绝路，他们认为得罪共产党，对他们自己没有好处，所以就对我们卖人情。他们认为，反正这几个人就要毕业了，考后师时不录取就是了。
谁料到，我们毕业后，周拔夫被调走了。这是因为教育界闹派系斗争，何思源要在聊城师范安插自己派系的人、所谓“六中——北大——哥伦比亚”嘛。我们考后师时，换上孙芳时任三师校长。这一换人，我又混进聊城师范后期师范部第九级二班。谢鑫鹤没上后师，教书去了。
这一年（1933年）7月间，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党组织遭到大破坏。聊城师范党和上级党失掉了联系。但是，聊城党并没有因此停止活动，而是照常继续党的活动。开始是刘子蔚负责，他1934年暑假毕业离校时，交代给我和盛北光③负责。当时，还有个阳谷的党员朱保明（朗霄）。
1934年我读后师，我们这些党员继续党的活动，积蓄党的力量。只要活动，共产党“嫌疑犯”的帽子就很快落到头上。这年放寒假时，我被学校勒令退学，实际是不挂牌开除了。
他们说：“申景玮（我当时的名字），你是干什么的，我们都知道。你是穷苦人家的子女，家里卖花生培养你，叫你念书不容易。聪明人莫被聪明误，不要误入歧途。”
我说：“我没有误入什么歧途，抗日救亡不是什么歧途。你们叫我走可以，但不准胡说八道。”
他们说：“这样，给你留一条出路，可以教书，可以有饭吃。不过，希望你今后要谨慎些。”
我说：“谨慎什么？谢谢你们的关照。我离校后，你们还要胡说八道，别说对不起你们。”
我就这样离开了聊城师范。
1934年，盛北光曾经休学离开聊城师范，到阳谷县安乐镇教书。第二年春天，他复学回到聊城。1934年底，我被开除离校，回到阳谷。这样，我们二人就“换防”了。盛北光回聊师，继续领导聊师的党。我到阳谷教书，就领导寿（张）、阳（谷）、聊（城）、阿（东阿）一带党的活动。
安乐镇临时中心支部
1934年，盛北光在阳谷安乐镇小学教书时，老党员杨一斋（耕心）领导着建立了安乐镇临时中心支部，党员有盛北光、申子君、翟子超，后来发展了武子升。恢复了王筱湖的关系。
安乐镇小学临时中心支部，实际上发挥了阳谷县委、鲁西特委的作用。鲁西当时没有特委，中心支部的领导范围已经超出了阳谷。实际上寿张、阳谷、聊城、东阿这几个县的党组织，都归这个支部领导。这就是说，当时虽然和上级党失掉联系，但是我们还是有组织有领导进行工作的。
寿张党的负责人王耀光（福昌），是寿张第八乡师的支部书记，和党失去联系后就和我们取得了联系。寿张乡师的党员还有段缄三、訾修林、冯干才、沙延孝、王维群（宪武）等人。
徐运北是济南高中的学生，山东省委遭到破坏后，在大明湖左近租一间房子，一面读书，一面和失掉关系的党员来往，做联络工作，后来回堂邑县教书。在堂邑教书的党员，还有鲍廷干、郭庆云等。
当时，我们和济南乡师的赵健民，和在家住闲的钱泊生（洪勋）、夏孟等，都联系起来。这样，聊城、堂邑、冠县、寿张，都以阳谷安乐镇为中心开展党的工作。
“中坚社”
1934年，我们组织了个“中坚社”。目的是通过这样一个“社”，团结抗日的先进知识分子（主要目标是教育界）。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经过“中坚社”的教育，然后择优吸收到党内。加入“中坚社”的，也有一部分人本来就是共产党员，像杨一斋、王筱湖、姚修文和我，等等。“中坚社”在寿、聊、阳一带，发展了几十人。
“中坚社”办了刊物，开了书店，发展范围比较广，影响也比较大。“中坚社”在阳谷坡里，在安乐镇，在七级镇，在阿城镇都有“点”。姚修文在七级镇，杨玉坤、涂士奇⑨在阿城镇。书店就办在阿城镇，杨玉坤负责。涂士奇是阿城镇西庆德药店的，人社后就在书店活动。这书店是“中坚社”的联络点，也就是党的联络点。
后来，为“中坚社”性质问题，争执很大，长时间定不下来。因为不少人转党时，把加入“中坚社”一段，记入党龄。他们说，当时我们知道“中坚社”是共产党办的，我才加入的。我不管社不社，要不是共产党，我还不加入哩。1942年组织上做出结论说，“中坚社”是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不是党，加入“中坚社”，只能算斗争历史，不能算党龄。人社前是党员的，算党龄；入社后转党的，转党以后算党龄。
我讲“中坚社”的活动，这是重要的一节。在于说明，1935年前后，我们和上级党失掉联系后，并没间断党的活动。“中坚社”的活动就是历史的见证。
找关系
1935年，盛北光在聊师，放寒假回到家乡阳谷，说濮县一带有党的关系，让我们设法去找。当时没有任何介绍信，濮县这么大，哪里去找！正好那年我在阳谷城里崇实小学教书，暑期去参加寿张小学教师训练班，我发现训练班两个同学的言谈举动，有点像共产党员，一个叫张××，一个叫魏××。他们在濮县。于是，就叫盛北光带上我的介绍信，到濮县古云集找张、魏，并企图通过他们找到党的关系。但张、魏他们说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也不知道此地有共产党。后来，魏领着盛北光到陈家楼找张成一@。张成一确实是共产党员，还是濮县党的负责人。不过，张成一一看盛北光是魏领来的，就有些不便接待了。他说，他也没有党的关系。咱都找吧！你找到告诉我，我找到告诉你们。
就这样，盛北光跑了一趟濮县，也没找到党的关系。盛北光说：“不行，张成一不承认，张、魏又都不是党员。”
说实在的，当时我们望风捕影找党的关系，是很冒险的。如果张、魏是叛徒，一告密那不就糟了。但也说明我们找党的心切。不过还好，盛北光顶风冒雪安安全全回来了，这时快到过旧历年的时候了。
这一年，忘记几月了，到徐运北家里开会，成立鲁西北特委，我分工为宣传部长。但事后并没到特委工作，宣传工作由钱泊生⑩兼管。1938年我才到特委机关工作。
恢复了关系
1936年春天，赵健民从济南到鲁西来了。通过王福昌介绍给我，然后他到濮县寻找党的关系，到濮县，确实找到了党的关系！
前不久，河北省委派黎玉来濮县，在古云集南面的徐庄扎下，搞均粮吃大户的斗争。徐庄党支部是个很老的支部。赵健民就在徐庄找到黎玉。从此，山东的党与北方局接上了关系。
黎玉受北方局派遣到济南，建立了山东省委。黎玉为书记，后来张霖之任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而后，组织部长由程照轩担任），林浩@任宣传部长。
鲁西一带的党组织，从这时起，由刘宴春@负责领导。从这时起，我们就正式恢复了党的关系。
这里特别要指出，赵健民同志在山东党的历史上起着特殊的作用。1933年，宋鸣时叛变，党组织被破坏得七零八落，赵健民跑遍山东，利用亲戚、朋友、同学、同乡、同志这一切关系，把所有失掉关系、散落的党员，联系起来，建立了山东临时工委。我们——就是他先找到徐运北，又通过王晋亭@找到的。
健民同志担任临时工委组织部长，又到冀鲁交界找党的同志，使整个山东党和北方局、党中央接上了关系。健民这个人，对党做过这么大的贡献，从不居功骄傲，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是值得学习的。
解聘后，教“幼儿园”
1936年正式恢复了党的关系。我们活动的就更积极了。在阳谷城里崇实小学，我的身份又暴露了。校长李约三和我是亲戚，这个昏庸老朽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崇实小学，实际上是军阀军长范××办的私立小学。李约三当代表，维护封建统治。
我在崇实小学教书，为了取得李约三的信任，能站住脚，有个掩护，便于革命活动，我就干会计、干事务，一星期还教二十四节课。那里有这样的教员！可他每月仅仅给我十九块钢洋。
同事中有个叫张子化的，是个国民党顽固派，太坏了。他发现我订阅的进步书报多，来往的人多（来往的人的确多，一到星期六，屋子里放满自行车，像开车铺的），聚会多，他不敢直说我是共产党，却说我是什么“人民阵线”。他对李约三说：“申云浦广交际，也不能这么多朋友呀！申云浦教书怪好，但他是一个危险分子！你这庙装不下他。将来给你惹祸的准是他，趁早让他走开。”
放寒假时，李约三对我说，他这庙里盛不下我这尊神，叫我趁早走开。他煞有介事地说：“闹半天，你是个‘人民阵线’啊！”我说：“什么‘人民阵线’不‘阵线’的，救国无罪。可以解聘我，开除我，但不准胡说八道。”就这样，我又离开了崇实小学。
经李约三、张子化一宣传，在阳谷教育界谁也不敢用我，说我是赤化分子。袁晓吴和我是很要好的老朋友，在我被解聘以后，都不敢用我，不敢让我到他任校长的第一小学去教书。
我对晓吴说：“这么好不好？你第一管饭吃，第二管烟吸，我给你教书，不要工钱。”最后他同意了。可是，他有他的办法。他不让我教大学生，而从一年级学生中拣四、五岁的，分出四十多个，成立一个班，交给我教。他暗自得意：这一下，对“幼儿园”的娃娃，可不能宣传共产党了吧！我会弹风琴，唱歌、舞蹈都能教。干了个把月，鲁西特委就调我到博平，开展鲁西北工作去了。
一年两次当灾民
1937年春天，一到博平，就恢复了谢鑫鹤的关系。很快把还驾店小学“赤化”了，教员差不多都成了共产党员了。
那时，茌平、博平、清平、高唐，都有“点”。茌平琉璃寺乡农学校有段缄三；博平有谢鑫鹤；清平城里乡农学校发展了黑伯里；高唐乡农学校有赵英斋。在博平，而后又发展了胡洋声、陶东岱、王怀远。
放暑假，我回阳谷后，组织上又派我去寿张开展工作。竹口镇小学校长是我的同学，忘记他的名字了，家是小地主，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他要外出学习，就请我代理他那个小学校长。我在代理校长期间，在竹口镇、莲花池又发展了一些党员，张惠民⑩就是其中的一人。
在竹口镇小学期间，闹地震没有砸死我，黄河发大水把我淹出来了。学校被水泡倒了。我把学校的檩梁、门窗、桌凳捞到一块，拴在树上，就走了。
我从寿张又回到博平，和谢鑫鹤一起，我们以支部为核心，以党员为骨干，团结教育界，领导了小学教员罢教。要求提高薪水，改善教员待遇，反对外号叫“王家兔子”的博平教育局长王天翼。闹着闹着，“七七”事变爆发，国民党军南退，王天翼也跑了。但罢教在当地影响很大。
接着，又发了大水。从莘县过来的大水把学校包围了。我们组织当地农民围村打堰，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博平不比黄河边的寿张，这里农民没有防备大水的思想和物资准备。没有船，出门就用两捆秫秸绑住一口缸，坐在缸里来来往往。
阴历十月，我从博平南门外上了小船，一气撑到阳谷七级镇，后来安乐镇。回到家乡，转入开发游击战争的工作了。
那时，地下党同志有社会职业的，发薪之后，除吃饭买书之外，都交给党组织，养活职业革命家和做党的活动经费。像赵健民、刘宴春这些同志，都是职业革命家。他们生活苦得很。健民穿的背心，跟鸡啄的一样，密密麻麻，净洞洞。他到我那里，都没法径直见我。他衣服烂到肩膀，露着黑膀子。我是教书的，很体面，要进去一个穿破衣烂衫的人找我，我不好向同事们介绍，不利于掩护。健民只得抱着胳膊进校院，到我屋里，先用我的衣着把他“武装”起来。这才可以向别人介绍说：“这是我的同事。”刘宴春到寿张来找我，都是先把学生叫出去，对他说：“去叫你申老师出来。”等我拿出衣服来，他到高粱地里换上，才进学校。这些职业革命家，整天奔波，席不暇暖，弄得泥头泥脑，艰苦至极。虽时隔四十多年，当时情景，犹历历在目。
拿起武器打游击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南退，鲁西陷入混乱。
前面说过，我撑船从博平回到阳谷，就回家了。在这前后，我曾到济南参加过会议，由省委宣传部长林浩同志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以后又由刘宴春传达刘少奇同志指示：脱下长衫，到农村去，拿起武器打游击。我们响应了党的号召，就在家乡组织游击队，开始是号召农民拿起武器，组建自己的基本队伍，同时争取、改造一部分土匪——把土匪武装改造为抗日武装。
当时是土匪遍地，司令如牛毛。只有在聊城的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范筑先是有正义感的人士，坚持守土抗战。这时山东政训处也派了二百多人，来第六专署建立政训处。政训处派来的人员大多数是京津流亡学生，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山东省委为了同范筑先进行统一战线，支持范抗战，派张霖之为省委代表，来聊城加强党的领导，开展党的工作。鲁西北特委就掩护在六区政治机关之中。
自己的队伍没集合起来 又做争取改造土匪的工作
我们自己发动的基干队伍，规定某一天在安乐镇集合。恰恰在那天，日本飞机到安乐镇低空盘旋。当地民团团长和地主们代表人物，可吓坏了，就利用扶乩、下神的办法，要把我赶出安乐镇，破坏游击队的集合。
他们问“关公”：“申云浦在这里拉大旗，好不好？”“关公”回答：“大事不好！”后来，一群黄沙会徒众，喝了符，念了咒，迷迷糊糊地从南街到北街，扯着嗓子喊：“抓申云浦！抓申云浦！”
事前，早有人送信，说黄沙会来抓我，要我快跑。我跑了，没抓住。可是，这一跑，我们游击队没办法按预先的约定在安乐镇集合了。
那时，我们已争取了布永言——外号叫“布大眼子”的土匪武装，成立了第五游击大队，布永言任队长。我们的队伍没集合起来，就把动员好的一部分农民，拉到“布大眼子”那里集合，拿起他们的武器。就这样，把武装搞起来了，有百十条枪。
土匪队伍哗变
布永言是牲口经纪，认识很多土匪，他本人不是土匪，是个大“青皮”。把他的队伍集合起来，驻在阳谷西关。当时阳谷已建立了抗日政权，范筑先委任了第一任县长——徐茂里（徐森）。我们的政治部，实际上就是党的机关了，住在阳谷城里。
1938年1月，我们派政工人员到布永言的队伍里去，建立了政工制度，进行整训，加强群众纪律，不准拉老百姓的猪，抓老百姓的鸡等等。这一整顿不要紧，他们哗变了，把队伍拉跑了。
布永言跑到莘县去汇合各路土匪，在阴历二月二晚上，从阳谷西门打进城内，沿街嗷嗷喊叫，随便开枪。他们先占了县政府，后包围了西街小学。我是县委书记，正在西街小学办政训班。政训班学员推我为代表开学校门，没等我开门，土匪就把门踹开了。一进门，朝我“嘭”的就是一枪。他们喊：“小舅子，把枪拿来！”我说：“这是些学生，没枪。”那时刚下了雨，地上很滑，我没留神，一下子滑倒了。可巧，这时李钟洪（我动员出来的一个农民）进来了。他一看是我，就说：“二叔，你怎么在这里？”我说：“你不知道？我把你动员到布永言部队里，我就在政训处。”他说：“那好，快起来。”他给我找了个地方歇息。我说：“赶快给我弄饭吃，送我出城，我要赶快到聊城去。”
我到聊城后找着张霖之同志，报告了阳谷的情形。范筑先司令接着派兵包围了阳谷城。没打，谈判达成协议，和平解决。我们进城，把布永言的队伍改编成第十九支队。
县长换人，阳谷变质
范筑先那里分两派：一派是政训处（后改为政治部），由我们共产党控制；一派是参谋处，由国民党控制，参谋长是王金祥。
这次土匪进占阳谷，成了顽固派的借口。王金祥说：“你共产党的政权，被土匪拿去了。”他在范筑先那里挑拨，撤了徐茂里的阳谷县长的职，换成了王金祥的人——张维庠（化周）。
阳谷县在徐茂里当县长的时候，利用政权搞抗日武装，叫民间摊派枪支，建立了县游击营，四五百人，都有枪；另外还建立了个特务大队。特务大队比较可靠。大队长赵晓舟、副大队长顾寿祯，还有公安局长熊义五，都是我们的人。阳谷县长易人后，处处限制我们的活动，把我们的中队改成连，把我们的人调换成他们的人。被逼迫得没办法，没请示特委，我叫顾寿祯带着特务大队个把连离开阳谷，合并到我党领导的十支队去。为此，我们还挨了王幼平同志的一顿批评。因为未经请示，我们就单独行动了。
我们走后，剩下的人改编为保安大队，头头全换成他们的人。本来这个游击营就靠不住，因为枪是摊派来的，人也是摊派来的，派壮丁搞起来的。这样一来，就更靠不住了。
顽固分子搞摩擦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到鲁西后，先在曹县，后到阳谷张秋镇，建立了个鲁西行辕。范筑先前面抗战，沈鸿烈后面捣乱，挖范筑先的墙根。这还不算，还煽动安乐镇东边一个丁家庄的“忠孝团”、反动的黄沙会头子刘青峰、刘青岚兄弟反对我们。叫嚷：“范筑先的人从这里过，就铡了他。”其实“忠孝团”完全是由沈鸿烈的省政府民政厅长李树春和阳谷地方国民党的顽固分子朱子梅等人煽动起来的，这已经反映了国民党省政府沈鸿烈同抗日专员范筑先的矛盾，实际上是同共产党的摩擦。
这时，在阳谷，国民党对我们的摩擦，已经很露骨了。我党以政训处为代表，国民党以动员委员会为代表。动委会的头子是刘建高。刘建高是我的老师，是国民党顽固派，十分反动。记得他当时曾吹胡子瞪眼地说什么：“申景玮，共产党？我这老师也没教他共产党！”我传话说：“共产党还得叫你刘建高教出来吗？”动委会都是当地的地主老财，老拔贡张绍堂和国民党熊纪明、朱子梅拧到一起。因此，当时动委会比较得势，我们的政训处被排挤出阳谷，但阳谷党组织仍继续顽强战斗着。
红五月，大发展
1938年，鲁西党组织决定来个红五月突击发展党，建立各县党组织。党员成倍地增加，如阳谷在五月前只有几十个党员，五月后发展到一百多，几乎各区都有党员，先后建立了区委。接着正式建立阳谷县委，我为县委书记。
鲁西党的这个决定很重要，很正确，经过红五月突击，给党的发展打了个好的基础。
红五月突击后，八、九月间，把我从阳谷县委调回鲁西特委，任特委宣传部长。特委组织部长本来是张丙元，他没到职，特委撤到冠县后，丙元才到。
11月14日晚上，我奉命带着特委机关人员，用小杠车推着档案文件，离开聊城，经堂邑到冠县，住在冠县南街。15日，聊城失守。
1938年间，我到冠县后，改任特委民运部长，同时兼任公开职务——鲁西北抗日联合会主任。
开辟运东工作
1939年春，党决定开辟运东地区工作，鲁西北运河以东地区，称运东地区。我和徐翼同志，每人带一把匣枪，到运东建立运东地委，组织抗日游击队。我任地委书记，王镜如任组织部长，黑伯里任宣传部长，徐翼任军事部长。半年以后，组织起第四游击大队。这个四大队，在聊城、阳谷、东阿颇有名气，打过聊城花牛陈，打过反动会道门，搞了些武装，拔了些据点，搞了些钱。但我们那年冬天没舍得做棉衣，用这些钱办了个炸弹厂，设在东阿县的官庄、赵寺。我们以为有了炸弹厂，拔几个据点，就会要钱有钱，要枪有枪。结果怎样呢？我们正在紧张筹建时，敌人一个扫荡，给“包圆”了，工厂机器被破坏了。后来打了几个据点，还是穿上了棉衣。
而后，在运东地区建立了第四军分区。一、四分区合并后，改为第六分区。第四大队也同其他武装合并改建为第六团。
这时，范筑先牺牲了，国民党跑了。我们一面搞武装，一面建政权。这年，在阿城镇，又建立了阳谷抗日县政府，县长为齐南峰。
1939年11月前后，我奉命离开运东地委，到运西地委任书记。这个地区包括郓城、汶上、寿张、鄄城、濮县、范县、观城和南华（菏泽北部）。
1941年下半年，我身体不大好，鲁西区党委调我到宣传部任副部长，从此我便离开了我的家乡。
